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原文详注

转自“译林论坛”


首先我复制季羡林老生前对严复的翻译理论的评价：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的词条《翻译》是他写的。
他在《我的学术人生》里写道：词条《翻译》“其中阐述了我对翻译的理解或者狂妄一点说，就是‘理论’”。我对翻译的理解是倾向于保守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古最长的翻译的历史，理论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但是我觉得，严又陵（严复字又陵。读者我注）的‘信达雅’仍然是平正公允的理论。现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翻译理论，其中故意标新立异而实则缺乏真货色也不在少数，这同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等等，颇有点类似之处。我们不应当惟洋是尊，跟在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转。如果有人讽刺我是民族主义，我也准备了一个现成的回敬：崇洋媚外。我最厌恶学术上的贾桂思想。（见季羡林《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现在再复制我的文章如下：
现在，有一些研究翻译的学术专著中不提或很少提严复和他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人们或者只讲外国翻译家的言论；或者只提自己在新世纪“创建的”新理论。甚至我们一直很少有人学习、引用、解释、研究严复译本《天演论》“译例言”的全文（见《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海岸选编。我打录的严复此文出自此书。但同一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第15页选用的片段标题为“译者例言”，但在同一书的第54页却为“译例言”。究竟孰对？待查。所谓“例言”、“凡例”、“序例、“译例”等，都是作者或译者对编排该书的几条规定。译者注）。这几天，我在书店喜读到了它的全文，当即抄录，回家后再全部打录如下，并加上“读者我注”，作为我初步的“读书随记”，以享（飨）网友，欢迎讨论、指教、补充与修正。严复（1854——1921，享年67或68岁）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出身中医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是名医。但他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穷，他不得不进免费的船政学堂，五年后（即1871）毕业后被分配在军舰上实习六年，1877年（23岁）被派往英国留学，先后进抱士穆德学院和格林尼茨大学学习。1979年（25岁）学成回国，先在船政学堂任教，后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以后陆续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翻译所所长）等职。1998年他的译作《天演论》出版，反响很大，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也”。之后，他还翻译了七部学术著作：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思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八部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均有译本，名为《严译名著丛刊》。书名原文我最近从刘季春《实用翻译教程》里读到，并引用于我的一篇文章里）。胡适非常佩服严复的译品，他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故其译笔信达雅三善具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剩义……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见《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47页）读了严复《天演论》“译者例言”，就更加同意胡适的评价。读者我最大的感受是：好的译文当然靠译者的翻译水平，但更靠译者“殚思竭虑，一字不苟”的科学精神和工作态度。此文共六段，但每段以“一”字开头。请读：
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中“信”最重要！特别是科技与学术著作的翻译。但“达”也同样不可少。读者我注）海通以来，象寄之才（“象寄之才”显然表示指“留学人士”，但为何说是“象寄”？是指“有宰相才能的人”？指留学的“精英”？我联想到了中国象棋的棋子“象”和“相”同义。我查过手头有的《现代汉语词典》，未见“象寄”。存疑待考。读者我注）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于斯二者则已寡矣！（“二者”指“信”与“达”。“达”指译文“通顺”。正因为“信”与“达”即“顺”兼顾也并非容易，至于“雅”，就是更高的要求了。读者我注），其故在浅尝，一也；（“浅尝”可能指对“信”与“达”没有下工夫，特别是对原文的思想内容钻研不深，理解不准。这当然部分地由于译者没有正确掌握与分析原文的语法结构和正确理解句子中所用词汇的意义，有的人不愿查词典，有的人死搬词典的解释，等。读者我注）偏至，二也；（“偏至”就是对“信”与“达”这两方面“走极端”，后来所谓“宁信而不顺”与“宁顺而不信”之争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这也就是所谓“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的绝对化，即主张纯粹的、绝对的“直译”或“意译”，结果把“直译”等同于“字比句次”，变成“硬译”、“死译”；把“意译”变成随心所欲的“胡译”和“猜译”。严复本人并没有提出“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后来的梁启超先生。