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在红山与良渚的废墟之上崛起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作者 | 朱乃诚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学探索，已经形成了许多认识，但形成较为系统的对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的研究认识并不多。笔者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

关于最早的小区域文明，目前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比较清楚的，主要是陶寺文明。

（一） 红山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红山文明，是指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360 年至公元前 2920 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辽西地区牛河梁遗址群诸地点的上层积石冢的有关遗存，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大型积石冢坛、阜新胡头沟积石冢、凌源田家沟多处石棺墓地，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草帽山积石冢等，还有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的河北省平泉县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存，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勾云形玉佩、兽面玦形玉器等遗存，以及近年来发现的辽宁省朝阳龙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这些遗存几乎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显示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大致都经历了红山文明发展阶段。而目前的发现则以牛河梁、东山嘴、田家沟、草帽山、半拉山等遗址所处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遗存最为丰富，揭示的也较为清晰。其中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分析这些遗存，可以将红山文明分为前后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红山文明的不断发展阶段。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开始出现大型积石冢，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其中心大墓的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出现了随葬玉礼器的现象，玉礼器的种类与器形也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演化。

第五段是红山文明的衰落阶段。红山文明的衰落，是从出现专用武器——玉石钺开始的。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的基础与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影响与冲击。

红山文明的社会基本特征，最主要的也有三项。

第一，形成了等级化社会。依据牛河梁遗址群的发掘成果，可以分析出红山文明的社会分层至少存在着六个等级，社会组织至少存在着四级。具有四级组织六个等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等级化社会。

第二，形成“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牛河梁遗址群属第一等级的中心大墓有三座，分属红山文明的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只有一座。第四段尚未发现积石冢中心大墓，第五段可能不存在积石冢中心大墓。这反映了在红山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一座。这充分说明了红山文明存在着“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

第三，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红山文明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使其社会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如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积累有限，但社会等级却表现得十分清晰。又如在

红山文明高度发展的第二、三、四阶段，不见武力现象，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行为，但却存在着“一人独尊”的个人集权现象。还如红山文明的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但玉器制作却十分精工，如兽面玦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斜口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双熊首三孔玉梳背、玉人、玉璧形饰、玉龟、玉鳖、玉鸮、玉蝈蝈等，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财富。这些特殊现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象都与当时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

这些信仰活动可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使得其社会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

红山文明的三项基本特征，最具特色的是第三项，即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发展到第五阶段，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弱化，维持其社会稳定的法则削弱而缺乏约束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社会出现武力现象，发生动荡，“一人独尊”的现象也随之消失，红山文明自然就开始衰落并且逐渐消亡。

红山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其是一个不成熟的文明，也是一个不能延续的早期文明。由于红山文明是建立在神化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础上，没有形成国家组织的管理机构，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迟缓，社会组织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的文明社会，虽然存在“一人独尊”“惟玉是葬”的现象，但基础薄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当资源匮乏、环境发生变化、社会失去凝聚力之时，自然会随之衰落。同时，其尚未出现王权与王室现象，不属王国文明。所以，可以称为“古国文明”，是我国“古国文明”的代表。

（二）良渚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 至公元前 2300年之间。

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良渚城址，包含城内的莫角山“ 宫殿区 ”、反山“王陵区 ”、姜家山“贵族墓地”，以及城外西北部外围以老虎岭为代表的高坝系统、以鲤鱼山为代表的低坝系统，其共同构成了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此外还有良渚城址附近的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墓地、玉架山遗址群，以及上海市青浦福泉山、江苏省武进寺墩等重要遗址。

良渚城址外围由 11 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 100 平方公里，堤坝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100 年至公元前 2700 年之间。良渚城址内城面积约 290 万平方米。大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 7 个面积约 300 至 900 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现。反山墓地为一人工堆筑的上万立方米的土墩，面积约 2700 平方米，发掘的 11 座墓葬，以M12 规模最大。反山 M12 墓底筑棺床，随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 658 件，是至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为良渚文明的“王陵”。这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显示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具特色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的社会主要特征，有以下几项。

第一，出现成套农业工具，显示出原始农业发展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第二，大批精致的玉器、精美的漆器、象牙制品、陶器等，显示了手工业种类增多以及工艺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显示出有许多人员进入手工业制作领域。

第三，祭坛、玉器、玉器上的神人图案等反映的精神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十分频繁，祭祀活动形式高度一致，显示形成了统一的精神文化意识。

第四，玉石钺流行，有的墓内随葬数十把玉石钺，显示社会崇尚武力，战争频繁。

第五，反山墓地及 M12 等大墓的出现，显示出“王陵”特点及“王权”的形成。规格最高的玉琮与玉钺在该墓中共存，显示神权与军权合一，并且是良渚文明“王权”的主要特征。

第六，“宫殿区”、普通建筑，以及“王陵”、“贵族墓地”、普通墓地等，显示了社会成员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

