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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为了解决北方蒙古问题，五次亲征漠北，其打击的重心是阿鲁台的鞑靼部。阿鲁台的鞑靼部遭到重创之后，瓦剌部势力却得以渐增长。宣德九年(1434)，瓦剌首领脱欢袭杀了鞑靼部首领阿鲁台。正统四年(1439)，脱欢病故，其子也先成为瓦剌首领，并统一了蒙古各部。 瓦剌与明朝当时经济往来较多，瓦剌对中原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绸缎等物资需求较大，他们通过马市和朝贡贸易获取这些生活必需物资。但是随着瓦剌使团人数不断增长，明朝方面已经不堪重负。觊觎中原的财富，同时看到明朝边防的废弛，也先渐渐生出了野心。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瓦剌派出三千五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贡马。太监王振根据实际人数减免了多余的马价，也先以此事和所谓明朝拒绝和亲之事，大举进犯明朝北疆。 正统十四年(1449)春，也先兵分四路大举南下。六月三十日午后，英宗朱祁镇在左顺门召开晚朝，选派成国公朱勇带领军马四万五千人，由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带领，分别赶往宣府和大同加强边卫。 随后，朱祁镇在紫禁城内召见众臣，做出了御驾亲征瓦剌的决定。
虽然很多大臣内心极度反对皇帝亲征，但是慑于皇帝身旁站立的王振的权势，当场没有人对亲征提出任何异议。 跟传统的认知不同，朱祁镇在宫中做出这样一项影响了明朝国运的决策，并不是太监王振左右的结果。朱祁镇的身体中流淌着明朝皇室尚武的血液，他对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等先帝们亲自上阵杀敌的历史耳熟能详，羡慕不已，也梦想有朝一日继承先帝们的武功。自幼又喜欢排兵布阵、检阅士兵、骑马射箭，朱祁镇渴望走上战场，恢复祖宗们的荣光。可以说，明朝皇室自开国以来，就有御驾亲征的传统，这也是促使朱祁镇做出亲征决定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当时明朝的军事体制也决定了除了作为最高统帅的皇帝，无人有能力和有权力指挥京师三大营精锐。亲征决定既然做出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二十多万京营大军在朱祁镇的带领下，浩浩荡荡走上了北方战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二十五万京军和私属仓促就道，大军八日之后，抵达宣府。到了宣府，天气忽然变坏，大风大雨。跟随皇帝亲征的文武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在宣府驻扎，不要继续前行，以免出现差池。 面对这种畏战情绪，英宗大怒，命王振将劝说驻军的大臣们遣送到军队里面，跟着大头兵们一起行军，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气氛。 第二天，亲征大军继续西行，到达鸡鸣山。这时候军中的畏敌情绪更加严重，为了压制此风，在英宗授意和默许下，王振故意凌辱群臣，命成国公朱勇觐见时膝行向前。管理大营的户部尚书王佐和兵部尚书邝聎，无故擅离职守，王振罚令二人跪在草地之中，夜晚才让他们回去。军情紧急，王振身边的亲信钦天监正彭德清劝说他:“敌人强大，不可继续前进，万一皇帝失利被俘就坏了。”内阁学士曹鼐也以皇帝之命关系社稷安危相劝，要求退军。结果，都被王振拒绝了。 王振明白，年轻气盛的天子朱祁镇不可能同意回师。他满怀信心地要建立不朽功绩，二十五万大军没有跟敌军交手就退师，岂不成了天下的笑柄! 明军继续前进，到达前线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若大军继续出战，将正中也先下怀。郭敬显然是得到了某些军事情报，才禀告了王振。因为就在明英宗进军时候，以往战无不胜的瓦剌军竟然悄无声息地退到了塞外。 这不可能，瓦剌军绝对不可能是畏惧亲征大军才撤走，他们必然隐藏着更深的阴谋! 当时跟随的文官李贤也看出了端倪，他后来的笔记记载下这段往事，说敌人故意退却，以引诱明军深入围歼。 说来也巧，亲征大军到达大同当天的夜里，一向晴朗的天空风雨大作，令人胆寒。 在群臣和王振的极力劝说下，明英宗极不情愿地同意大军班师。
