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十二大陪葬宝物（图）

帝王陵墓十二大陪葬宝物（图）

阅读(92542) 评论(113) 发表时间：2010年01月29日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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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盗墓史迹》，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帝王陵墓内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银财宝之外，还有一些陪葬品也是价值连城。可能当初的墓葬主人没有想到随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这是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依据。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历史的重要依据；例如，碑刻、字画、瓷器、陶器，这上面附录的文字，随时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前段时间河南安阳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断依据之一就是墓内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铭文（这一观点目前遭受质疑，本文对此不做评价）。当然还有一些陪葬品为我们所不齿，鲜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这应该算最为昂贵的陪葬品。 　　陪葬宝物一：甲骨 　　由发掘甲骨而发现的殷墟 　　甲骨就是中国古代占卜时所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被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被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称为甲骨。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了占卜用的甲或骨，至商代甲骨盛行，到周初或更晚仍有甲骨。商周时期的甲骨上还契刻有占卜的文字——甲骨文。甲骨作为陪葬宝物，主要是在商朝时期。在商代，宫廷里会有一位地位极高的占卜官，他平时会准备好甲、骨，每当商王要决定一项活动，或询问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上几个洞；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温度，甲或骨会“卜”的爆开一些裂缝。占卜官根据这些缝的深浅或走向来判断天意，并向国王报告。国王即据此决定一切行动。事后，占卜官还要把该事的结果刻在这片甲骨上。这便是甲文，又称甲骨卜辞，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甲骨本身非常珍贵，因为它能预知吉凶，乃至生死，而且甲骨通常与巫术结合，所以商王希望死后也能带上这些宝物，可以得到鬼神的保佑，另外也是希望自己在未知的死亡世界里能够得到安慰和寄托。 　　甲骨文的发现纯属偶然。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了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得知，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由于最先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因此，他也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但是，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并于1913年精选出两千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以后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之地——安阳小屯村一带，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便逐渐沦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千米，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的布局严谨而合理。同时，从其规模及出土文物来看，它不仅是当时全国，而且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百年以后，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随着气候的变迁与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出现在了农民耕种的地面上。当地农民发现这种骨头以后，便认为是古代龙的骨头。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种骨头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这种骨头的粉末来治疗外伤和一些妇女病，疗效更为显著。因此，他们便将其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在被王懿荣“发现”以前，千百年来，被吃掉的“龙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继罗振玉之后，又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遂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有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终于将其看做信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所用的单字也有4500多个。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所发现自成体系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与埃及的“圣书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几乎同时。 　　甲骨文的发现，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长眠于地下的王公贵族们，肯定不会相信，后人对于甲骨的兴趣，竟然远远大于同期出土的青铜器。 　　 　　陪葬宝物二：青铜器 　　曾被炸成20块的四羊方尊 　　 　　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的又一大陪葬宝物，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类也颇多，著名的有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同时，在商王的墓葬中，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部分是用来祭祀祖先和鬼神，也有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酒器，等等。