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港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我国南北海岸的交汇点，也是全国漫长海岸线的辐射中心。港域辽阔，水深浪小，与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及朝鲜釜山、日本下关、神户、大阪、长崎等亚洲大港构成一个等距离的水运网络；背靠长江流域的“金三角”，通过水、陆两路交通与内陆十五个省市直接相连，腹地广阔，运输便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

一、宁波港的肇始

1.古宁波地区——鄞、鄮、句章

1973年，宁波市西郊二十公里余姚境内“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七千年前宁绍平原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历史时期后，这里是我国古越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区。据《通鉴纲目》记载，距今约四千年前，夏朝少康封庶子于越，号为“无余”，其封地称为“甬句东”。《十三州志》载：春秋时“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史记·吴世家》：“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又《国语·越语》：越王句践之地，广百里，“东至于鄞”，《吴越春秋》称：越有赤堇山。堇旁加邑为鄞。因而，宁波古代有句章、甬、鄞等名称。

战国时期，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越国为楚所灭，成了楚国的属地。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时以今宁波市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甬江）合流处为天然分界线，划分为鄞、鄮、句章三县：鄞县包括今宁波江西市区、南迄奉化一带，治所在奉化白杜；鄞县包括今宁波江东市区及迄东一带，治所在宝幢的鄮山同谷，旧称鄮廓；句章县包括今宁波市江北市区到旧慈溪、余姚一带，治所在今乍山乡城山渡，悉隶会稽郡。西汉初，先后隶属于英布的九江国、刘贾的荆国、刘濞的吴国及刘非的江都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置十三州刺史部，会稽郡属扬州，并于会稽设东部都尉。据《会稽典录》记载：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徙治东部都尉于鄞县，不久又徙治于句章县。新莽天凤元年（14年），鄞县改称谨县，鄮县改称海治县，句章未改，仍属扬州会稽郡。东汉时，仍恢复鄞县、鄮县旧称。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分会稽郡为吴、会稽二郡。会稽郡治由吴县迁到山阴县（今绍兴），东部都尉也从句章迁到章安（今临海县）。六朝时期，会稽郡所属鄞、鄮、句章三县划区稳定不变，惟统辖的州或国有所变化而已。

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时，开始有宁波城的创建。晋将刘牢之为防孙恩起义军，筑城于县西，余三面倚江防守，这是宁波城最早的雏形。《乾道图经》说：“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筱竹，俗称筱墙”，即刘牢之土墙遗址，后人讹呼为“筱墙”，今宁波西门外筱墙巷即其故址。

六朝时，佛教在中国盛行，东吴太子太傅阚泽于赤鸟二年（239年）在今慈湖建立宁波第一座寺院“普济寺”，寺址已圮毁不存，但在慈湖中学校园内仍保存有唐书法家奚虚已书写的经幢。

2.我国造船与航海的发轫地

宁波市航海的最古记录开始于公元前十世纪时，《逸周书》称：“成王时，于越献舟”。《慎子·逸文》记载：“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时沟通钱唐江、长江、淮河、黄河的运河尚未开凿，于越献舟必走海道。近人张道渊考证分析：“于越所献之舟乃是构造较常舟完备伟大之海船也。其船当造于宁波市或其附近之江岸，盖呈献时便于下水出海也”。并云：《慎子》所记，为宁波市航海之最古记录”，“宁波市实为中国造船与航海之发轫地也”。

据《鄞县舆地志》记载：“邑中以其海中物产方山下贸易，因为鄮县”。方山即宁波市东的鄮山，说明秦时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港口。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反，遣将军杨仆将兵讨之。仆遣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求夷洲及亶洲”。韩说统率的海军即是从宁波港出发的，亶洲、夷洲指日本西南部岛屿及我国台湾岛。道光《宁波府志》转引《汉武洞穴记》云：“其上（指日本）人民时有至会稽物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至亶洲者”。会稽东县当指句章，即古代的宁波。出土的碑石方万里《来安亭记》亦引《后汉书·东夷传》说：“会稽海外有东鳀人，时至会稽市”。三国时，“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年），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自会稽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即自宁波出发。以上说明，两汉时，我国台湾岛及日本列岛与宁波之间已有海上往来；汉、吴舟师入海亦多自宁波启碇。甬江经宁波北流入海，自古以来江面宽阔，航道疏通，港口向东，呈喇叭形，口外有舟山群岛作为屏障，以其优越的天然条件，成为我国最早的海上贸易港口及海军军港之一。

