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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经揭示出战争的两个基本特性：1、战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2、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对土木堡之变的理解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战争的偶然性和英宗、王振的责任 先说偶然性，很多伟大的统帅都有战败的时候，因此，以一场战争的失利来认定英宗是昏君，王振是奸臣，是没有道理的，何况这种失利是被文官集团无限放大的。从英宗整个一生的表现来看，他始终在和日渐腐化的官僚集团在不断斗争，维护着大明的盛世局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也许他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英宗无疑是应该被肯定的。 再说王振，王振也是被文官集团极力丑化的人。但我们看看王振到底有哪些祸国殃民的行为呢？土木堡之变被认为是王振挑起的。也先派人来骗贡，被王振拒绝了，于是蒙古人找到了挑起战争的借口，王振被认为是罪魁。但试问，蒙古人到我大明来骗钱，难道就应该如数照给？大明国体国威何在？所以王振做得一点都没有错。到蒙古进犯，边军连败，王振力主皇上亲征，乃是延续了自成祖以来天子巡边的传统，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大明天子必须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这更是一点没有错。当时反对亲征的文官，很多是自己怕死，不愿随驾，又不好明说，只好抬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皇上亲征，体现了书生本色。 关于土木堡的战斗细节，各种记载非常混乱，前后矛盾，这也说明了有人在刻意篡改这段历史，借此丑化王振为代表的阉宦，同时还连累了英宗也被丑化了。因为掌握话语权的是文官集团，所以人们得出了英宗是一个昏君的结论，他重用太监王振，不顾爱国文官的劝阻，非要跑到塞外和蒙古同胞进行无聊的战斗，最后50万明军被5万蒙古军包围，明军大败，英宗也被俘虏了，实在是万古昏君，而文官们起初就不愿意打，真是有先见之明。 战争的细节经过文官们的处理，显然不利于英宗和王振，比如说明军有50万之多，实际上小小的土木堡的物理空间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并且明初京营的编制也没有这么多人，所以显然是为了夸大王振的误国和英宗的昏庸，对明军数量进行了艺术加工 战争失败的主因应该来自内部 刚才已经说了，以一场战争的胜负去否定英宗是不对的。然而，从战争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又是明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延续，明军的失败，是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辩证统一的整体。 英宗朝的郑智状况，要从英宗本人说起。之前的仁宗、宣宗都是在文官的教育下长大的，思想上比较接近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被文官集团称为仁君。但英宗在成长中却更多地受到了王振这个来自社会基层的人的影响，他称王振为老师，而总是和文官集团貌合神离，格格不入。英宗的性格，非常善良而爱国，但又缺乏城府，和今天社会基层的很多小愤青们类似，这不可能是文官们教育出来的结果，而只能是受到来自社会基层，同样很愤青的王振的影响。 英宗以他的善良，果断制止了士大夫之中殉葬风气在皇族中的蔓延，堪称千秋圣德。关于殉葬，一些亲满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往往用非常煽情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明朝宫廷的殉葬情况，以此来突出明朝皇帝的残暴和灭绝人性，但这种春秋笔法是对真实情况的亵渎。其实当时的殉葬风气，主要流行于文官集团，皇族只是受其影响而已。 殉葬在消失了两千年后又死灰复燃，是程朱理学过于强调忠孝节烈的副产品，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宋朝，周边异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崛起，再加之五代以来社会的颓废风气，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面临严重威胁，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去凝聚民族精神，于是理学应运而生。理学所弘扬的忠孝节烈等价值观，确实在当时起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作用。在蒙元统治的几十年里，理学维系着华夏的民族意识，并最终引导着人民推翻了异族统治，在明朝初期，理学也为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重建强大帝国作出了贡献。 但理学是一把双刃剑，在创立之初，就被指责为过于矫情，违背人性，朱熹等理学大家也被称为伪君子。理学流行造成在读书人之中流行夫死妻妾从葬的风气。当时往往是某个文人死了，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就会劝说（实际上是强迫）他的没有子女的妻妾自杀从葬，并在她们死后写文章赞美其节烈的行为，整个家族也将因此而感到荣耀。