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王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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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良渚文化为例，首先，良渚文化中那些被称为可能是“王墓”的墓葬，从墓地的结构是看不出有王墓存在的。以反山墓地为例，因为反山墓地12号墓因随葬品最多，并随葬有刻着“神徽”、

号称为“琮王”“钺王”的玉琮和玉钺等，这种墓被好多学者说成是王墓。但我们从发表的墓穴平面图看，12号墓的墓穴并非当时最大的墓，第二呢？它甚至有可能还略小于位于它两旁的16、17、14号墓，

也有可能略小于位于它之北的20、23号墓。从随葬品的数量上讲，20号墓随葬陶器2件、石器24件、象牙器9件、鲨鱼牙齿1枚、玉器170件（组），以单件计为511件，共计547件。

大概在随葬品的数量上，20号墓与12号墓的差别并不大。在随葬品的玉器种类上，20号墓也是各种种类都是齐全的，不但有玉璧、玉钺、玉琮，也有玉冠状器和玉三叉形器等，

在玉钺上也附有装饰的铺介。所以，虽然12号墓略微居中，但是确实看不出12号墓是一种至尊式的安排。所以，在良渚文化的反山墓地中，我们看不出12号墓处于一个至尊的地位，

所以，在反山墓地中尽管12号墓的地位有可能最高，但它与同列的M16、M17、M14以及北列的M20、M22、M23诸墓之间的差距，我们看不出是君王与臣下之间的差距。

所以，在有的论述中，瑶山墓地也被视为是“王室墓群”。据简报，瑶山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也是被盗的12号墓，被盗以后，后来由余杭县文管会追回收集的不少，

收集回来的玉器达344件之多，其中因大量的是玉管和珠，实际有41件（组）。而该墓地的7号墓，随葬器物160件（组），其中玉器达148件（组）。所以，在随葬品丰富程度上，

很难说12号墓胜过7号墓。12号墓的一件玉琮上刻有兽面纹或称简化了的神人兽面纹（M12:1），但在10号墓的玉琮上（M10:19）也有这样的纹样，

2号墓出土的“玉冠状饰”（M2:1）上更刻有逼真的神人兽面复合图像，7号墓（M7:34）玉琮上的兽面纹样，也是属于精品。因而在玉器的精美和宗教意义上来说，也不能说12号墓就能有多少突出之处。另外，在墓葬的排列上，7号墓与12号墓并肩和其他几座墓排在一起；在墓穴规模的大小上，12号墓与2号、7号、9号、10号、11号墓等，也是不差上下。

可见，瑶山和反山的情形一样，我们看不出12号墓或7号墓就一定是王墓。其次，我们知道，在王国中，王位和王权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是世袭的，但我们无论是在反山墓地、瑶山墓地，或者良渚文化的其他墓地，

都看不到有集于一身的最高权力被世袭的痕迹。第三，假如反山、瑶山都是王室或王族墓地，那么，在两地相距仅为5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两座王陵、两个王国，整个太湖地区又不知有多少王国存在，所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假如说在5公里的范围内有两个王国的话，

其各自供养生息的土地有多大？那就没有多少土地来供养这两个王国了。各自的领域又在何方？两王国只能不断地相争相斗，永无宁日。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把良渚文化作为王国文明，而把它看成是一种邦国阶段的文明，

那么，用邦国来解释良渚文化的一些现象，要比用王国的框架来解释顺当得多。第一， 在良渚文化分布的各个地区，那些距离较远但规格等级相近的良渚大墓，我们都可以视为各个邦国的大墓。结合良渚文化区域类型的划分，各邦国也许与各地方类型有某种对应关系。

而又由于良渚文化在玉器、陶器、石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相当多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良渚文化诸邦国就可以看成是具有同宗或者同盟关系，其中，以大观山果园为中心的邦国，或许一度是这个同宗同盟邦国集团的盟主。第二， 在每一具体的邦国内，例如以大观山果园为中心的邦国，

其结构是大观山果园遗址为该邦国的都邑，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中心，在它的周围，既分布有诸如瑶山、汇观山等贵族聚落，也散存着像庙前、朱村之类的普通村落，呈现出一种多级的聚落形态与多级权力结构相结合的态势。第三， 邦国的权力机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在权力结构的顶端，因战争、宗教、公共工程、邦族事务等等，权力集中于某一些人乃至某一人的时候是有的，但因尚未世袭化、制度化、结构化，所以，作为支配者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一个支配阶层而不是君主式的个人；所以，在最高支配阶层中，以某人为首的情形应该是有的，

但他的地位既非世袭也非固定不变。这样，在墓葬中我们就看不到与其他贵族十分悬殊的王墓的存在，而看到的则是作为最高贵族阶层的墓葬和墓地，尽管其中还可以互有差异，但不是根本性的。所以我们说，