二、唐代明州港的开拓

1.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明州的建置沿革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完成统一以后，改会稽郡为吴州，把句章、鄞、鄮三县与邻近的余姚县合并，总称句章县，属吴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吴州为越州。三年（607年），复改越州为会稽郡。句章县亦随同先后改隶越州及会稽郡。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以旧句章、鄞、鄮三县属鄞州，分余姚县另属姚州。鄞州治三江口，即今宁波市区。八年（625年），废鄞州和句章县，鄞县改隶越州，并迁鄮县县治至小溪（今鄞江桥）。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越州鄮县属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采访使齐浣以越州的鄮县为丝织品及海产的集散地，奏请析置为慈溪（今慈城镇）、奉化（今奉化）、翁山（今定海）、鄮县四个县，别立明州以统之，并以鄮县县治小溪为州治。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明州为余姚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余姚郡仍恢复明州旧称。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原台州象山县（今象山）来属，增至五县。大历六年（771年），取消翁山鄮县治，移鄮县治于三江口，这是宁波市内设县的开始。宪宗元和间（806—820年），分鄮县东境至甬江的海口地区设望海镇（后来的镇海），明州乃有四县镇。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以小溪北临鄞江，地形卑隘，移明州治鄮县，这是宁波设州治的开始。

五代十国时，明州属吴越国，称明州为明州望海军。天宝二年（909年），改鄮为鄞，并升原属鄮县东境的望海镇为望海县（县治在招宝山麓，后改定海，即今镇海）。这时，明州望海军所属，有鄞县、慈溪、奉化、翁山、望海五县。

据《鄞县通志》记载：“唐长庆元年（821年）刺史韩察始筑小城，后黄晟曾增筑而扩之”。黄晟为唐末明州刺史，其“增筑而扩之”者当为“罗城”。唐城垣址、城门的设置及构造等，史籍失载。

2.唐代明州港的兴起

唐代中、后期，明州的海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唐代海外贸易渐兴，有市舶使之设，置务于浙，鄞亦隶属焉”，明州开始有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的设置，隶属于浙江市舶务。

明州与海外通商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早。最初日本与唐朝交往多经由“新罗道”至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代宗大历年间（776—779年），由于新罗发生内乱，“海道梗塞，乃改由明、越州朝贡，厥后相沿为例”，即取道日本南部多、夜久、奄美、度感的“南岛路”，越过东海前来明州。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回国时即取道明州；日本的高僧最澄、空海也取道明州前来中国；为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戒的日僧普照，曾两度前来明州育王寺。后来开辟了“南路”，从日本九州西北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越过东海前来明州，这条航线既较安全，又很便捷，如遇顺风，十日可达。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授王潮威武将军节度使，“并谓：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当时由明州登陆前来朝贡和贸易的所谓岛夷，除日本、高丽外，有环王、尸利佛逝、占卑等南洋诸国。造船业相应地得到发展。据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云：“舶大者二十丈，载六、七百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发掘到的唐代造船场遗址，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

唐时从明州出口的商品以越窑青瓷最负盛名。七十年代在和义路海运码头一带，出土了一批九世纪中叶的青瓷器，大多为越（明州）窑产品，制作精美。唐时从明州港出口的越窑瓷器巳远销国外，从东方的日本鸿胪馆，到印度布拉明纳巴德，波斯沙麻拉以至非州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等世界著名城市，都有越窑青瓷在那里列市销售。这些港口城市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的正与宁波出土的越窑瓷器相似，说明唐时明州越窑瓷器深受海外的欢迎。此外，从明州输出的还有大量的佛经、佛像、药材、以及骨木嵌镶的精致工艺品，输入的有砂金、水银、玳瑁、琥珀、象牙、吉贝布等。

