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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除夕的晚上，女儿和外孙女挤在我的书房里，从网络上看电视剧。把我挤出了书房，到外间去烫脚。茶几上放着一沓杂志，老妻正在翻阅着。我也顺手拿起一本，是兰州大学的人文、生活类刊物《视野》。我拿起的一本是2009年的第17期。便一面烫着脚一面浏览着。头题就是刚刚过世不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先生访台已是1999年的事了，这时候和胡适套近乎不但已无风险，而且是很时尚的事情了。所以季先生才肯纡尊降贵地跑到胡适墓前，并且事后还要发一通感慨。可惜，季先生枉称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亲闻过胡适先生的謦咳，其实对胡适是很陌生的。且看他所发的感慨：
“逃往台湾……并不得志……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 “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死后哀荣备至……” 胡适先生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短暂出任过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以外，终其一生都是国民党的反对派，终其一生都是温和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他在那里从来也没有“得志”过。而且他所追求的也不是“为当局所礼重”，不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和当上了研究院院长就算过上了“舒适称心的日子”，并且“死后哀荣备至”就算是“差强人意”了。胡适先生死于1962年，当时国民党的威权时代并没有结束，他所竭力争取的民主宪政还遥遥无期，他何曾“称心”过 ？至于他当上研究院院长，也不必好奇地猜测“不知怎么一来”，内中也不会有什麽猫腻，应当是实至名归的当然选择。并且当上研究院长也不必和国民党“保持一致”。何以见得？人所共知，郭沫若先生曾经是参加过共产党的，并且一直是左翼文艺界的领袖人物，何尝与国民党保持过半点一致？可是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一直是研究院院士，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可见季先生在胡适墓前所发的感慨，是一点也不了解胡适的，他们之间其实仍然是陌生人。何以致此呢？这是因为在思想、道德、人品方面所到达的境界不同,因而趣向和追求也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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