针对回师的路线，亲征大军的文武官员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建议大军从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却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的路线是向东，从居庸关回师北京。 明英宗不选择紫荆关回师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首先，回师就是他极不情愿的决定，如果走居庸关东北一线，在山川众多、地形不利于敌方骑兵展开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遭遇瓦剌军，打上一场胜仗，给自己的回师挽回些面子。年轻气盛的皇帝是不甘心一战不打，就这样灰溜溜退军的。 其次，即使选择走紫荆关一线也并不能保证万全。正统十四年之前，明朝从大同到蔚州的路途中，并无后世人们想象中那种城堡众多，贯通联结为一体，密不通风的防守工事。当时的边墙只是断断续续，在正统年间之前，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只在永乐十年有过一次修筑边墙的行为。明朝大规模修建长城是嘉靖朝的事情。土木堡之变时候的宣府边墙长度只有嘉靖时的十八分之一长。 英宗大军回师的路程如下:八月初三，明军一日行军二十里，自大同回师，到达了双寨儿;初四，大军一日行六十里，到达了滴滴水;初五，大军一日行二十里，到了阳和北沙岭;初六，行军四十里，到达白登;初七，行军七十里，抵达洪州方城;初八，大军行九十里，到达怀安城西边;初九，车驾行六十三里，到了万全峪;初十，大军行六十里，到达宣府。八月初九，大军在万全左卫花园驻扎时，文书官袁敏曾经建议，派遣一大将率兵三到四万人，在宣府城南边或者鹞儿岭驻兵，以防止敌军攻击亲征大营。应该说，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很可惜，英宗想自己亲自对战瓦剌军，这个无比正确的建议，也是很可能挽救亲征大军的建议被英宗无情地拒绝了。 八月十一日，大军到达了宣府东南，一日之内行五十六里。英宗亲征大军回师道路上，是一路顺风的，没有遇到什么瓦剌军队。不过，八月十二日这天，大军不紧不慢，放慢行军速度，行二十里，到达雷家站。明英宗朱祁镇在十三日接到了谍报说瓦剌军已经到来时，不但没有加速回师速度，反而还停军不动，并派出断后部队截击瓦剌军。 雷家站地势开阔，北临八宝山，南边是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川。这是非常有利于大军团展开作战的地形，正是跟瓦剌对战的好地界。 一路上一心要寻瓦剌主力决战的朱祁镇，终于等到了跟敌军对战的机会。听说敌人追击的消息，他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终于有机会跟瓦剌军面对面决战了，自己马上要重现祖宗的赫赫武功了，想到这里，朱祁镇的脸庞兴奋得通红。他感觉体内热血沸腾，有一股上阵杀敌的冲动让自己难以自抑。 不得不承认，也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得知明英宗御驾亲征的消息后，故意示弱退却，在漠北设下埋伏，引诱明军进入包围圈，然后围歼。若明军没有上当，他就攻击大同，阿剌知院进攻宣府，这两地都是明朝亲征大军必经之路。 两路瓦剌军队在围攻的同时，通过探报传递消息，一旦亲征大军到了有利于他们围攻的地区，他们两部就迅速合兵一处，将亲征大军围而歼之!亲征大军在大同得到了情报，知道瓦剌设伏故意引诱明军深入。虽然明军没有上当，但是回师必然要走大同到宣府一线，大军的一举一动肯定逃脱不了瓦剌探报的视线。 更加糟糕的是，早在七月十二日，瓦剌大军已经开始围攻马营。这就意味着宣府北边的独石城已经落入敌手。独石城的城防能力在整个宣府地区仅次于镇城，此地不守，意味着其他更小些的城堡更加无力抵抗瓦剌军的猛攻。 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将杨俊也不战而逃。他这一逃，带来的恶劣影响，就是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效仿，弃城逃跑。这样一来，有十一处城池落入敌手，整个宣府北路和东路的防守全线崩溃。永宁卫的丢失，又使得瓦剌军可以来去自由，长驱直入，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水源地桑干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明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独石、怀来、永宁等城池的成功攻占，使得瓦剌大军已经具备了合围明朝亲征大军的可能。而明军的探报系统却根本没有探测到如此重要的情报。 二十多万亲征大军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从踏入雷家站开始，他们已经一步走进了也先设计好的包围圈口袋。 八月十三日，明英宗朱祁镇正信心满满地准备在雷家站痛击瓦剌主力，这时他突然接到探马回报，一听探报，他惊诧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原来，瓦剌军已经袭击了亲征大军的断后部队，勇将恭顺侯吴克忠、其弟都督吴克勤所部三万人陷入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吴克忠兄弟英勇战死殉国。 