五代十国时，明州在吴越统治之下，市舶司改称为“博易务”，与日本、高丽（五代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继续发展了友好的通商关系。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僧人子麟于吴越清泰二年（935年）去高丽、日本传授天台教法，后高丽国王特派遣使臣李仁旭陪送他回到明州，吴越王特在明州城内建造一所寺院供其安顿。当时阿拉伯地区出产的火油，开始运来明州，史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吴越与南唐作战时，曾“纵火油焚之”，烧掉南唐船只四百余艘。吴越慈溪上林湖官窑出产的青瓷号称“秘色”，远销国外，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宋神宗曾说：“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

三、宋、元明州港的鼎盛时期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置两浙路，改明州望海军为明州奉国军。北宋时，明州州治仍在鄞县，辖鄞、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太平兴国初望海县改）、昌国（熙宁六年翁山县改）等六县。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宁宗赵扩即皇帝位，十月，下诏改明年元为庆元。因其在藩邸时，曾于淳熙六年（1179年）遥领明州观察使，乃升明州奉国军为庆元府，仍领上述六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改庆元府为庆元路。十四年（1277年），昌国县升州。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化县升州。元时浙江行省的庆元路，统属有奉化、昌国二州，鄞、慈溪、定海、象山四县。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方国珍攻占庆元，占据庆元、台（今临海）、温（今温州）一带，元政府不敢征讨，委任为江浙行省左丞相，直至元末。

1.宋、元明州城及海港

宋时明州城，据《鄞县通志》记载：建隆初节度使钱亿修，元丰初知州事曾巩重修，宝庆二年守胡榘增修，开庆初制置大使吴潜改修。罗城门凡十：西曰望京，南曰甬水，南东曰鄞江，东曰灵桥、曰来安、曰东渡，东北曰渔浦，北曰盐仓（开庆中更名和义）、曰达信、曰郑堰（开庆中更名永丰），“各有墉，有楼，城周二千五百二十七丈，下有濠，惟自灵桥门迤北而西至永丰门以滨大江无濠。城基博二丈二尺，高如之，上广一丈五尺”。

元初，毁天下城池，庆元旧城夷为平地。至正八年（1348年），都元帅纳麟哈剌为备方国珍乱，复筑。据庆元刘基的记载：城“周十有八里，高丈有八尺”，“门则少四，其所称六门，即今东渡、灵桥、长春（宋甬水门改称）、望京、永丰、和义是也”。元代重新修筑的罗城，大体上仍循宋城址，无什变动，惟略去四门而巳。

七十年代，宁波市文管会配合城建部门，进行了调查发掘。根据巳发掘的各地段城基、城墙与城门遗址，为宋代明州城大体上勾划出一个轮廓：在今中山公园至鼓楼周围发现子城，城周约420

丈，为刺史衙门所在；沿今环城马路一线，断断续续发现了罗城的遗址。

由于宁波是滨海江河的冲积平原，地表松软，城墙多以成排横放的大松木为基，上置石块，底部宽9.6米，上建以版筑城垣。巳发掘出的东渡门及渔浦门，前者通向城外“三江口”国际海运码头，后者则联结姚江南岸的水运码头，都设在交通方便的重要地段。从所发掘唐、五代、宋的东渡门、渔浦门遗址均重叠在一个地方，以及在城基的文化层中有唐“大中二年”（848年）铭文“寿”字组合的青瓷云鹤纹碗，和“乾宁五年六月”（898年）的铭砖出土，从而证实这一东倚三江，北临北斗河，南偎南濠河的形似梨头形的城垣，自唐末明州刺史黄晟始建，宋代趋于完备，以后在整个历史时期一直很稳定，这在我国古代城市史上是不多见的。