又如，在我国西南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就发现了很多青铜器，这其中包括人面立人青铜器，以及造型奇特的青铜树等。此外，青铜器的制作还需要高超的合金技术，掌握好铅、铜、锡的比例，才能锻造出质量上乘的青铜器。所以，把青铜器作为陪葬品，一方面说明了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鼎器文化的崇拜。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铜器，属于祭祀用的礼器，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此外，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四角各塑一羊。其中，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四羊方尊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以后，在1938年4月，被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的村民姜景舒发现。由于四羊方尊有着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于是，很快就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参观、抚摸。为了避免四羊方尊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损坏，姜景舒不得不请当地乡绅出面维持秩序。只是防不胜防，方尊一个羊头的细小的角尖还是被弄掉了，再也没找回来。 　　同年5月，黄材镇的一位名为张万利的古董商以400块光洋购得四羊方尊。但是，这400块光洋到了姜景舒手里，实际只有248块——中间已经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 　　张万利买进四羊方尊以后，很快便转手到了长沙，随即被当时的政府没收，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银行为躲避战乱，西迁到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不久，四羊方尊就在日军的空袭中，碎成二十多块。 　　195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1954年5月，湖南文管会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修复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调至北京。至此，关于四羊方尊的曲折经历算是告一段落。 　　 　　陪葬宝物三：兵器 　　楚墓同时出土勾践剑和夫差矛 　　 　　古代处于冷兵器时代，所以铸造武器非常讲究。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佩剑都是宝剑，而这剑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剑，所以打造出的刀剑往往是精品。他们将剑等兵器看做宝贝，死后也不舍得离开，所以很多宝刀、名剑都跟着主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延续他生前的荣耀。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的一座楚国贵族墓中出土。出土时，此剑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宝剑全长为55.6厘米，剑身长46.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同时，剑身上还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除此之外，靠近剑格的地方还有两行鸟篆铭文，是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 　　 　　 　　越玉勾践剑虽然已深埋于地下两千三百多年了，但至今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二十余层纸一划而破，因而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可见《战国策·赵策》所记“夫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医”决非杜撰；《越绝书·宝剑篇》也曾记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剑的评论： 　　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瓤，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溢于塘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好犹不能得一物。 　　而《庄子·刻意篇》则云：吴越之剑“押而藏之，不敢用也，主之至也”，其声价之重自不待言。 　　“越王勾践剑”如此珍奇，可与其相媲美的则是“吴王夫差矛”。夫差矛于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的一座楚国贵族的墓葬中出土。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长达29.5厘米，器身遍饰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自甬（用）”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　 　　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被人们称誉为我国古代兵器中的“双璧”。而两者都出土在楚墓，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对此，有些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这是礼赠和赏赐的缘故。由于吴越出宝剑，故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勾践剑与夫差矛作为贵重的礼物而送到了楚国。 　　但是，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是出于战争和掠夺的原因。在历史上，战争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而吴戈越剑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者战后的战利品，也随着战争来到当时的楚国。 　　还有人认为，历史上楚越曾有姻亲，楚惠王之母系越王勾践之女，所以作为陪嫁，勾践剑留在了楚。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比如，通过民间而流失到楚国，毕竟当时国家的疆域是非常小的。 　　历史早已远去，关于勾践剑和夫差矛的“相逢”，仍然有待于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索与考证。 　　 　　陪葬宝物四：水银 　　秦始皇陵内山川湖海之谜 　　 　　众所周知，水银是一种化学元素，学术上的名称叫汞。它具有去除恶疮、治疗疥癣的药用价值，还具有去腐的功能。这是人们在墓葬之中随葬水银的一个原因。 　　