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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土木堡之变,为何明朝几十万大军,却被蒙古骑兵一击而败?

2019-12-15  W畅游书海

土木之变,也称土木之战、土木堡之变今河北怀来土木镇,是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兵败事变。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7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集合鞑靼、兀良哈等部,分四路大举进攻大明。也先所率骑兵进攻大同,大同的明军参将吴浩战死在猫儿庄。大同前线败报频传宫廷,当时年轻气盛的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和挟持下,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最后在土木堡惨败被俘。

这场土木堡之变,号称50万的明军,却被十几万的瓦剌军打得溃不成军,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朱祁镇被俘,朝野上下大为震惊,明王朝遭遇到建国后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明军在土木堡大败的呢?深度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防务工作不实是根本原因

积极防御,是克敌至胜的重要法宝。明朝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做好边境防务工作。洪武时期,朝廷在边境地区设置九边,派兵屯守,逐渐形成了内外呼应的防御体系。同时,还在北部各边镇大力发展军屯,当时北部的边境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相当稳固。然而,从永乐开始,到正统时期,边境防御体系却日渐薄弱,防务工作做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永乐时期,明廷为结交周边蒙古部落,裁撤放弃北部重要边镇,防线内缩。在洪熙和宣德时期,对蒙古多以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北部防务毫无建树。等到了正统时期,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对于瓦剌也先的南攻野心,虽有大臣一再建言,要加强对蒙古边事的重视,并提出防御策略,但最终却难以实施。《中国通史》记载,正统八年(1443),直言敢谏之士刘球曾上言十事,其中之一:

“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分遣给事、御史阅视京边官军,及时训练,勿使借工各厂,服役私家。公武举之选以求良将,定召募之法以来武勇。广屯田,公盐法,以厚储蓄。庶武备无缺,而外患有防。”

刘球谏言不成,反被英宗朱祁镇的腹心之臣王振秘密处死并肢解。这个宦官王振,英宗敬称其为“先生”,很受宠信。英宗倚信的重臣张辅、军将王骥,特别是宦官王振,都主张南征,致使正统时期的北部边境防御更加脆弱。这种情况下,长期疏于北部边境的防范,给策划周密的瓦剌军入侵大明创造了有利条件,明英宗亲征的失败厄运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战争准备不足是主要原因

战争准备,历来为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家所重视。战争准备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战争双方的主动与被动,胜利与失败。而明英宗此番亲征造成土木败事,与未做好相应战前准备工作而仓促出兵不无关系。

首先,选将用人失误。宦官专权,必乱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曾建铁碑铸“禁内臣干预政事”,立于宫门。但到正统英宗这会儿,宦官王振开始干预朝政,特别是张太后病逝后,元老“三杨”或死或贬,于是王振更加凶狠猖狂,肆无忌惮,广植私党,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而明英宗对宦官王振却言听计从。此次出兵,年轻气盛的英宗,恰恰是不顾文武大臣的劝告,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并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毫无军事指挥能力的宦官王振,这为土木失利埋下了祸根。

其次,战前练兵不够。继永乐之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京城大军长期未作操兵演练,平时基本上处于务农状态,久疏战阵。特别是对此次出征使用的新型火器,未组织提前演练,大多数士兵根本不熟悉新火器的操作,不能充分发挥火器对蒙古骑兵的威慑作用。从宣府东北防御全面溃败,大同守军败退告急,便是很好的证明。大明英宗亲征军数量之多,是瓦剌军无法比拟的,但因平时练兵少,遇战则军心焕散,军队缺乏凝聚力,战斗力低下,所以当瓦剌军围追堵截到土木堡,大明军队便一溃千里。

再次,后勤保障滞后。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成祖北征的后勤准备:

“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粮,以备回返时食用,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

而这次大明仓促出兵的结果就是:“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结两日便仓促出兵,火药、粮草、用水等后勤补给跟不上,行军不到十天已缺粮断水。在准备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明军接连败绩在所难免。

第三,作战指挥不当是直接原因

最高作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指挥,是战场致胜的决定性因素。此番英宗亲征,由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护驾。但扈从官员懦弱无能,无法干预手握军事大权的王振,整个行军均受王振节制。从亲征部署到扎营土木堡,由于英宗和王振的错误指挥,致使明军疲于应付,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想而知。

一方面,回师路线错误导致明军中计被困。明军行至大同,王振得知前线诸军惨败的消息后,才同意班师回京,从声势浩大的出征变成狼狈不堪的逃跑,使当时的明军军心更加不稳。当时,明军班师回京路线有两个:一个是东北向路线,大同→阳和→宣府→怀来→居庸关→北京;第二个是东南向路线,大同→阳原→蔚州→紫荆关→易州→北京。东南路线即为先遣将守大同总兵郭登建议明军的回军路线,若沿此路线返京,可以避开瓦剌的围剿。但是,王振根本不听他人劝告,在其错误的指挥下,明军沿东南向行四十里后,又改东向,仍走东北路线,正好迎敌而去,进入到瓦剌军的包围之中。

另一方面,明军露营土木堡贻误退兵时机。明军回师行至土木堡,为等待辎重车辆,王振不顾部队将士安危,令部队就地露营,这个错误注定了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土木堡为居庸关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地形复杂,群山环绕,山高缺水,驻扎于此,完全不利于军事调动。当时,兵部尚书邝野考虑到部队安全,再三要求把部队立即撤到居庸关内,但王振一意孤行瞎指挥乱作决定,致使明军在土木堡陷于瓦剌军的合围之中。虽然土木堡南边十五里处有河,但早已被瓦剌军占领控制。也先利用明军缺水断粮而遣使诈和,主动撤离,明军不知是诈,饥渴难耐的将士们便一哄而起奔向河边,场面极其混乱。瓦剌军趁机发动迅猛攻势,明军如一盘散沙,已无力抵抗,露营后的第二天于土木堡以彻底惨败而告终。

土木堡之变,罪魁祸首宦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此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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