宋初设市舶司务于浙江、福建和广州。两浙市舶务初置于杭州，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迁至明州，以后逐渐增加至杭、明、秀（今嘉兴）、温、江阴军（今江阴）五个市舶司。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禁止外商船舶进至澉浦，杭州的舶务就随之裁撤。宁宗时期（1195—1224年），江阴、秀州、温州三地舶务又相继裁撤，仅留下明州一处，于是“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

明州的市舶务，淳化元年（990年）初置于定海，以后迁至州治驻地，“在子城东南，其左倚罗城”。清道光七年（1827年），在明州常平仓右边城下修路时出土《蔡范市舶司记》残碑，云：“……甬东舶司创于淳化三年，历承平□中兴，以迄于今凡二百三十余载。监之官，迄无定舍。范猥以庸质，来倅是邦，实□□舶政。吴门王君炎幸联事焉，乃相与谋，择地城东隅，鸠（下缺）……”，纠正了文献所载市舶市建于淳化元年（990年）年代的错误。近年经考古调查，证实明州舶务确在子城东南的姚家巷，其界址范围东起今冷藏公司大门，西抵平常街，南达食喉闸河，北至又新街。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明州市舶务焚于火灾，宝庆三年（1227年）重建，有二厅。厅之“东、西、前、后列四库，胪分二十八眼，以‘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翁，号之。两夹东西各有门，东门与来安门通”。

南宋乾道年间，在来安门外滨江建有“来远亭”。宝庆二年（1226年）重建，更名“来安亭”，亭址即今东渡路水弄口，是外商办理签证查验的关卡。三年（1227年），又设置舶务厅事于东南侧的戚家桥，即今之嘉佑巷。市舶提举司在东门姚家巷北，即今旗杆巷北的东后街与车桥街交界的西侧。市舶船厂在今灵桥北堍的奉化江边。

宋代明州港的主要码头位于“三江口”到今灵桥一带的江厦国际海运码头，经考古发掘沿奉化江内侧有三个基本平行用条石砌造的码头，其中一号码头离现奉化江运输码头仅70米左右。从出土的“大观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推断，当兴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之后。二号码头出土有“熙宁元宝”、“元丰通宝”等钱币，其建筑时间当早于一号码头，在两码头之间的地层中，还出土一艘宋代尖头、尖底、方尾残长9.3米的三桅外海船，为研究宋代造船和海上交通提供了新的例证。另有一处甬东司码头，称为“甬东司道头”，即“南至江左街，北至江北”的桃花渡。至于海口，则有招宝山码头。“招宝山本名候涛山，以其当海口，商舶所经，百珍交集，因以招宝名之”。

元朝政府取得浙、闽等地后，便着手组织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设市舶司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后又增设广州、温州、杭州，共计七处。三十年（1293年）夏四月，并温州市舶入庆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又并澉浦、上海市舶入庆元市舶提举司；七年后，随海禁而撤销。至大元年（1308年），又建立，过四年又撤之。至延祐元年（1314年）恢复，七年（1320年），复撤。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又置市舶司于庆元。

元时，“庆元路市舶提举司在东北隅姚家巷”原址，市舶库也仍沿用宋市舶务旧址，略有扩大，其廒房二十八间，改以“天开瀛海藏珍府，今日规模复鼎新，货脉流通来万宝，福基绵远庆千春”为号。土库屋并前轩共六间。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创盖外门楼三间，以备关防”。元末方国珍占据庆元时，一度改称“海沧馆”。元泰定二年（1325年），市舶司副提举周灿在天后宫附近江滨重新修建了来远亭，为别于宋来远亭，称“元来远亭”；又在江东建“下番滩码头”，与古江厦码头隔江相对，“番货海错，俱聚于此”。