大规模使用水银的陵墓，当属秦始皇陵墓。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陵墓内：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1981年12月，中国地质工作者首次运用汞量测量法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了测试。他们惊奇地发现，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个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这初步证实了《史记》中记载的真实性。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再次发现地宫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为了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尸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来防止盗墓贼的入侵。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冢里，以“水银为池”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始皇陵所独有的。 　　但是，人们感兴趣的还不止这些。这至少100吨的水银是来自何方呢？ 　　对此，有些人认为，水银是来自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秦代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数代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秦始皇曾为她修筑了一座豪华的纪念碑——怀清台，以表彰她的“贞节”。另外，《史记》又说：“江南”出丹砂。 　　《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涪陵郡出茶叶、丹砂……”而魏晋时期的刘琳则引述《续汉志》对这项记载作了注释：“丹砂主要产于涪陵、丹兴（今黔江境）二县。”同时，魏晋时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范围内，而先秦古籍《逸周书》更记载了西周时巴人向周成王“献丹”的史实。这个史实说的是，周武王攻克商王朝之后，于第二年便去世了，其子成王召开诸侯大会。此时，生活在三峡地区的濮人（被巴国征服的土著部落）就曾向周王室进贡过丹砂。 　　由于丹砂原产于巴地，而巴郡又是距咸阳最近的一个丹砂产地，所以秦陵地宫的水银很可能是由巴郡寡妇清提供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银是来自于陕西南部的旬阳。按照地理位置来推想，秦始皇陵的水银来源应该不止一个渠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距离最近的一条线，便是来自于陕西南部的旬阳。 　　旬阳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城市。汉江和旬河正好在此交汇，此处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太极图，所以旬阳县就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太极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赋予了旬阳县神奇的自然景观，同时也赋予这块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汞锑矿产基地。在旬阳县公馆镇附近的矿山上，考古学家们找到了大量的古矿洞。这些矿洞，共有一百多个，最深的有几百米，最浅的也有十几米。从外观上看，这些矿洞是扁形的，人刚好能够爬进去。对于此现象，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古时开采条件有限，是沿着矿脉打进去的，所以只能勉强进去一个人。另外，从矿洞外面所结的足有一寸厚的古锈，也可以判断出它的年代非常久远。老矿洞的存在，也证明了旬阳县开采汞矿的久远历史。同时，在旬阳县出土的文物又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古代，水银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制造鎏金青铜器，而在此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无疑证明了。同时，这些文物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早在秦朝以前，旬阳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镇了。战国时代，旬阳正处于秦、楚两国的交界地带，虽说位于山区，陆路交通十分不便，不过险要的地理形势、便利的水路运输又让这里成为秦、楚两国的必争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楚国，终于占领了著名的旬阳，也占有了水银的蕴藏地。 　　当然，秦始皇陵的山川湖海之谜还没有完全解开。毕竟在秦始皇地宫没有发掘之前，谁也不能确定秦始皇陵内是否真有水银做成的山川湖海。但是水银被广泛用于陵墓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陪葬宝物五：陶器 　　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如何烧制 　　 　　在远古时代，陶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也是这一时期陪葬的必需品。 　　中国最早的陶器资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来，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墨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从远古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陶器来看，其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还会经常发现陶俑的存在。这些陶俑形象逼真传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马制成的。 　　 　　 　　在这当中，秦兵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它大约由八千件陶俑、陶马组成，形态各异，个性十足。从个体比例来看，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可见，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古人所总结的关于人体比例搭配的规律，比如“行七坐五盘三半”、“三拳一肘”、“头脚一样大”，等等。 　　秦俑的烧制工艺精致、准确、科学。在烧制技艺方面，秦俑模塑结合，以塑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俑的脚、腿部分，用堆塑法制成；躯干部分，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衣服和铠甲，用贴、捏、刻等手法做成。