得知消息后的明英宗立刻派出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精锐京军四万人迎战敌军。 结果大军进入鹞儿岭，又被瓦剌军伏击，四万人全部覆灭，主将朱勇、薛绶阵亡。 至此，亲征大军已经损失了七万兵力。明英宗朱祁镇在这一刻，才真正见识到了瓦剌军令人恐怖的战斗力，第一次上战场的他似乎闻到了那令人作呕，挥之不去的血腥味!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瓦剌十万大军已经切断了宣府镇和亲征大军之间的联系，宣府镇的杨洪就是有心救援，也无力出城了。 八月十四日，十八万明军进入了土木堡，他们的士气已经被前面两次惨败打击得荡然无存。恐惧占据了每一个士兵的心头，马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团圆之日了，可是彪悍的瓦剌骑兵却要用手中的利刃收割他们的生命!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能否活着回到京城，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亲征大军这一日行进了三十三里后，在土木堡驻扎休整。土木堡二十里处有一处城池，就是怀来城。明军选择了在土木堡地势较高之处驻营。这高地是大选错了，大军又饿又渴，掘地二丈，都没有发现一滴水。驻营的高地南边十五里处，有一河流，已经被瓦剌占据。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连夜攻击土木堡北面的麻峪口，守卫此处的明军都指挥郭懋拼命抵抗了一夜，最终不支，败下阵来。八月十五日，中秋万家团圆之日，土木堡的明军已经陷入了绝境。当然，此刻的明军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们筑造堑壕工事，对抗瓦剌军，使得瓦剌军一时间难以靠近。自从桑干河上游被瓦剌军控制后，明军在近两天时间里无水饮用的绝境下，还能坚持守卫工事，不让瓦剌军攻破，足以证明明军的战斗力仍然不可小觑。 如果明军阵脚不乱，瓦剌军还真一时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过，瓦剌人可不全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也先计上心来，他派出使者到明军阵前议和。明英宗朱祁镇派出内阁曹鼐跟瓦剌使者会晤，然后又派出两人护送瓦剌使者回去。也先假意同意撤军，饥渴难耐的明军将士们看到瓦剌军后撤，在这一刻他们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到了临界点，干涸的嘴唇渗出了鲜血，明军纷纷跳出堑壕，寻找水源。就在明军阵形大乱之时，佯装撤军的瓦剌军杀了一个回马枪，冲杀向前，将明军将士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的战斗，简直可以用杀戮来形容了，很多失去抵抗意志的明军坐等敌军杀戮，仿佛成了待宰的羔羊。而也有不少明军坚持抵抗，拿起手中的兵刃跟敌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血色夕阳，一场大战之后，土木堡伏尸遍野。无定河边骨，犹然是春闺梦中人。月明团圆夜，六万多明军将士却已经长眠他乡。土木堡之战时，明军尚且有十八万人。根据亲历者李贤的记载，死者居三分之一，伤者过半，骡马损失了二十多万。可见，有不少明军还是脱离了战场，保得了性命。瓦剌军在砍杀明军的同时，不忘记抢夺辎重兵器。一名瓦剌兵看到一个盔甲鲜明的年轻人坐在地上，仿佛这杀戮的修罗战场跟他无关似的。他伸手抢夺年轻人的甲胄，将其俘虏。后来经过瓦剌将领辨认，才知道此人正是大明皇帝朱祁镇。 让我们再看王振最后的结局吧。北京智化寺中留存的《英宗谕祭王振碑》中提到:英宗朱祁镇亲眼看见王振挥刀自刎，自杀殉国。应该说，王振自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王振和英宗情感之深厚是无可置疑的。眼看得明军全军覆没，英宗又被俘虏，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愧对了英宗对自己的恩遇，又辜负了历代先帝对自己的嘱托和厚待。王振感觉无颜活在世上，遂挥刀自杀。 英宗在智化寺的祭文中记录了他亲眼看见的场景:跟随他二十多年，忠心耿的王振，在乱军之中，看到自己被俘虏，绝望之际，挥刀自杀。