2.宋、元明州港的空前繁荣

北宋初期，明州与高丽的往还接触为辽所阻。熙宁七年（1074年），高丽派使臣金良鉴前来，请取道明州朝贡通商，受到宋廷欢迎。自此，高丽贡使及商人前来明州，多“由西海岸南下，经古群山群岛，抵黑山岛，转向西南，直达中国南海岸的明州”，再由余姚江到杭州，然后沿运河北上到首都开封。宋政府为杜绝走私，则规定中国商人去高丽，其资金达五千缗者，经取保由明州官府登记后发给准许证，方可前往。

宋王朝与高丽之间的友好交往及通商往来一直很频繁。元丰元年（1078年），宋政府遣安焘、假谏议大夫陈睦，由明州起航，“往聘高丽”。高丽国王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曰顺天馆，言尊中国如天云”。六年（1083年），高丽王徽卒，“诏明州修浮屠（石塔），供一月”。政和七年（1117年），经州人楼异建议，于明州置高丽司，曰“来远局”，作为高丽使馆，俗称东藩驿馆及宝奎精舍，其遗址在今镇明路宝奎巷服装二厂；并特建造巨船二艘及小船百艘，为接待高丽贡使及客商用。二艘巨船系称为“百舵画舫”的游览船，停泊在招宝山下，供使者出海游览。

宋时明州港也是与日本友好往来及通商贸易的主要口岸。日本船舶由镰仓港口出发，“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明州市舶使在日本商船到达后，支送酒食，举行宴会，备极优待。北宋时期，中国商船赴日贸易见于记载的也达六、七十次之多。镰仓海岸大量中国宋代瓷器及宋代铜钱的出土，成为两国之间贸易繁盛的见证。当时，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也很频繁，如日本高僧荣西（千光法师）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前来明州，并亲自从日本运来巨木良材，助建天童寺千佛阁，至今仍传为中日友谊的佳话。

明州与南洋诸国的通商往来，见于记载的有阇婆、真里富、占城、暹逻、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家和地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阇婆国王穆罗茶遣使者陀湛等入贡，随汛驶船六十日到达明州。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有真里富（位今暹罗湾东北岸）大商人在明州去世，留有巨额资财，明州知州赵伯圭给予备棺成殓，派下属扶丧送归故国，一年后，真里富国王特派人来谢。在市舶务以西设有波斯馆（在今车桥街南巷左边），其中有一条巷称为“波斯巷”。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并在舶务边的狮子桥以北建有清真寺，可见在明州侨居的阿拉伯人为数也不在少。

宋代明州是全国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曾在明州造二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名为神舟”，人称为“万斛船”。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诏明州、温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派晁说之在甬东司码头和真武宫码头之间，设置监明州船场，今宁波市战船街即因宋时为造船场所在而得名。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为逃避金兵追击，“帝次明州，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明州船场生产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宋时输入我国的商品有“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镔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苏木”等，输出的商品有“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明州出口的越窑青瓷远销高丽、日本、东南亚、非洲以至欧洲，史载：“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时人有“走遍天下，不及明州江厦”之谚，可见明州海外贸易之盛。

元时明州（庆元）港的地位仍很重要，时出海船舶多发自庆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征日本，遇飓风，舟回，曾还戍庆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征爪哇，会军庆元，登舟浮海”，亦从庆元出发。元时庆元与高丽、日本之间使节与商旅往还，继续有所发展。1975年夏间，在南朝鲜西南木浦海底发现中国沉船一艘，内载有浙江龙泉青瓷及铜器等一万二千多件，其中有“庆元路”铭文的铜砝码一件，此船当来自庆元无疑。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曾派参政王积翁偕补陀（普陀）僧如智使日。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又派妙慈宏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携诏书使日，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元时，经庆元港去南洋各国侨居的华侨也为数不少，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明、清时期宁波港的中衰

1.明、清的宁波海港

明建国前，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攻占方国珍盘据的庆元后，改庆元路为明州府，隶于浙江行中书省。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避“明”国号讳，准单仲友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因明州属下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仍以原明州府治鄞县县治为宁波府治。宁波之名，从此开始。洪武十七年（1384年），废昌国县，改为昌国卫；二十年（1381年）又并入定海县。明成祖永乐十六年，慈溪县失落官印，被迫改为慈谿县。明时宁波府实领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五县。