他说：“翻译文体的之问题，则直译意译的得失，是为焦点。”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47页。再后来，翻译界就曾出现过分别以鲁迅和梁实秋两位先生为代表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激烈争论。时至今日，人们在阐述翻译理论、甚至某具体句子的译法时也还在继续经常使用这两个虽然不准确但很方便的概念。（“直译”、“意译”这两个概念，我认为是“模糊语言”或“模糊概念”，译者本人可以而且需要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但不要而且不该用来评论、指责别人的译文。读者我注）我的看法也见《略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一文。读者我注）辨之者少，三也。（根据上文，“辨之者少”或指懂得翻译、懂得“信”与“达”道理的人少；但根据下文，或指懂得所译作品内容或专业知识的人少。读者我注。）今是书所言（即《天演论》的思想内容。读者我注），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即赫胥黎。读者我注）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即“附加”或“增添”。读者者注）,不斤斤计较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可见严复的“信”，就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所谓“取明深义”，就是理解原文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即原作《天演论》的全部内容，而不是照搬原文语言形式的“直译”、“硬译”、“死译”。读者我注)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便取发挥，实非正法。（这四句如何理解？一种理解：因为主张表达要点或大意，就不说是在笔译，随便拿出一点就加以发挥，实在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看来是指他向来反对的林纾的口听笔译那种“意译”。但也可能是谦虚地说自己这样主张只表达原文的主要思想，而不说自己是“字比句次”的“笔译”、即用笔转移或转译原文。因为下文说“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读者我注）什（“什”表示“某”吗？或许就是“释”字，指佛教）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当时习惯在“例言”每一条前面用“一”。如杨树达先生
在他编写的《词诠》一书的《序例》中的“编篡大例”的七条前面都用“一”。读者我注）西文句中名物词（即所谓“物质名词”，或称“术语”。读者我注），多随举随译，如中文之旁支,(似在该译名旁边、即后面加以注释。待查《天演论》译本。读者者注)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使它成为意思完整的句子。单词、即“名物词”只表示概念，句子才表示相对完整的意思。这是语法书的句法对词和句子的定义。读者我注）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这个“字”，显然是指英语的“词”或“单词”。原文有的句子只用两三个字就译成中文。读者我注），多者数十百言（译原文的长句。读者我注）。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近来有一本翻译专著拿这四句说明“神似”的翻译主张。也曾经有人，比如有人据此要求译者动笔翻译前要先泛读全部原作。傅雷先生说他自己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但一般人的实际翻译过程是：先一句一句地翻译，遇到逻辑不通或前后矛盾时再回头校正修改。特别是长篇文章或一本书。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那么高外语水平，在动笔前经过泛读就能把原作的要点抓住，更不用说原作的“神韵”了！读者我注）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译者首先自己要弄懂原文深奥的理论，而且要尽可能让读者也懂。这对于学术著作的翻译，非常重要。严复很重视这点。读者我注），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这个“意”就是原作的“思想内容”，是他所谓“信”的对象。这里不包括其他因素。读者我注）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首先要正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然后要通顺地表达它。“达”是为了“信”，“达”是实现“信”的手段。联系到他在上一条写的：“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他关于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全面、非常正确的。读者我注）
一、《易》曰：“修辞立诚”。（近来我对这个“诚”字有新的理解。“立诚”就是“树立诚信”的作风。用在这里，是说翻译中的修辞、即译文的加工与润色，是译者为了忠实地表达出原作真实的思想感情。而这正是文学翻译的正常要求。但我两遍查阅《周易》和《系辞》，未见原文，只有内容近似的文字。我是《易经》的初学者，此问题只好存疑待考）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三者”指这三句话，或者指这三句话分别强调的“信”、“达”、“雅”。由此也可见，严复的所谓“雅”就是“文”，就是“文采”或“尔雅”。他首先强调“信”，认为是“大难”，其次强调“达”，最后才讲“雅”。读者我注）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可见，严复虽然这里是根据《天演论》这样内容深奥的学术著作总结翻译经验，但他是根据写文章与搞翻译的普遍要求提出“雅”字标准的。严复在本文最后又一次引用《易经》说明“雅”。他说的“《易》言丽泽”，“丽泽”就是指“文采”、“优雅”之意。