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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的起源，众多的学者有许多论述，林沄在《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一文中对国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进行了总结。 苏秉琦先生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四十周年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而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把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的更成熟的国家，包括像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代表的政治体也都称为“王国”。赞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名之为“古国时代”。 张忠培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概括中国的文明时期为三期五段，即“一曰方国时期，或亦可称为古国时期。此期可分为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和龙山时代或尧舜时代两段。二曰王国时期，夏商和西周存在区别，可分为夏商和西周两段。三曰帝国时期”，指秦汉开始，而把东周大致作为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5。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认为文明经过“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 比较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器，认为代表1周昆叔、张松林、张震宇等：《论嵩山文化圈》，《中原文物》，2005年1期。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4三个不同类型。“如果说他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王巍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一文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邦国、王国、帝国2。认为“邦国”是从龙山时代开始的。他总结邦国阶段国家的特点是：“①王的出现；②官僚机构已具雏形；③神权具有相当的地位；④阶层分化严重；⑤血缘组织仍然基本保留；⑥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频发，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统治和从属关系。”所以他所说的“邦国”和苏秉琦原来的“古国”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也并不因此否认“古国”的存在。所以在2015年8月由内蒙古敖汉旗举办的红山文化大讲堂上，还是说在“五千年前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四千年前西辽河流域文明出现挫折，开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影响，开启了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过渡”，即沿用了红山文化晚期是“古国”的说法。 王巍所说的“王国”则包括了夏、商、周三个王朝。他指出这时的国家有六个特点：1.王的权力比邦国阶段有了较大的加强，集军权和王权于一身，有很高的权威。但还要受高级官僚和王族长老的影响和牵制，未达到下一阶段的皇帝那种权威。2.血缘关系仍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与地缘组织结合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邑、聚。3.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结合形成公墓与邦墓的制度。4.夏商时期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不很大，周围方国有相对独立性。西周分封制后，王朝控制范围大大扩展，被分封诸侯成为王朝的屏障。5.出现比邦国阶段更为固定的官僚机构，并在西周日趋完备。6.神权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郑州地处于环嵩山文化圈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特征。 从旧石器中晚期开始到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李家沟遗址，发展到仰韶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大幅增长，郑州区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共有190余处，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5301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城址和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大型遗址，进一步反映了郑州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即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之一。 龙山文化时期发现的新密古城寨遗址,位于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为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发现了一组龙山时代的大型夯土基址，还出土一大批石、骨、蚌、陶等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器；是龙山文化晚期考古的重大收获。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进入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夏王朝，郑州地区为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据史载，夏禹率民在伊河、洛河、济水和黄河中游一带治水有功，为民爱戴，被推荐为最高君王，定都阳城（今登封市告城镇一带）。同时在郑州地区的巩义、荥阳、新郑、新密、登封等地发现大批夏代时期聚落遗址，均证明郑州地区确系夏王朝中心区。 商汤建国后，郑州地区是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区，郑州商城代表商代早期的重要都邑，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城址。继而到商代中期，商朝第十代王仲丁自亳迁至敖，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 从荥阳故城南、索须河南岸，小双桥、岳岗村周围发现的大面积祭祀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看，仲丁之都敖城应在古荥附近，综合观之，商代前期至中期，郑州一直为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根据学者关于国家起源阶段的划分，郑州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延绵不断，经历了从古国到王国的嬗变，是中华文明之源头，国家文明之滥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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