清代仍宁波府，并为宁绍台道治所。初清政府以舟山为宁波府藩篱，是海防要隘，移定海总兵至舟山。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清政府又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因改舟山为定海山。次年，置定海县。原定海县改称镇海县。道光六年（1826年），为避宣宗旻宁讳，改宁波府为寗波府。二十一年（1841年），升定海县为定海直隶厅，直属宁、绍、台道，寗波府所辖为鄞、慈谿、镇海、奉化、象山五县。

明嘉靖前，禁止通蕃出海，但仍允许各国前来进贡时携带货物与中国通商贸易，由市舶提举官管理。据《今言》记载：“太祖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称为‘六国码头’。寻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师（太祖都南京），遂罢之。已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市舶提举司设于永乐元年（1403年），在府治西北一里许，以方国珍遗屋为之，即今中山公园九曲廊一带。三年（1405年），“诸蕃贡使益多，置驿于市舶司以馆之，浙江曰安远”，故也称“安远驿”，经考证，地在宁波卫后，即中山公园后部。翌年，以驿馆之西原方国珍的花厅改建市舶司，并建“吏目厅”于其右。

嘉靖中期取消海禁之后，为适应舶务的需要，“以市舶提举司改巡视海道司”，并于魏家巷、小梁街、大池头和盐仓门四处分设提举衙门四处，承办舶务。以后，保留盐仓门一处，余三处同时撤去。明代宁波的市舶库又名提举库，仍在宋元市舶库旧址，洪武时改称广盈东仓，永乐三年复改为市舶司库，俗称东库。税课司置于府治东南边的迎风桥西，在府治东南江心建有嘉宾馆，宾馆大门外置东、西两个关坊，分别以“观光之国”及“怀远以德”为名。“通衢之东，复建二驿馆以便供应。故为境清寺，嘉靖六年（1527年），守高第改为馆。凡遇倭夷入贡，处正、副使臣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洪武元年（1374年），于月湖南设“四明驿”，位于今湖西柳汀街西段的居士林处，以接待日本等贡使。崇祯六年（1633年），又在巡视海道司的仪大门东侧，即今中山公园东侧，新建迎宾馆以接待各国客人。

清初，改明之巡视海道司为巡视海道署，其址仍在今中山公园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复改设海关行署。雍正《宁波府志》载海关行署在府治南（旧理刑馆地），海关则“在甬东七图（即今江东包家道头），面江，商舶往来，于此验税”。外贸仓库改称“海仓馆”，仍设于灵桥门内明市舶司库原址。清代的宾馆称“四明驿丞署”，据《四明谈助》：“清四明驿丞署本甬东巡检司署，今称甬东司道头”。清代宁波港仍为我国造船基地之一，据《四明谈助》记载：“今之船厂或即宋船场地，大舰陈于江涂，灰油、麻、铁、杂作纷营……凡巡洋营船皆出于此，宁绍台道掌其事”。明、清时期最大的国际码头为大道头，《四明谈助》记载：“滨江庙左，今称大道头，凡蕃船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其次有真武宫码头，在新江桥西堍江边。对江有下番滩、杨柳道头等。

2.明、清朝贡贸易与闭关政策下的宁波港

明代宁波港因受倭寇侵扰，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下令禁止通蕃下海，命“信公汤和巡海上，筑浙东沿海诸城，宁波、台、温皆屯兵守之”。当时禁止本国船只出海，仅开放外藩朝贡贸易，对日本则实行勘合贸易，以十年为期，人不过二百，船不过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明代中期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日本争贡事件，宁波惨遭洗劫。嘉靖下令停止市舶，撤销宁波市舶司，宁波港完全封闭。但沿海豪势之家勾搭倭寇进行走私活动仍很猖獗，因而“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