读者我注）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指“义”与“词”。读者我注）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这一段的精神实质还是在于：严复用文言而不用白话翻译的理由是“为达”和“求达”。我们要看到严复当时汉语发展的现状和此书的主要读者群是习惯写文言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但他“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观点是真知灼见，可以适用与整个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甚至诗歌翻译。至于诗歌里讲究“形似”与“神似”的关系，请见我的《略论翻译的标准与方法》，此文作为《跋》最早载我与诗人曾凡华合译的《普希金诗选》。读者我注）不佞（ning意即“不才”）此译，颇贻贻艰深文陋之讥（比较成语“贻笑大方”），实则刻意求显（严复进一步解释自己选择文言翻译原作的理由：为了使原作的思想内容变得“明显”，为读者所了解。“显”是为“信”和“达”服务。读者我注），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即“名词数词”）格致（即“格物致知”）及一切畴人（现代叫“人类”。译者注）之学，倘于之数者（如果对这几方面）向不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例如英国的普通老百姓至今也未必能读懂原作。所以不能笼统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读者我注），矧夫（况且）出以重译（“重译”即“翻译”，不是我们现在所谓“重译”。翻译毕竟不是写作，要受原文的限制，译文有时不得不显得艰深难懂，特别是学术著作。译者注）
一、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有参差（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翻译培根的哲理散文。如果把原文某词勉强译成译文某个意义近似的词，常常会产生误差。读者我注）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译者创立新名词。读者我注），顾其事有甚难者！（“甚”表示“更”。读者我注）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安排”、“放置”之意。读者我注）浅说，仆始翻“卮言”(即“序言”吗？是“酒后茶余的闲谈资料”吗？这句可译成“在下最初翻译那些喝酒助兴的读物”吗？按《现代汉语词典》：盛酒的器皿叫“卮”zhi。但读到下文，又觉得“卮言”与“导言”相对而言，是“译后记”之类文字。译者注)，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佑”似同“忧”，“佑病”似表示“担心害怕”，但《现代汉语词典》只有“保佑”的“佑”。这里是说夏某担心害怕“坏东西泛滥成灾”。不知对吗？读者我注），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同“玄谈”，玄妙的言论也。读者我注）及桐城吴丈挚父（看来这位吴老先生是严复的岳丈？按《现代汉语词典》：“挚友”是亲密的朋友。读者我注）汝纶（是吴老先生的名）见之，又谓“卮言现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佛教人士。读者我注），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可见严复译书，是想有所建树与作为。不是为了消遣，当然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引进新思想，为了救国强兵富民。读者我注）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或许相当“译者注”。读者我注）”穗卿又谓：“为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似指把诸多的名词或术语零乱地搁置起来。读者我注），乃会撮（音错）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意思是说：按吴老丈人的建议把译者注之类排在篇目之下。读者我注）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讥(原文为言字旁的“消”，但字表中未见。读者我注)，有不可得者矣！（是做不到啊！读者我注）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躇（chichu），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我自己的过错我自己是知道的，留在这里请高明的人指教。读者我译）（这段文章是讲如何处理与编排名词或术语，以及“质译导言”两大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查阅《天演论》的译本才能清楚。读者我注）
一、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即学风和学说。读者我注）泰西二十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这里也可见严复作为翻译家的爱国情怀与高风亮节！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比他的翻译理论更值得后人学习！读者我注）
一、 穷理（研究学问。读者我译）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
今语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诗经：“鸟其鸣矣，求其友声。”原文待查。意思似指“以文会友”与“切磋提高”。《易经》处所也待查。“丽泽”似指“文采”、“优雅”之意？读者我注）是非然否，以俟(si)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移译的本心矣。（椠qian古代记事用的木板；书的刻本。全句可译成：如果说我在标榜自己，那就没有看到不才我译书还要亲自进印刷厂参加检字刻版的良苦用心了。读者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