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字有二源。
其一，[和1]，繁体字的写法是：左边是形旁‘龠’字，右边是声旁‘禾’字。
《尔雅.释乐》：“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1” ，此乃“和”字之本义。
《说文》：“和1，调也”（即音乐的和谐），此乃引申义。
其二，[和2]，繁体字的写法是：上面是声旁‘禾’字，下面是形旁‘皿’字。
《说文》曰：“和2，调味也”。
段玉裁 注：“调声曰和1，调味曰和2”。
汉字简化以后，和1与和2，合二为一，即“和”。故调和五味、五音者皆为“和”。所以，“合众为一”是和字的初始意义。此乃词汇学上的意义，还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概念。
作为哲学概念，先打一个比方（传统哲学概念都是打比方打出来的），好比一团雾，融入天边那一片云，二者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好比庄周梦蝶的两忘之境 ——此即“和”的基本哲学意义，我想可以用“天人合一”来表达。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始胚胎，是诸子百家各学派的世界观、认识论的基石。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华夏先民一跨入文明的门槛，，就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世间万事万物的命运都与天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主宰一切的、伟大无边的力量。人必须小心翼翼地适应其周而复始的运化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先民们视人及其赖以生存的天为一有机的整体。汉儒董仲舒把这一观念系统化，认为人与天是一个全息对应的节律系统：人体生理结构、病理变化，社会组织结构、人类命运、社稷时运等，无不与天地相应。天、地、人互渗互通、同体同构，合成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世界，这是宇宙间最高的平衡、和谐与统一，此乃“和”也。
古人以为这种宇宙的大和谐是永恒的、绝对的；反之，不平衡、不统一、不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局部的，亦即违反天道与人性的。这种一元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永远是统一的：是阴与阳、有与无、气与神、心与理、空与假的统一，归根结底是天与人的统一。
由此一元论的世界观而派生的“合二为一”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都以“和”（平衡、协调 、和谐、融合、统一}为其基本特征。因而，“和”才是中华文明的原始基因。
合二为一、合众为一，求和、求同、求一，几乎是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及各学术门派的共识。如老子赞曰：“知和曰常”（《老子》55章，有的版本为“精和曰常”），他认识到“和”是常衡不变的真理。老子特别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及对立物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声音相和的道理。大师真乃深得“对立统一”之精髓。《春秋繁露》；“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淮南子》：“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等，分别从哲学、社会、人生等方面说明了“和”的意义。
中华民族关于“和”的思想，源远流长。秦汉之际，天人合一、天一统的观念是时代的主旋律；宋、明之时，一元论则达于顶峰，“和”的理念向社会政治、伦理、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更深，“和”已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源，民族文化的基本遗传因子。
中华传统文化一源三流。一元者，天人合一即“和”；三流者，儒、道、释。此三家分别继承、发展了“和”的思想。试分述如下。
中庸之道谓之“和”
台湾学者南怀谨先生曾说，历代帝王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之学乃帝王之流玩弄阴谋的指南；儒家之仁义道德、子曰诗云是外示仁政的标签。
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身而取义”，其实，口号而已。儒生们何尝真正赞赏无谓的牺牲？。其实，“中庸之道”才是儒生们为人处世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中庸之道”才是他们“形而上”的哲学基础——具有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的意义。
儒家以中庸之道为宇宙之根本大道，《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处中和之境，万物才得以正常发育生长。《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盛赞中庸之道，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又云：“允厥执中”即号召人们真诚地实行中庸之道。
中庸者，不偏不倚、中正平和、适时适中之谓也。庄子曰：“庸也者，用也”。一语道破天机——“中”是原理、原则、标准、准则，用才是目的。故中庸即“用中”。因此，中庸之道有很强的实践性，首先，它是儒家为政的基本策略，不谙中庸之道，官场则难以立足。当然，它更是儒生们的立身处世之道，椐《论语》载：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问：“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意即师太贤了也不好。真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堂堂圣人可与狂狷者为伍。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自称其无知，只不过善于利用鄙夫的“两端”，玩玩平衡而已，孔子真可谓中庸大师也。
更重要的是，中庸具有可操作性。“执两用中”是其基本应用原则。操作则另有技巧，试述如下。
一，把持适度。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威而不猛”，一切皆须把持适中，无过不及。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抒情亦适度。子又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观今之民主党派，皆具君子不争之风，得以生存。
二，善权变。孟子云：“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执中而不善权变，等于执于一端。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或共学、或适道、或与立、或与权，不可同日而语。可否与之合作、什么程度的合作，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我们的大圣人，是多麽地善权变。《中庸》有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时中者，因时而执中也，不能固执，一切都需权变。
三，两可，即两可之间择其一。子曰：“天下有道则见（d读 xian ），无道则隐”，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说穿了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识时务者为俊杰。邦无道，一走了之，何来杀身成仁？亦无什么“进亦忧，退亦忧”之“愚忧”了，有的就是圆滑。
四，两者兼顾。既不“执中”，也不偏于一端，而是两头兼顾，以求平衡。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采与质朴兼得）。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敬与远兼顾。
综上所述，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理念、但也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一种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真可谓中庸之学、中庸之术了。
说到中庸的可操作性，必须说说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周易》。我一直认为，它原本应该是一部算命书、工具书，一部人生、社会的择吉指南。它通过阴阳数量消长关系的演算，推测吉凶祸福。求生择吉是其最原始的基本功能。
易学家认为“中德优于正德”，守持中道，行为不偏不倚则吉。程颐云：“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以中为贵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易.蒙》云：“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行时中则吉、则亨。时中乃阴阳调和之际。易传和卦辞中处处可见“中”字之踪影：刚健正中、得中、在中、位中、久中、刚中、积中、中行、中道、中节等。旦凡涉及“中”字之辞（或处中位卦，）往往都是吉卦。
“中”即中道，即阴阳调和，合于天人合一之理。《说卦传》云：“观变化于阴阳而立卦，发展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故《乾彖辞》云：“保合太和，乃利贞”，阴阳合则利贞。故《易传》云：“天地交（和）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俗语有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阴阳合德，万物生长，上下道合而志同。所以，求生、求吉，实乃求中、求和也。故“和”是《周易》的基本义理。人、社会与自然，和谐者则吉。这正是易的智慧的追求。所以说，易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智慧的集中体现与具体实践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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