嘉靖中期取消海禁之后，中日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早期日本来明州的船舶多从兵库出发，经濑户内海至博多，再经五岛列岛越过东海至宁波港。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改从堺出发经四国南部和鹿儿岛，横渡黄海及南海而到宁波，航程更为便捷。中国对日本商船的到来欢迎极为隆重，每当船至舟山群岛时，宁波港即派出彩船百余艘出迎，馈赠饮食，进行慰问。船至沈家门，又有彩船数十艘奏乐相迎入港，生动地反映了中、日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日本著名画家雪舟于宪宗成化年间曾以从僧身份前来宁波，所作《天童寺图》至今仍珍藏于日本；另一有名的学问僧策彦（谦斋法师，汉名周良）也于嘉靖年间两次来过宁波。中日之间贸易的商品很广泛，明州输往日本的主要有铜钱、丝绸、陶瓷、药物、书籍，自日本输入的主要有刀剑、硫黄、铜、扇以及工艺美术品。

明时阿拉伯商人前来明州者仍络绎不绝，自明代中叶，葡萄牙人控制了东洋航路后，其在宁波的通商势力，已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

清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大开海禁后，“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逻、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苏禄、日本、琉球诸国，仍设榷关四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置吏以莅之”，时外国来宁波通商的以英国为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于定海道关泥城内特设“红毛馆”（俗称“西洋楼”），以接待欧洲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红毛馆，只许外商船泊在广州一地停泊。在闭关政策下，宁波港的对外贸易一落千丈。

五、“五口通商”后的宁波港

1.江北港区的形成

《南京条约》宁波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同辟为“五口通商”的商埠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此直接深入到宁波。开埠以后，指定宁波江北岸即甬江和余姚江环绕的一个三角地带为通商地点。当时还是一片荒滩，仅有一个小渔村，与城中联系全靠桃花渡口，但这里由甬江东北行  25公里即达海口。有陆路通镇海，又可从慈谿、余姚通向内陆，有利于港口形成后进出口货物的集散，而甬江沿岸江面水深江宽，自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平均江面宽290米，水深6.25米左右，更具备作为海港的优越条件。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1月12日，英国首先在江北岸设立领事馆，委任领事及翻译各一名。次年，法、美两国也援例设馆。同治九年（1870年），普鲁士、荷兰、瑞典、挪威皆设副领事一人驻宁波，西班牙、葡萄牙未设领事，其通商事务多委托英领事馆代办。同治十年（1871年），日本也在宁波建立了领事馆。

随着贸易的逐渐开展，各国洋商在江北岸建立起各种洋行。首先开设的有美、英等国的旗昌、逊昌、源昌、广源等洋行，经营鸦片及各种洋货，他们广置地产，建造洋药栈（鸦片仓库）、教堂、住宅等。清政府于咸丰九年（1859年）在江北岸成立“新关”，以区别设在江东的“常关”，专征国际贸易税。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殖民主义者对宁波的侵略进一步深入，于该年5月22日又在江北岸成立了以英人费士莱和华为士为税务司的浙海关，俗称“洋关”，凡国际贸易及国内大宗货物的税收均归洋关办理。原设于江东包家道头的“常关”只能管理距宁波25公里以外的定海、石浦、沥海、江下埠、家子口（在海门）等小关口。西方殖民者攫取了海关大权后，根据《天津条约》规定：洋货享有只需一次交纳2.5％的进口税，即可畅通遍销中国内部各省的特权，使处于层层苛征下的民族工商业陷于极端不利的地位而一蹶不振。

根据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海关关章》第一款规定：“凡商船赴宁波者，行至招宝山正顶与金鸡山对径之界，过此即为进宁波口”，第三款规定：“宁波江泊船起下货物之所，自外国坟地至浮桥（一名新江桥）并盐仓门（位于今解放桥附近）为界”。同治二年（1863年）英国人擅自将浮桥从盐仓门向东迁移至桃花渡口濒临三江口，自此轮船不能进入姚江，而奉化江口一带又因帆船云集，水道狭窄，轮船很难驶入。于是，宁波港轮船停泊与货物装卸均集中在下白沙外国坟地至三江口长约1.2公里的水岸线上，也就是新形成的江北港区。

