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弘毅说历史局部战役的大胜未必会赢得整场战争，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规划才是决胜之根源。在正统十四年，明廷与瓦剌的那场战争中，倘若也先俘获英宗后，继续南侵，或许元蒙复归中原的梦想就会实现，如果没有于谦坚守京师，拒绝南撤的坚定信念，恐怕“南明”会提早出现。当然，一切早已尘埃落定，而我们“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了解古人的前车之覆轨，才有后车之明鉴，本文通过复盘土木堡之战与也先进攻京师之战，浅谈交战双方的战略得失。 背景▲明朝宦官之乱 太祖朱元璋在创制初期，为防止宦官弄权，出现汉唐之祸，曾立下内侍制度，在宫门内立一高三尺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以此为祖训，警示后人遵从。朱元璋认为，阉寺之人常伴君左右，通过小恩小惠可固结君心，时日一长，就会假威窃权，势大而不可抑。明太祖禁止宦官典兵预政，阉寺之人想逆上作乱也无法实现，便从根源上消除隐患。然而，在明成祖朱棣武力夺取皇位期间，诸多宦官叛建文帝前来投靠，大事已成后，阉寺有了从龙之功，均被朱棣委以重任，作为耳目，监军大同、宣府等边防之地，甚至委以京营提督等要职。到了宣宗时期，内府创立了内书堂，对十岁左右内侍进行教习，宦官始通文墨，可批注阁票、与外庭交结。正统年间，因皇太后贤明，且有杨士奇、杨荣、杨薄，三杨辅政，英宗初期，国事仍有宣宗之风，三杨与太后年老病逝后，宦官王振在无人压制的情况下便开始肆无忌惮，独专朝政，凡正直不屈、不与王振为伍者，或被下狱杀之，或谪戍边关，谋官者逢迎求进，避祸者争附免死，公候勋贵甚至称其为翁父，明廷因王振而朝纲紊乱，这为土木之变埋下极大祸患。 ▲明朝国策改变，转攻为守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五次征讨鞑靼，极大地削弱了元蒙后裔的势力，到了仁宗、宣宗时期，除了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率精骑三千人于宽河、会州击败万余人的兀哈良部后再没发生战争，然而明朝的国策却转攻为守，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认为多伦位远势孤，将明成祖北征的前沿基地多伦迁至独石卫，兴和千户所与河套地区的东胜城早已在永乐年间放弃，至此，独石、大同、宣府以北的广大地区任敌人驰骋，榆林所受威胁益重，河套地区亦无法控制。 ▲瓦剌军事极度扩张  投降蒙古的突厥后裔瓦剌部在宣德年间开始壮大起来，瓦剌顺宁王脱欢击败阿鲁台后，又兼并贤义、安乐二王之众。脱欢本欲自立为汗，但众意难服，退而求其次，立元昭宗之子哈尔古楚克的孙子脱脱不花为汗，自为太师，暗掌军权。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太师，也先狡黠甚于其父，带领瓦剌东破兀良哈，西取哈密，其控制地区北起贝加尔湖，南至长城边关，西起新疆，东到辽东，势力控制范围为元朝退离中原后之最强。 触发土木之战的原因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开始对明廷朝贡马、驼、毛皮等，明廷会回赐较丰厚的礼物作为酬谢。最初的进贡与回赐都是礼节性的，瓦剌进贡是一年一次或隔年一次，使节只有十几人。但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的儿子也先继位后，瓦剌进贡的使臣开始增加，正统五年（1440年）为644人，正统六年（1441年）贡使达到2400人。由于瓦剌贡到方物，例不给价，明廷除回赐外，还会对使臣等予以“给赐”，对瓦剌来说，进贡的货物越丰富，来的使臣越多，获得的利益越大，而这对明朝来说却是沉重负担，《明实录》正统十年十月记载：瓦剌朝贡使臣动二千余，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随着瓦剌的强盛，贡使越发嚣张，稍不如意便有劫掠，寻事滋事亦为常事，在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报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其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表面看，岁贡争端是大战的直接原因，然而，元朝自被明朝推翻北退后，常思恢复，一旦势大，便企图南侵中原，这才是瓦剌大举入寇的根本原因。 