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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否非得“斩草除根”?

 3gzylon 2009-11-25
癌症是否非得“斩草除根”?
在人类与癌症斗争的百年历史上,出现了三把颇有威力的“刀”——各式各样的手术刀、杀伤性极强的化疗药和不同能量的放射线。当“刀锋”与疯长的肿瘤狭路相逢,念头只有一个:将癌细胞斩草除根,不灭干净不罢休。
    
    手术台上的汤钊猷怀着同样的信念。他比谁都清楚,一旦放走漏网之鱼,必将后患无穷。然而,眼前的现实一再质疑这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便是根治性切除后,60%的肝癌患者5年内仍会复发;有些病人甚至陷入“越治越扩散”的怪圈。
    
    “癌细胞是否一定要斩尽杀绝?是时候认真思考了。”敏锐识变的汤钊猷又一次大胆站出来,重新审视“硬碰硬”的抗癌方法,探索“大棒+胡萝卜”的全新抗癌理念。
    
清剿后的癌细胞有时更疯狂
    
    “汤医生,这刀开下去,会不会赶着癌细胞往全身跑?”在门诊坐堂的汤钊猷常常被病人问得哭笑不得。那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缺乏根据的天真想法居然也包含着几分道理。
    
    第一次印证“玩笑”的,是几个接受姑息切除的晚期患者。拗不过一双双痛苦的眼睛,汤钊猷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切术。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随后的动物模型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次“旁证”来自一群不幸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置信。”汤钊猷的心一再被矛盾所触动。
    
    后来,实验和临床“证据”越来越多。“有些病人术后很积极,化疗6个月后,居然复发了;而一些‘消极’治疗的患者很注意身心调节,相反活得更长。”在汤钊猷的带领下,弟子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证据”。他们发现,如果开刀开不干净,剩下的癌细胞比以前更难办。同样的道理,放化疗如若留有尾巴,余下的残余分子其恶性程度更高。
    
    此时,《自然》、《科学》、《癌症研究》等国际权威刊物也在不断报告现有癌症疗法的反作用。坐在电脑前,汤钊猷逐篇仔细研究,反反复复思考。终于,他在《肝癌侵袭转移研究15年的启示》一文中,写下了一种无法忽视的真相:“清剿后的癌细胞有时更疯狂。”
    
“杀”与“留”的辩证法
    
    已近耄耋之年的汤钊猷花了半辈子与癌症“斗法”。他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发明了不少降伏癌细胞的“魔法”,但也面临病人“越治越多”的尴尬。“以前忙着开刀,没时间思考,现在是时候想一想,过去百年的抗癌战略到底有没有‘犯错’。”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肝癌斗士”的心头,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撇开一团错综复杂的现象,一幅欲言又止的漫画似要“道破天机”:一只关在笼子里怪物,不断从嘴里吐出破笼而出青翠枝条。此时,警卫并不急于将怪物杀死,只是用一把剪刀有节制地修剪枝条。
    
    咀嚼漫画的寓意,汤钊猷逐渐厘清事实,悟出一套“杀”与“留”的辩证法。他说,抗癌就像拍皮球,拍得越重,反弹越高。人类与癌症较量,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汤老这是在自我否定吗?”没等记者“发难”,他笑着主动“接招”:“我做了50多年外科医生,怎会否定开刀?提出反思,并不是否认开刀和放化疗。只是,我们当医生的,还要想办法做点‘补台’工作。”
    
    “补台”意味着,对付无限增值的癌细胞,光动刀还不够,需要出奇制胜的第二、甚至第三招。汤钊猷记得,过去每每开刀,总要在手术室苦等病理医生的冰冻切片报告,恶性的马上开掉,良性的暗自庆幸。现在看来,这种以病理学为基础的抗癌思路大抵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不仅要从病理学角度看肿瘤,更要从生物学角度看病人。
    
游泳、太极“写入”抗癌处方
    
    其实,早在16年前,汤钊猷已经带领弟子尝试“补台”了。那年,他毅然转向,带领整个研究所从肝癌的“导向治疗”转到“转移复发研究”。
    
    在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的过程中,汤钊猷发现,改变培养环境,癌细胞的转移潜能与转移方向也会随之改变。这反过来提醒,抗癌不能只盯着癌细胞,而应注重对癌周微环境和整个机体的综合干预。
    
    可是,影响机体的因素千千万,调变肿瘤、驯化残瘤应该从何下手?汤钊猷随口讲出一箩筐国内外的“补台”故事——
    
    “你知道,肝癌患者为何男多女少吗?其实是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在帮忙,它能抑制一种名叫‘白介素6’的物质,降低肝癌发病率。”
    
    “肝癌手术后,人体的酸碱平衡也很重要。如果患者体质偏酸,转移复发的几率较高。因此,病人可以多吃点碱性食物,降低复发风险。”
    
    如今,汤钊猷领导的团队正从一系列“试试看”中逐渐总结规律。今年10月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弟子孙惠川等人的论文,揭示了干扰素抑癌的“选择性”疗效——只有当肝癌患者体内一个代号“26”的微小核糖核酸(miR-26)表达较低时,干扰素疗法才能大幅提高生存率,否则不起作用。
    
    “现在看来,调变机体、控制癌症的思路很多,但要遵循‘因患施药’的原则。”不过,在汤钊猷为病人开具的术后处方中,游泳、太极当属人人有效。每每与病人谈心,汤钊猷总不忘打气:“对付癌症这样的复杂生命,人类不可能发明一种特效药,综合治疗、带瘤生存可能是长远方向。”话语间,他既是鼓励病人,也是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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