就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打击而言，是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首先，精锐的京军损失惨重，二十五万京军死于鹞儿岭和土木堡之战的总共有十三万人之多，随军的军械辎重被瓦剌掠夺一空。 其次，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军的俘虏，这也是明朝的最大国耻，对明朝军心士气的打击沉重。 最后，随行的五十多名文武重臣死于土木堡，这几乎摧毁了明朝半个朝廷。死于土木之难的张辅为首的勋贵为数不少，勋贵集团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权力中心的重新洗牌。 作为一场惨痛的军事失败，土木堡之变在当时和后世，都一直被研究和探讨，为何明朝在建国不到百年之际，就遭受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要知道，此时距明成祖朱棣对蒙古各部“犁庭扫穴”也不过二十五年时间。 土木堡之败原因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自永乐朝以来，北部边防线的全面收缩，导致了北部边防态势的恶化。永乐大帝将东胜、大宁迁徙到内陆，对蒙古的防线开始大范围南移。正统年间，北部边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态势，塞外一有风吹草动，蒙古人很快就能杀到宣府、大同城下，这使得明朝边防情况日益严峻。 其次，瓦剌军力强大，加之宣府镇附近的防守脆弱，导致了宣府北路、东路各城堡纷纷落入敌手。宣府镇遂成孤城，无法援救亲征大军，坐视土木堡之败的发生。 再次，明英宗年轻气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亲征。在回师途中，进退失据，缺乏对敌军的正确判断，这些指挥失误也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对手的强大和也先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明军失利的原因。 土木堡之变被后世史家认定为明朝中衰的标志。这并不确切，这是很多偶发因素导致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明朝根本。更何况，在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王朝依然存在了近二百年。期间，也多次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大幅度发展期，并没有什么衰世之征。 在文人士大夫们笔下的历史书写中，王振是作为罪魁祸首成了替罪羊。至于替谁的罪，那很明显，就是明英宗和一帮文武重臣。 古人为君者讳，失败的责任当然不能明指属于明英宗本人，更何况，明英宗虽然成为瓦剌俘虏，后来却又成功复辟，再次登基。而且之后历代明朝皇帝都是英宗之后人，不管是皇帝还是臣下，都不可能诿过于英宗。既然王振专权已经对文官士大夫权力造成了影响，而王振又在土木堡死去，永远不能开口，秉承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文官士大夫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好，就让你个死太监再来当个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土木堡之败到底是谁的责任?首先，明英宗朱祁镇至少要担负一半以上的责任。他是军事总指挥，二十三岁的成年人，完全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对亲征大军的一举一动负有直接责任。正是他在整个亲征过程中，对瓦剌的轻视和对自己的高估，最终导致了亲征大军走向险境。其次，随征的文武重臣们都有责任。以张辅为首的勋贵重臣饱经战事，尤其是张辅，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表现奇怪，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对于英宗的错误决定并没有及时指正，也没有运用自己的威望在行军中发挥作用。另外部分文官，在行军途中，甚至想到谋杀王振。面对强大敌人，他们想的不是同仇敌忾，而是内斗，这样的态度对亲征大军的失利肯定要负一定的责任。 最后，杨俊对怀来、永平等十一城的接连失陷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而正是这十一城的丢失，直接导致瓦剌大军合围圈的形成。 说了这么多，王振到底有没有责任?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他不谙军事，在亲征途中又未能团结广大文武官员，依仗皇帝，凌辱了部分重臣，导致了上层人员离心离德。但是也仅此而已，他不是亲征大军的军事总指挥，只是明英宗的传声筒和指挥棒。有责任，也是极其次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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