其中，俑的头部制作是最为复杂的：第一，用粘贴的手段，将俑的头后部塑成；第二，用粘贴手段将耳朵、头发、发髻等部分贴刻而成；第三，运用刻的手段，将五官和胡须刻画出来。当然，这些仅仅是秦人在制作陶俑时的基础工艺。 　　当分件制作完成以后，秦俑的组合就成了能否成型的关键。高大、厚重的秦俑，如果制成后站不稳，那怎么办？秦朝工匠们发明了脚踏板。脚踏板是秦俑组合的基础，它一可起到加固和稳定的作用；二可突出秦俑的整体美感。组合工艺的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泥钉将手和胳膊套合、固定起来。这一工艺必须在泥质未干的状态下完成，如果时间把握不好，很难将手和胳膊套合而成。 　　泥俑制好后，经过一系列的打磨，就可以入窑烧制了。秦人制俑大多选用优质的细黄土，再加上少许的石英砂。这样烧出来的俑，不但泥质细腻，而且色泽纯正。秦朝工匠们在秦俑出窑之后，均以不同颜色涂之，而在着色程序上，一般是按先涂生漆，接着敷白，然后平涂彩绘的步骤进行。尽管现在已经看不到色彩的全部，但从目前已出土的陶俑身上所残留的色彩来看，两千年以前的秦俑在调色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假如没有人为的损坏，俑坑不是用木头做梁，防氧化技术再高超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场面——身穿迷彩服的威武之师，踏着整齐的步伐挺进古老的战场。 　　 　　陪葬宝物六：玉器 　　金缕玉衣有何特别的功能 　　 　　先秦时期，玉器是权力、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只有权贵人物如族长、巫师等，才有资格佩戴各式的玉器。而这些人死后，往往把这些生前所佩戴的饰物带入坟墓。 　　随葬的玉器也被称为玉冥器。真正意义上的玉冥器是出现在周至汉这一段历史时期。当时的人们相信，以玉器堵塞死者的各个窍穴，就能阻止真神出窍，防止元阳外泄，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玉窍塞、玉璧板，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南越玉墓出土的大批玉冥器，这些玉器是专门为死者特制的，比如，玉冥器所用的玉块或玉琮往往多切一刀，以示与实用之物相区别。 　　而自汉以后，厚葬之风渐渐收敛，故而专门用于殓葬的玉器也渐为少见，而大多的墓葬则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实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专用的玉冥器有各种玉窍塞，如口含的玉、蝉、玉耳塞、玉眼盖等。此外，还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猪，背后及胸前所垫盖的玉璧板等。 　　那么，玉冥器为何常常要被做成蝉、猪等动物的形状呢？古人认为，蝉是从地下爬出来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蝉被认为可以重生，所以玉蝉一般含在嘴里。而猪则代表了农耕文化的金钱，而玉又价格不菲，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陪葬。 　　 　　在所有的出土玉器中，最为奢华的当属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所出土的金缕玉衣了。刘胜的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和1100克金丝编缀而成。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根据人体各个部位设计而成，绝大多数呈长方形和方形，特殊部位则采用长条四边形、多边形、梯形和各种三角形。玉片一般长4.5厘米、宽3.5厘米、厚0.2～0.35厘米，表面磨光，四角有小孔，用以穿缀金丝。金丝则一般长4～5厘米、直径0.035～0.05厘米，含金量为96%。整个玉衣分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个部位周缘用织物或铁条锁边，加固成型。这是能考证出准确年代最早的（公元前113年），也是考古发现最完整的玉衣。当然，除了金缕玉衣，还有几件陪葬品：玉蝉、玉猪和9个门塞。 　　此外，刘胜之妻窦绾墓中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系窦绾殓服，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丝编缀而成。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因此，有着非常严格的工艺要求。汉代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这里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 　　虽然当时的皇室贵族奢望自己的尸骨不坏，也迷信“玉能寒尸”，并且为了使尸体不朽，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还使用九窍器来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也早已化作了一捧泥土，所剩下的也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玉衣了。 　　 　　陪葬宝物七：神器 　　博山炉有什么神奇的功能 　　 　　神器，是指古代用来通天以及与神沟通交流的器物，包含鼎、鼓、钟、剑、斧、壶、塔、琴，等等。在出土的所有神器中，以博山炉最为受人关注。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炉体呈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炉下有底座，有的遍体饰云气花纹，有的鎏金或金银错。于炉内焚香时，轻烟飘出，在炉体四周缭绕，造成了山景朦胧、群兽浮动的自然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因此，被统称为博山炉。关于博山炉的制作质料，初为铜质素面，后随工艺技术的发展，外表施以鎏金，或错金、银。 　　实际上，博山确有其地，在蓬莱以西的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境内。博山区全境尽山，几无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该区东南。自古博山一带（古称颜神镇）是我国古代陶瓷、窑业的重要产地。博山炉之名即寓炉盖似群山之外观，又合产地之名。 　　博山炉主要流行于汉代，而汉代人使用博山炉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炉为神器，用此烧香祈祷以达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洁室除湿，怡人心脾；三是达官贵人有熏衣染被的习惯，用从国外输入的蕙草熏香衣被，以显示华贵。 　　之前，主要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到了汉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在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小。与此相适应地，便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当然，像博山炉这种奢侈品也只有那些帝王将相等贵族方能享受。随着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帝王诸侯们又在香料之中添加催情之物，以满足自己的淫欲。因而博山炉又成为情欲的一种象征。