良渚文化时期只是邦国而不是王国，应该说是正常的。在良渚之外，中原地区的陶寺、古城寨等遗址，以及山东、湖北、四川成都等地龙山时代的某些遗址，情况也都是这样的，都有进入初始国家的例子，

也处于邦国而非王国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最初出现的国家本来就是小国寡民的邦国，王国是在邦国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先有萌芽状态王权，然后才走向王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从邦国到王国的演进是需要时间的。

龙山时代黄河、长江流域“邦国”格局的出现，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和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

我们说，在夏王朝之前的龙山时代，

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这样的话，就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

但当时也不是多数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转向了邦国，转变为初始国家的邦国应该还只是它们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文献上所谓“万邦”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情况应该是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

这应该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状态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的。在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的当中，应该说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于初始国家即邦国，而大部分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

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形态，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形态的秩序。在文献上，我们说尧舜禹时代，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鯀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

以及太皡、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当时可能已经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应该说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从文明化进程的角度来讲，

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非国家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可以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或者是文献上所说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我认为，

它们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进入了早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的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呢？因为它们不是只是一处进入，各个地方都进入到了文明社会，所以，它们这个时候国家应该是一批，但是这个一批正好跟史书里面所说的当时的“万邦”

因为“万邦”形容其多，这是有关系的。但是“万邦”这个词呢？也是言过其实了。所以应该说是一批进入了文明社会、进入了初始国家，而不是一个，但这个一批里面并不表示当时到了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

也就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前呢，并不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有的部落、所有的中心聚落、所有的村落、所有的地方都全部进入了国家的阶段，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这个阶段，而是说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里面也是代表了一批。

这是我们从现代考古发现的这些遗迹里面，通过墓葬的规模，墓葬的等级的划分，以及通过城址的发现，城址里面又通过大型宫殿遗址的发现，

来确定我们说应该是在传统上所说的夏王朝之前，中国就进入了早期的国家形态，早期的文明形态。这种国家是一种邦国的形态，而不是属于王国形态。我们刚才通过良渚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是找不出它当时有王墓的存在，也找不出有世袭的王权的存在。

从权力结构而言，前国家与邦国的区别在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在于有无真正的王权。以上我们是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谈的，就国家社会的邦国

较史前时期的“中心聚落”或“酋邦”，我们说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真正的王权。这里我们再强调一点，那就是

前国家与邦国的区别在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真正的王权。也就是说，前国家的状态就是部落、或者酋邦，我用的词是“中心聚落”形态。这个阶段它应该是没有强制性权力机构，当权力性机构出现以后呢？这样的政治时期，就应该是转入了邦国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转入了最初的国家形态，初始国家形态。

邦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应该走向了王国，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呢？王国里面有真正的王权，邦国有的有可能只有萌芽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雏形的“王”存在，例如根据甲骨卜辞，在先商时期的商的先公先王中，

有称为王亥、有称为王恒，就是说已经有王的称谓了。但是王亥时商族的首领虽然称为“王”，但这时的“王”与成汤以后的商王是不同的。其不同点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先商时期的“王”，只是王之雏形，故其王权也是一种萌芽状态的王权。二，这种萌芽状态的王权也只是体现在商族社会内部，并没有支配邻近的其他邦国或部落，也未形成其他邦国或部落对自己的称臣、纳贡。还有，单就王亥时“王”的观念来讲，

更多体现的是宗教性，这也属于雏形状态之王的一种表现。例如，在甲骨文中王亥之亥字，除了写作亥以外，有时在亥上，也画一个鸟形。这种王亥的亥字上带有鸟形的甲骨文，

胡厚宣先生曾认为是以鸟为图腾的图腾崇拜。我个人认为，商族历史发展到王亥时期，理应已越过了图腾崇拜阶段。而且无论是王亥之前的商的其他先公，还是王亥之后的先公先王，都不见在他的名号上冠以鸟形，

只有王亥在亥字上加上了鸟形。对此，除了从图腾的遗迹考虑外，我认为还可以做出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这时的“王”只不过是具有鸟的神性之王，是一种神王。我们说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商王朝的商王，他活着的时候，扮有人与祖神之中介的角色，只有死后才升为神灵，具有颇大的神力，可以为害、降祸于活着的王和族人等。而王亥则不同，根据《山海经 大荒东经》说他两手握着鸟，

甲骨文中他的名号上也加上了鸟形，这表明在商人的眼里，他活着的时候就具有鸟的神性，他死后则更不用说了。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在商人看来，王亥是第一个被称为“王”的首领，但由于此时的“王”所具有的力量中，主要是继承了崇拜鸟的神性和神力，所以此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性。

所以跟我们后面所说的到了成汤以后，商的王表现出很大的权力集中性是有差别的。好，我们这一讲先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