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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幅对联，诸葛之所以被后人封神，可能是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动无数后人。诸葛最为史家诟病是不能任用蜀中人才，斩杀了文武全才张任（张任才能应与“凤雏”先生相伯仲，庞士元因贪功而被杀，实在是性格决定命运，并非其真实水平），因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评。 上联相信人们都能理解，是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下联以笔者之贫乏历史知识尚不能理解所指为何，但回顾了近年来的货币政策，笔者突然有这样的担心，央行货币政策会不会宽严皆误？ 很显然，2009年的资产泡沫、房产泡沫主要是由于10万亿的新增货币投放。在经济泡沫、资产泡沫越来越受到诟病的时候，央行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就出台了两项货币政策，非常罕见。先是确定2010年新增货币投放为7.5万亿，然后又提高准备金率与利率。当然，面对不断膨胀的泡沫，这些紧缩政策堪称恰当。不过，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实际上，笔者在2007年“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政策”一文中就有明确阐述，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总量性的。不管是收入分配结构、产业机构、经济增长结构、就业结构，还是金融结构，我们面临的问题都很大。 结构性问题只能用结构性手段解决，如果误用总量手段，只能是要么热的更热（货币宽松），要么冷的更冷（货币紧缩）。寄望于用总量增长来掩盖结构问题的努力，很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如“生死时速”中的列车，既不知通向何方，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 多年来央行货币政策的表现，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小品“主角与配角”。饰演反派角色的陈佩斯一再要抢正派角色朱时茂的镜头，喧宾夺主啊！在笔者看来，在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货币政策是配角，只能是防守政策，只能作为“看门人”，财政、金融政策才是主角。人们必须明白，中国央行不是美联储（可以通过货币宽松让全球买单），必须要学习欧洲央行，不能采取主动性货币政策。结构性问题不解决，货币调控政策好比是“头痛医脚”。 结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最困难的改革。在许多国家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恰恰在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其实，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奥巴马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那么，中国更有理由做到。 是未雨绸缪？还是亡羊补牢？惟决策者思之。 最后，小小提醒，央行应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降为零，没有必要一力承担，让资产负债表不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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