这在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 　　南朝民歌《杨叛儿》：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这首描写的便是只有南朝民歌里才会出现的性爱的欢乐。而“沉水香”和“博山炉”，便是男女生殖器含蓄的比喻。 　　李白也写有一首《杨叛儿》：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可见，就连豪放不羁的李白也须借着博山炉来描写性爱，可见博山炉的催情作用。 　　现今发现的比较有名的博山炉，是西汉鎏金银竹节高柄铜薰炉和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博山炉。 　　错金博山炉通体错金，炉盘饰错金流云纹，炉身的盘和座是分铸后用铁钉铆合的。盘上部及盖铸出高低起伏、峻峭的群山，山间则点缀以猎人和野兽，刻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狩猎画面。同时，圈足饰错金卷云纹，座把透雕成三龙跃出水面，龙首顶托龙盘，勾画出沟通天人的神山图景。 　　据《两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了后来所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此外，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也曾记载： 　　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除了博山式香炉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三足和五足炉。民间所用的带耳式瓷制香薰也常见于此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之中。而且，炉耳颇具实用性，为的是便于提携挪动，其装饰作用与实用效果达到完美的结合。此外，附属于香炉的器物尚有香铲、香拨、香箸、香匣种种，都是添香和燃香时的用具。 　　 　　陪葬宝物八：仙丹 　　亦真亦幻的“长生不老药” 　　 　　帝王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与传说中的玉皇大帝一样长生不老，与天齐寿。于是专供皇帝服食的仙丹就出现了。仙丹真的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吗？仙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前一个问题早已被历史所证实，纯属无稽之谈。而后者，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有专家称破译了“仙丹”的成分，但并无实物或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但不管怎么样，历史上的确有很多皇帝迷恋仙丹、追求长生不老的故事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此外，《资治通鉴·晋纪》也记载： 　　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 　　这里所指的是晋哀帝司马丕。而《资治通鉴·唐纪》上说：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此处是指唐宪宗李纯。又载：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 　　不同的是，这里说的是唐穆宗李恒。而“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则指的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为道士所炼。 　　另外，《资治通鉴·唐纪》还记载了唐宣宗李忱的故事： 　　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 　　不仅如此，《明史·世宗本纪》还记载了： 　　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 　　也就是说，大臣杨最劝谏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药，遭杖刑而死。 　　历代的皇帝服丹目的，正如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说的： 　　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 　　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可炼成仙丹的物质有：玉泉、丹砂、水银等。 　　关于丹药的成分，经研究分析主要是丹砂。丹砂在我国药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神农本草经》里，将它列为上品中的第一位，认为它可治百病、养精神、安魂魄，久服还能使人通神明、不衰老。关于这些，东晋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中也有记载： 　　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 　　其实，这些炼丹物质在今人看来，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药用物品，有的甚至还含有剧毒，但古代的方士却将之当成秘方，炼制给帝王们服食。这种行为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是欺君之罪，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吃仙丹长寿，是皇帝自欺欺人，即使最后因为中毒而一命呜呼也怨不得别人。 　　实际上，中国的炼丹之风自秦汉开始愈演愈烈，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盛行。因为士大夫阶层信奉道教，沉迷于修道成仙，他们认为丹砂在炼制过程中，颜色、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联系的，因此，企图从丹砂一类的矿物中炼制出仙丹来，以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论证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张以黄金和丹砂炼丹，以服食成仙。但这种方法完全没有科学性，反倒是因为丹药的毒性而丧命者不乏其人。 　　 　　陪葬宝物九：石器 　　茂陵陪葬石刻隐含的秘密 　　 　　石头值几个钱呢？用它作为陪葬品不丢人吗？但是，陪葬的石器不单单是石头，实际上还是一种精致的艺术。此外，一些陪葬品中的石器用料考究，有的是上好的花石、大理石、汉白玉石、昆仑玉石、蓝田玉石，所以宝贵程度相当高。在随葬的石刻艺术品当中，唐太宗昭陵六骏的石刻就是非常珍贵的陪葬宝物。当然，石器不仅会陪葬在墓主人的墓穴中，更多的还会在墓葬的外面，作为死者的陪护。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汉武帝茂陵的石刻秘密。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于长安五祚宫，入殡未央宫前殿。史载，梓棺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之蛟龙玉匣”。有诗说：“武帝遗寝峙荒墟，名将佳人左右扶”，而人们现在在茂陵发现了13座陪葬墓，除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余陪葬墓均在茂陵以东。