很显然，这就是理学“动以不情之论责人”的极端化产物，理学要求每个人都做圣人，都遵守忠孝节烈的道德规范，这是违反人性的行为。 明朝皇帝受士大夫风气之影响，也先后搞过三次以宫妃殉葬的活动，分别是建文帝、宣宗各搞了一次以及英宗亲政前“三杨”主持下的那一次【1】，建文帝、宣宗这两位皇帝都是从小受文官影响很深的，被文官们称为仁慈而有孝道的君主；而草莽出身的明太祖和明成祖却从未搞过殉葬，被文官们指责为很残暴。由此可见，在文官集团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善良和邪恶的概念变得非常混乱起来 到了英宗时期，理学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了。文官集团经过仁宣两朝君主的善待，逐渐故态复萌，又开始“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了，成为了一群伪道学，明太祖大杀百官换来的近百年清明盛世，面临消失的危险。英宗这样一个小愤青，实际上在和整个文官集团斗。他斥责殉葬的虚伪和矫情，也是对理学的否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英宗并没有彻底结束殉葬的历史，只是不让皇族再搞殉葬了，在他十三岁亲政前，就写信给一些亲王，痛斥殉葬制度，死前又下诏禁止后人给他搞殉葬。但对文官集团内部的殉葬风俗，则鞭长莫及了。殉葬的真正结束，是和陆王学派的兴起，代替理学成为明朝思想界的主流有关。充满人文精神的阳明心学，反对理学的伪善，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到了满清，统治者打压心学，利用理学维护统治，殉葬在某些地方又再次出现。 殉葬的重新出现和消失，有其必然的社会规律，这并不是哪个皇帝能够左右的，有些亲满学者，一定要把殉葬当成明朝黑暗残暴的证据，是毫无道理的。可以负责任地说，正是因为明朝皇室的平民出身和责任感，才有效抑制了殉葬风俗的蔓延。换作其他出身贵族，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只要能当皇帝就什么都好商量的家伙，肯怕殉葬之风，会更加厉害 殉葬一事，能很好地反映出英宗的真性情和文官集团的虚伪。但英宗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远远不止这些。经历仁宣时期，文官掌握实权，并开始逐渐府化。仁宗、宣宗感到明显被架空，于是让司礼监分内阁之权，对文官集团进行监督约束，因此朝政还比较清明。但到了英宗初期，因为皇帝年幼，“三杨”完全凌驾皇帝之上，内阁彻底失去了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府拜”，在正统初年，明朝官场出现了一个贪府横行的小高潮，而这显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王振和他的学生明英宗无法忍受的。 于是史书上记载，英宗逐渐掌权后，任命王振为司礼太监，屡兴大狱，屡用重典，抓了很多高官。文官集团称这些高官都是冤枉的。但英宗又不是傻子，如果不是这些高官确实不法，残害百姓，肯怕王振是没有权力逮捕他们的。所以王振实际上是在恢复明太祖时期的重典治贪，整顿吏治，而其背后的支持者，便是英宗这个愤青皇帝。 因此整个文官集团便和王振结下了非常大的仇恨，到了瓦剌进犯，文官们无法劝阻英宗亲征，于是千方百计开始搞破坏。因为一旦战争胜利，王振就建立了不世武功，政治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显然是被整得很惨的文官们无法接受的，于是明军失败的命运，在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战争的细节我们今天很难考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明军行动中，文官们和王振一直不断地争吵，一些勋臣宿将也因为希望王振倒霉而冷眼旁观。在这种内部极混乱，不断制肘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孙吴再世，肯怕也很难获得战争的胜利，何况王振并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土木堡之变，实际数字大约20万的明军败于数万蒙古军队，是内部原因造成的，这证明了《战争论》的伟大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后记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们在朝堂之上，将王振的部下打死，之后又撺掇景帝，将王振族诛，可见他们对王振痛恨到何等地步。夺门之变以后，历经大难的英宗对文官集团老实了不少，只有几次不大的抗争。几十年后，蒙古自也先之后又出了一位优秀人物——达延汗，他统一了蒙古各部，想重建成吉思汗的伟业，率大军南下。大明武宗毅皇帝亲征迎战，这次他吸取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下令文官一个也不许出关，果然获得了胜利，一雪国耻，草原帝国最后一次崛起的希望被扼杀于摇篮。文官集团拒绝承认此次战役的胜利，称战争只消灭了16名蒙古人，至于到底真相如何，肯怕与“土木堡之变”一样，都属于不可考的范畴了 注【1】：成祖死后，仁宗有没有以其嫔妃从葬，棒子国坚称有，但也有明人说没有，鉴于棒子经常说谎，所以存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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