第七，工程浩大的城墙的营筑、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的形成，以及良渚遗址群密集的分布，显示了其人口众多，以及对人力资源调配使用的组织机构的存在。

这些特征表明，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2300 年间，在太湖地区存在着一个原始农业充分发展与手工业发达、精神文化意识高度统一、富有祭祀与战争特色、具有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权威及各级管理机构的文明社会。所体现的是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的产生，这恰恰在反山 M12 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出土的大玉琮与大玉钺及其上的神人图案。（见下图）

大玉钺是用于指挥战争的，是军权的代表，大玉钺上的神人图案的含义，可能是战神。玉琮则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也是权力的象征，具有权杖的含义。大玉琮上施刻神人图案可能表明进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良渚文明还向外部扩张，文化影响与势力所及，到达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范围达小半个中国。但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良渚文明开始衰落，而且在太湖地区没有出现新的文明社会替代良渚文明，直至公元前 2300 年前后良渚文明完全消失。其衰落的原因，可能与社会组织机构不完备、社会无序的发展、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频繁的掠夺性战争又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北部文化势力南下太湖地区等因素有关。

良渚文明显然要比红山文明进步，但其社会管理机构不完备，不能调节社会无序的发展，虽然形成了“王权”这一“王国文明”的特点，但没有形成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当“王权”无力控制社会无序发展时，一旦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文明社会自然会自行衰亡。良渚文明实际是我国“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阶段的代表，可暂称为“古王国文明”。

（三）陶寺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45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宫城）、大型窖西藏、6 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内有宫殿建筑基址，并发现豪华建筑上的几何形花纹的白灰墙皮。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西藏，位于早期城址的东南，面积约1000 平方米，其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大者边长 10 米左右，小者边长约5 米，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西藏及众多粮仓性质的窖穴，正好与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能够互相对应证明。

陶寺文化早期的 6 座大墓，仅一座未被扰乱，有 4 座大墓随葬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 6 座大墓，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精致。不仅有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而且大都还有木俎、木匣、成套大型石厨刀、石磬、土鼓、鼍鼓随葬。其中石磬、土鼓、鼍鼓是大型礼乐器，石磬长约 44至 95 厘米，土鼓高约 45 至 142 厘米。完整的鼍鼓高约 1 米，鼓腔外表施彩绘图案。这种大型礼乐器还组配使用，组配形式通常是 1 件石磬、2 件鼍鼓、1 件土鼓。这种使用大型组合礼乐器随葬的现象，在商代仅见于王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这 6 座大墓是当时王室成员的墓葬，彩绘蟠龙纹陶盘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面积约 280 万平方米。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基址，面积为 286 平方米，上有三排残存 18 个柱洞，是柱网结构明确的殿堂建筑遗迹。在夯土中还出土了铜器残片及两处奠基的人骨架。2002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两大块装饰绹边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灰白墙皮。

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在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就已被扰乱破坏，尤其是墓室正中的棺室被捣毁，棺内的贴身随葬玉器等情况已不清楚，残留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 46 件，以及遗留在扰坑内的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 20 件。在棺室四周未扰动部分及壁龛内出土随葬品 72 件（套），包括彩绘陶器 8 件、玉石器18 件（套）、骨镞 8 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 10 头、公猪下颌1件。

陶寺文化早中期这些高层次、高品质遗存的发现，反映了陶寺文明的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中期集祭祀与观测天象的建筑基址，显示当时可能存在敬天授时以发展农业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陶寺文化中期观测天象的遗存及其知识，不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突然出现的，推测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又如陶寺文化中期的手工业区的发现，显示当时对手工业进行了集中管理，而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各种精致的彩绘陶器、木器、漆器、玉器等，也显示陶寺文化早期的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

第二，初步形成了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西藏显示粮食储备管理体系的存在，而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则显示当时对粮食储备及管理的重视。这是防范粮食资源风险的重要措施。

第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现象，权力体系已经形成。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宫城、中期的大型宫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

第四，初级“礼制”已经形成。如出现了 1 件石磬、1 件土鼓、2 件鼍鼓这种固定配套组合的大型礼乐器，而且只有“王室”大墓才有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与大型漆木器、粮仓模型等豪华器物随葬。显示出社会制度正在建立。

第五，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如少数大墓、中型墓以及数以千计的大量小墓，其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判然不同。还有被杀殉用于奠基或祭祀的人骨，社会分层至少存在四个以上的阶层。

上述表明，在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重农务实的社会风气、礼制与等级等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王权与王室文化等现象，以及尊卑有序、崇龙尊王等规范行为的思想意识都已经形成，文明已经诞生。陶寺文明具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征，以及较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或国家管理机构，所以，可以将陶寺文明视为王国文明。陶寺文明是目前认识的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30 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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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而中原“王国文明”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其所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这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显示，先是小区域内形成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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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学上揭示的可以与“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并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而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以“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为代表。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 ，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

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两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

本文作者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信息中心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