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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是最近几年才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因为涌现了一批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愈来愈引起“主流”文学期刊的重视，一些打工作家也渐渐为大家所熟悉，王十月就这支创作队伍中的一员。近来，我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突出的感觉是：“主流”文学界再也不能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了，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思考。今天参加广东文学界的这个研讨会，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这仅是一个发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文章。以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仓促之间所掌握的资料还相当有限，这个工作本应该由中国作协组联部门拿出专题报告。因此我的发言如果有资料不全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
1，打工阶层的出现和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开发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决定》肯定了深?珠?汕?厦四个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示范作用，并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内陆人特别是农村青年借势涌入，“民工潮”构成了我们称之为“打工族”的特殊群体。“这些由乡入城的打工一族，除承受了教育与现实严重错位的创痛外，还承受着另一重特殊的内伤：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一代乡村青年放弃祖辈相袭的谋生方式，走进城市跨入打工世界，所受的歧视，所遭遇的生存艰辛、苦难，在心理情感观点上与外界的隔阂……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抒写打工生活的真实感受。打工文学开始初露端倪。旧话重提打工文学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无非是想说明：打工文学，绝非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衍生的”。（罗德远语）
最早提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的，是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从打工文学最早登上《佛山文艺》始，迄今已广为“主流”文学期刊所接纳，打工作家的个中甘苦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发表打工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有：《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特区文学》《小说界》《山花》《西湖》《作品》《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品与争鸣》《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林》《诗歌报》《诗歌月刊》《华夏诗报》等。并以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吴君，王十月，蒲小元，叶尔，曾五定,周崇贤，罗德远，黎伟英，鄢文江，徐非，何真宗，王世孝，郑晓琼，柳冬妩等为主要代表的打工作家群体。这个群体一方面吁请文学界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也自发地办起了报纸杂志和网站：如1994年创办的《龙华诗报》，1999年创办的《外遇》，2001年创办的《打工作家》和新近创办的《南飞燕》。近年来开办的网站有：中国打工作家网，打工作家网，打工文学联网，绿洲文学网，阳光文学网，打工文学网，打工异客网，打工作者联盟网等，此外还成立了“打工艺术团”，声称：“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农民工”柳冬妩所写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可见“打工文学”如今已蔚为壮观，不仅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着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与“主流”文坛的“底层写作”互相呼应，形成方兴未艾的文学新浪潮。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艺术实践，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主流”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2，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
读王十月的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主人公的痛苦并不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的窘迫，他们的内心痛苦更多来自精神层面，来自身份歧视和剥削压迫。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渴望成为强者，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不被欺侮的体面生活，即人的生活。为此，那位小说《纹身》中的少年，便把纹一条龙看成是强者的符号和象征，可又事与愿违地为自己招致了许多麻烦。这篇小说很有意思，是作者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的细节，具有象征意味。小说对这位少年的性格刻画，是“纯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因为像王十月这些打工作家，他们写小说主要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了写生活?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因此在打工者笔下书写的，是专业作家无法言述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不可替代和置换。
然而打工作家又很难克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人”心态，以王十月的小说为例，这些年来他主要的作品分为两个系列：“打工系列”和“湖乡纪事系列”。仅从这样的命名便一望而知：王十月们的情感横跨城乡两处。既使在“打工系列”的小说《寻亲记》里，王十月也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难以抑制的思乡情怀。这些打工作家因失去了“家园”，而在对在乡土的缅怀中温情脉脉；同时，又因不能真正地进入城市而产生身份疑惑和焦虑。这种矛盾心态在王十月的小说中都有着很真实的流露，他的小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个具体人的故事，写出了人际关系的网状关联，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依个人的阅读兴奋点，我更喜欢在王十月描绘的那个栖身《烂尾楼》的打工者们的世界里徜徉，因为这样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异质性的革命元素。相反，王十月在“湖乡纪事系列”中的艺术努力，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向“主流”文学的归依。在“湖乡纪事系列”里，王十月以散文化的笔调，藉《蜜蜂》《透明的鱼》《湿地》《梅雨》《落英》等乡土中的典型意象，抒发着过往情怀??说明中国文学的这种“乡土”传统过于强大，我们对它的阐释也有过度之嫌。新时期文学以来，理论批评在“乡土”之上叠加了太多意义的尘埃，然而它却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有着太多的隔膜。所谓“乡土文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把农民作为启蒙对象，不断地批判嘲笑甚至丑化；二是把乡土作为“诗性”存在而歌颂赞美。这两种向度其实都没把农民真正作为描写对象，说的只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沈从文汪曾祺们的小说被不断地经典化，其实不过是传统乡土文学的最后一首挽歌。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沈从文和汪曾祺，后学们也无法复制他们的故事，更无法克隆那种自耕农式的田园风光和审美情趣。刻舟求剑式的乡土叙事不仅是艺术上缺乏诚实的表现，甚至是一种造作和油滑。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形象地道出传统乡土的礼崩乐坏，说明他是位诚实的作家。此其一。