简述战争经过▲土木堡之役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部太师也先率军进寇明朝边关。其中脱脱不花率众入侵辽东，阿剌知院进攻赤城，也先率主力入寇大同。七月十六日，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邝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听，英宗发兵京师，御驾亲征，十九日到达居庸关，二十三日至宣府，此时天降大雨，群臣请留，王振怒群臣忤其意见，罚尚书王佐、邝埜跪草中至天亮。八月三日至大同，听闻镇守太监郭敬告知局势，王振大恐，旋师返回，仓促南退，为邀帝至蔚州幸其家，又恐损其禾苗，转道宣化，十日至宣府，瓦剌追兵突至，恭顺候吴克忠率兵断后，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五万骑支援，在鹞儿岭被伏击，五万骑皆没。八月十四日王振因辎重未到，大军驻扎土木堡，旋即被也先大军包围，因土木堡势高，深挖两丈无水，人马饥渴。也先佯装请和退兵，振见敌退，令大营迁移取水，也先立时率劲骑于四面击之，明军惨败，死伤数十万人，明英宗被掳，也先挟英宗于大同敲诈万金后，北上而去。 ▲也先携英宗进攻京师  也先掳走明英宗后，打算以英宗为筹码骗取关城。太监喜宁道尽明廷虚实后，也先决定再度南侵，逼明廷议和换取让步之资本，亦可使明廷南迁，也先派五万骑进攻居庸关，自率主力叩大同，十月一日，拥英宗至大同，骗称送还北京，总兵郭登不予开门。于是，也先率军南下进攻紫荆关，破之，十月十一日，瓦剌至京城近郊，使英宗作书予皇太后、景帝及朝中大臣，谦曰：“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议和止息。十三日进攻德胜门，于谦率二十万大军背城而守，设伏数骑诱敌，用伏兵与火器将对方万骑剿灭，也先继续进攻西直门，又被都督孙国挡之。也先进攻数日，无法攻破，恐相持日久，退路被断，也先于十月十五日夜间，从良乡遁走，此时宣府守将杨洪率兵至京，洪率军追剿，追回所掠牲畜甚多。配合也先经宣府起兵进攻居庸关的五万骑兵，因守将罗通以水浇灌城墙，适值天气寒冷，使城墙坚不可摧，无奈于十月七日退走。也先深知大明内部兵力空虚，仍乘机南犯，在1450年正月至五月间分兵进寇大同、宣府等地，守军顽强地方，屹立不动，也先南侵不得手，且内部脱脱不花有推翻也先计划，遂将英宗返还明廷。 土木之败原因分析▲土木堡之败并非仅英宗一朝问题，亦为几代积弊所致 太祖朱元璋早已警示后人，不可宦官典兵预政，但从明成祖开始，宦官逐渐步入政治舞台，宦官监军比比皆是，军柄大权悉以委之。洪武时期，內官只识字，却不识其义，永乐时，开始选教官入内教学，宣宗时，甚至于內府开书堂，宦官一旦通文墨，便能掌章奏，逐步发展，便内外勾结、擅作威福、独专朝政，王振便出自内书堂，若宦官仅行供酒扫给之指令，又岂能出现宦官干政的祸事？无宦官窃权，土木之败也许就可避免。 从仁宗、宣宗时期开始，明朝实行转攻为守的战略，将北方边防的大宁、开平、东胜接连弃守，使宣府、大同成为前哨，此战略局势从开战之初便已先弱几分，一旦瓦剌发兵，直击大同，无战略缓冲，极为被动，势如危卵，如大同失守，瓦剌南下叩紫荆关，便能直捣京师，这就是土木之变后也先进攻京师的路线。 ▲麓川之役，虚耗国力，调离边关大将，放任瓦剌强势发展 正统二年（1437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行的云南麓川之战所消耗的资财无可估计，思任发、思机发曾多次遣使进贡请罪，而王振欲用兵示威四夷，在十年间，数次发兵进行征讨，军民死伤无数，把国力虚靡于无用之地，在此情况下，1449年发生土木堡战役时，国力不济，明廷应对必然力不从心。 在明廷进行平叛之机，瓦剌日趋强盛，而明廷对北方形势却知之甚少，竟将甘肃总兵蒋贵召还，命其平定云南之乱，侍讲刘球曾上书：“瓦剌世为边患，近虽稍抑，部曲尚强，今乃移甘肃守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将何以为御”。刘球所说的“近虽稍抑”却不符事实，此时也先已在位两年，正在东征西讨，危害益大，瓦剌统一各部之时，便为南侵大明之日。明廷对北方局势过于放纵，战略上毫无作为，也是土木之变的一大原因。 ▲王振顽固无知，无计划准备，大军进退起止宛如儿戏，亦无迎战生死之信念  也先大军来犯，一边将足制之，而王振贸然挟帝御驾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强令数十万军民踏上征程，物资准备亦不足。至大同后，了解敌势强大，便恐惧返师，毫无站场之生死观念。大军如直接退往紫荆关，仍可保无虞，但王振为一己私利，改道宣府，邝埜曾请疾驰入关，王振大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如此选择，增加行程时间不说，反而更接近也先大军，为也先抄尾突袭提供战机。当大军即将到达怀来时，王振却因辎重未到，驻营于土木堡，倘若疾驰入怀来，据城而守，也先必然无功而返，而驻营于土木堡，因地势高，掘井不得水，汲道被也先断，已然成为死地，又被也先佯退迷惑，居然移营取水，大军一动，便露出破绽，被骑兵凿穿阵型，死伤者数十万人，重现徽钦之祸。 ▲土木之败亦因英宗对王振宠爱之使然 1449年，明英宗已二十二岁，而非曾经九岁少年天子，此时心智已成熟，应当有自主决断之能力，而英宗却对王振无条件信任，曾经张太后与三杨辅政可使国力鼎盛，而王振为庸才，只能祸乱朝纲，任人唯亲，打击贤臣，土木堡之役中，有多次撤还机会，英宗却对王振听之信之，完全放权，即使数次身犯险地，仍不自知，最后惨败，被也先掳走，英宗的识人不明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先的战略得失▲也先的游击策略运用十分得当 土木堡战役中，也先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策略，用兵机动灵活，先分后合，充分发挥骑兵运动战的优势。当英宗大军由宣府至阳和西进时，也先并没阻拦，而是佯装后退，诱师深入，当英宗旋师时开始尾随击之，先灭恭顺候吴克忠，再屠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不但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还给明军带来极大心理压力，为土木堡大胜明军埋下伏笔。围困土木堡时，依旧不与明军正面冲突，担心困兽之斗，故伎重演，佯装议和退兵，实际却不断合兵，当明军取水而阵型紊乱之际，突袭明军，使其措手不及，军心崩散，不战自溃。 ▲也先最大的战略失误为土木堡获胜后反而撤退，错失良机  土木之战后，明军精锐尽失，天子被俘，大臣死伤，边将逃亡，京师人心震颤，倘若也先继续南进，攻下居庸关，便可直捣京师，明朝大势去矣，即便不亡也只能南迁。也先战略目光短浅，如此千载良机生生错过，居然立即撤退。十月时，才后知后觉，认为明朝内部空虚，可乘机南下京师，但此时明廷整备已暇，迅速完成战略防备，也先在土木堡取得优势已大打折扣。也先另一战略败笔为助攻部队与主力配合不当，也先派五万骑进攻居庸关，正面牵制明军，但没有起到牵制作用，也先十月十一日到达北京，而此部队却在十月七日提前撤退，所以宣府总兵杨洪能率军入援，既而追击之。 于谦坚守京师的策略挽救大明于危难之间土木战役后，所剩兵马不满十万，群臣极度不安，赤城、怀来、保安等守将竟弃城而去。英宗之弟郕王总百官政事。侍讲徐有贞进言，劝南移南京，于谦厉喝斥之，于谦认为，京师乃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于谦已然将局势看透，若真迁都南京，明廷很可能土崩瓦解。为应对危局，于谦采取如下措施：
在防守强敌中，于谦放弃了坚壁清野，不利用京师城坚池深的优势防守，而采用背城之战，以攻代守。谦临阵督战，以示必死之决心，并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且有督战队和背城而战的双重加持，各将士深知后退必死，故皆用命，力战不懈。 通过背城抗敌来激励士气，如同韩信背水之战，项羽破釜沉舟，非战即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后两者已真正切断将士退路，真正的孤注一掷，而背城而战对将士来说亦有逃跑空间，可以四散而遁，这场战役关系到明朝生死存亡，战术风险很大，如婴城而守，利用城坚壁厚来抵抗骑兵的穿插冲击，更稳妥一些，但瓦剌骑兵会在大明疆土内肆虐掠夺，无人可制，百姓更是深受其害，瓦剌也可围点打援，逐一消灭来京支援部队。背城而战则能决生死、定胜负，且有反击能力。两种防守策略可谓各有利弊，皆看主帅之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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