同治元年（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开辟沪甬线，首先在江北港区建立了第一座趸船式的浮码头。光绪元年（1875年）招商局，及三年（1877年）英商太古公司开辟沪甬线，又先后建立了招商码头及太古码头（后因行驶“北京”轮，又俗称“北京码头”）。六年（1880年），宁波江北港区出现的洋行已达32家。据《鄞县通志》记载，有美商太平洋行、美孚火油行，英商太古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祥泰木行，法商茂昌蛋行、东方轮船公司，日商津田洋行等等，它们一面倾销洋货，一面利用当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宁绣、金丝草帽等加工，攫取巨额利润。

江北港区沿江原为一条宽仅6米的旧式石板路，行人、货运拥挤不堪，直到1931年，宁波市政府才借商款加以扩展，修筑了一条长660米，宽19.2米的沿江马路，从新江桥北堍到浙海关一带，建有利涉、永川、宁海、宝华、宁兴、宁绍、北京、新江天、余上、永宁、宁象等码头，江北港区的码头才大为改观。

2.宁波港降为国内转运贸易港

五口通商后，由于上海港的崛起，对外贸易港口的中心已转移到上海。宁波港由于地处浙东一隅，与腹地交通不及上海便利，对外贸易大部为上海所占夺。宁波开埠头四个月，入港“货船六艘，随卖随去”，洋船为逃避报关纳税，多停靠定海走私，“每自六、七只至十一、二只不等”。输入品为鸦片、呢羽、洋布、煤油等，输出则以湖丝、茶叶、棉麻为主，第一年贸易额虽曾达50万元，然而五年后即迅速下降至十分之一以下。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浙江巡抚常大淳在奏折中称：“查道光三十年夷货税册，仅收税银一百一十两，该夷（按：指英商）无利可图，船货往来甚稀”。此时，清政府在江北岸的“新关”尚未建立，设在江东的常关也就不大可能收到税银，常大淳所称虽不足为据，但当时贸易额不大却是事实。

以后，随着沪甬线航线的开辟，宁波的对外贸易大多通过上海港进行，直接贸易很少。以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例，该年宁波洋货进口总值为614万余关平两（1关平两合37.8克），其中由宁波直接进行的仅占37万余关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487万余关平两，由宁波直接出口的仅占0.3万余关平两。即直接进口的洋货与出口的土货仅占进出口总值的6.07％及0.074％，其进出口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其他口岸主要是上海港转运的。宁波港除通过沪甬航线进行进出口的转口贸易外，还开辟了一条宁波至镇海、舟山、象山、海门和温州的“五山头航线”。宁波港由上海转运进口的洋货，再由五山头线集散，因而宁波港在五口通商以后由直接对外贸易，转向以国内贸易为主了。

清咸丰、同治年间，宁波港的对外贸易曾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席卷全国，各地交通为战火所阻，宁波因偏处东南沿海一隅，未受到大的战乱的影响，航运业及沿海贸易大为发展。除沪甬线始终保持畅道无阻外，由宁波起航的南北货号商船北抵山东、河北，南达福建、广东。江西、安徽、两湖及四川等地的物产，也由宁波港集散，当时宁波港江北港区盛极一时。同治二年（1863年），进出口总值达2，300多万关平两，进出口的商船近3，200只，达50余万吨。到八十年代，更增至平均每年60至80万吨上下，每年港口吞吐能力在30至40万吨左右。

总之，在五口通商之后，宁波港已从鸦片战争前主要对外贸易港之一降为国内各港口之间转运货物的贸易港，其进出口贸易在十九世纪中期虽曾有过短暂的繁荣，但到二十世纪初已一落千丈。1901年，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全国总贸易额的2.5％，1911年降为1.96％，1921年又降至1.46％，到1931年更降低到1.12％，成为一个三等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