第二，文化“边缘人”还有个如何面对主流文学界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湖乡纪事系列”小说也许就是王十月们有意无意地向着“主流文学”的一种妥协。这是诱惑，但也是陷阱，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打工作家要求“主流”文学的认可，同时这种认可又意味着打工作家的自我放弃，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探讨。我认为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一样，是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化姿态，对于中国当下文坛不啻一场文学革命。在认可与不认可之间，必然涉及一个“文化领导权”问题，亦即掌握着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源的主流文学期刊，究竟要不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文学艺术究竟为什么人服务？当然，这会触及许多文学以外的话题：譬如改革观和发展观，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以及如何张扬社会正义等等。好在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和理论报刊，自1994起已经陆续公开倡导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文学主张。
打工文学??-坚持还是妥协？这是一个问题
3，打工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天然联系
我读打工者的诗歌，就像读当年蒋光慈等短裤党人的作品；我读王十月的“打工系列”小说，自然想到了夏衍的《包身工》。打工文学和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精神气质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批判同样强烈。这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打工文学的思想资源，从而重新形成一种当下写作的有效话语形式。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日本文学研究专家陈喜儒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说日本1970年代经济腾飞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现实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远不如日本作家。实际情况是，主流文学界这些年来一向关注欧美文学或拉美文学，而对同文同种的日本文学则少有关注和研究。
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如孟繁华?韩毓海?李云雷等人，一直在注意底层叙事与左翼文学的联系，这种联系理所当然地要涉及如何反思和清理新时期文学的问题。（而目前的确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一些学者认为，某些文学史家的重写其实就是要改写；亦即要求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两种对接：一是在“全球化”“后现代”的语境下，与所谓的“世界文学”接轨；二是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接轨。这样，就把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17年文学降至从属地位甚至忽略掉，以达到他们改写文学史的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打工文学倒是应该借鉴左翼文学的光荣传统和艺术经验，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而不必急吼吼地向“主流”文学靠拢，掉入旧文学话语的窠臼。作家评论家曹征路先生就对“第一届鲲鹏文学奖”的作法颇有微词，认为“它并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
我不认为底层叙事，一定就是“底层人写底层”“打工人写打工”。然而出身底层来自农村的作家一旦进入主流文学界，便不再讲述底层。他们热衷于玩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虽然表面也在讲述底层的故事，而他们的语言却是西方的，立场是精英式的。面对变化巨大的当代中国，他们仍把民众作为启蒙批判甚至是嘲讽丑化的对象。按照福科的理论，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这些年来中国的“先锋文学”，整体上就是在重复西方话语。那些玩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家，恰恰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果真存有西方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经验感受吗？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历史语境，只成就了少数几位作家，真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啊！在新启蒙主义的旗帜下，精英作家们的主流叙事被理论批评家们不断地循环论证，不断地经典化神圣化。这些出身底层的作家，虽然言必称“民间”，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早已经与真正的民间和底层叙事无关了。这样的成功之路不属于未来的打工作家，相同的历史语境不会重复第二次。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也许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是否有所发现。困难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这种发现。表达较之发现更为困难，我所论述的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有这一层含义。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她被“主流”认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今天的经历，就是明天的历史，文学史就是这么写成的。目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主流文学期刊是否刊登和选发打工作家的作品；而在于文学批评界的整体，对打工文学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迟迟做不出理论回应。这并非打工文学的尴尬，而是批评的尴尬。在新启蒙主义理论的引导下，那些伪先锋作品在大学中文系的讲堂里被不断地经典化，而对真正具有先锋性质的当下写作却不以为然。其恶果是：“学科建设”搞成了，新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却崩溃了。当代文学丧失了它应有的品格和质地，不仅远离了读者，而且无法面对现代中国的种种问题，无法使当代文学与当下社会建立起有效联系。“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地位也遭受贬低，和所谓“纯文学”一道被边缘化了，甚至沦为“现代文学”的打工仔?小伙计儿。在创作上，新启蒙主义也把当代文学引向了绝境，文学期刊订数逐年萎缩，文学作品不再吸引读者。这与市场经济和传媒现代化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专家学者把责任推向客观，不过是在为新启蒙主义的失败辩解。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对具体的文学现实发问的作家批评家，而不相信新启蒙主义理论引导下的各种版本的排行榜和无聊的“文学史”阐释；那不过是文学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轮流坐庄式的游戏。
人的幸福感是从差异性中获得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在差异性中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远比主动进入“主流”更有意义！打工文学从她兴起的那一天起，就踏上了一条革命性的不归之路。只有不断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才有可能为自己开拓未来。打工作家们务必坚持，打工作家们不要妥协，只有坚持才有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