文献记载，陪葬茂陵的有公孙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确定名位的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而在这当中，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便是霍去病墓。当时，霍去病去世以后，武帝为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还有各种巨型石刻群，手法简练，气势浑厚，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化境，是我国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素为中外艺术大师所瞻仰。想当年，鲁迅曾到茂陵参观过，并留下了“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评价；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视察茂陵时曾强调指出：“霍去病墓石刻是国粹。” 　　现在，他的冢前还留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霍去病墓”石碑一通。此外，他的封土上还堆放着巨石，墓前陈列着石人、石马、石虎、石象、石牛、石鱼等14件。其中“马踏匈奴”石雕高1.68米，长1.90米，历来被公认为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体雕刻，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它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了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揭示出了正义力量不可摧毁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雕刻家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似乎象征着当时汉军实力的强大，具有凛然难犯的庄重气派。从画面上看，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既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显然是用以歌颂霍去病将军的业绩，以昭示出来犯者的下场。其表现技法是运用圆雕、浮雕以及线刻的综合方式，使作品显得更为朴实、浑厚，题材处理得也相当大胆而且巧妙，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概括性。 　　总之，霍去病墓前的这组大型石雕作品，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时间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它们都是用巨石，按其自然形状顺势雕琢而成的。其刀法含蓄有力，刻工流畅，线条清晰，寓意深刻。有的注意形式，有的突出表象，有形有态，生动活泼，是难得的西汉石雕珍品。 　　 　　陪葬宝物十：字画 　　《兰亭序》是否被陪葬进了昭陵 　　 　　在历史上，字画也是非常重要的陪葬宝物。由于我国古代书法艺术辉煌灿烂，书法家们曾留下了大量的宝贵佳作，因而收藏书法也是古代上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至平民百姓、下里巴人的普遍爱好。有些收藏者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希望死后这些作品也能够长伴自己左右。因而，把书法作品作为陪葬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当中，最有名的便是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据说它陪葬在了唐太宗的昭陵之中。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尚有颇多曲折。　　 　　唐人记兰亭之事有两种版本。 　　《隋唐嘉话》记《兰亭》帖留传经过：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一说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但是，北宋李昉主编的《太平广记》所收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却大有不同。何文称，王羲之自重《兰亭》，“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智永“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与辩才诗酒书文交往，得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乃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便葬入了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两个版本的故事情节虽异，但是《兰亭》真迹埋入昭陵的说法，却无二致。不过，此事的论断并非铁板一块，其后又有余波出现。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 　　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盗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了。然而，此后《兰亭》真迹的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成为谜中之谜了。 　　另外还有人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乾陵，但由于乾陵尚未发掘，所以一直无法得到证明。 　　 　　陪葬宝物十一：瓷器 　　唐三彩碎片竟然装了11筐 　　 　　瓷器作为陪葬宝物，可谓历史悠久，而且也是陪葬的必陪物品。著名的瓷器有唐朝的唐三彩、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宋朝时候有著名的哥窑的冰裂纹瓷器；明朝有景德镇的青花瓷。其中，唐三彩更是享誉世界，然而它们却遭到盗墓贼的严重破坏。 　　 　　作为有名的瓷器，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实际上，唐三彩的生产至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因工程而毁坏一大批唐代墓葬，发现为数众多的唐三彩随葬品。常见的出土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马、骆驼、仕女、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骆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联想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生动情景。 　　另外，1997年3月，西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买卖“唐三彩”的案件，起获11竹筐，近400公斤的三彩瓷片。这11竹筐数以千计的三彩瓷片，均为质量很高的白胎黏瓷，成分纯正无瑕，而且凝结力、耐损力极强。于是，专家们就外部彩釉作了初步的甄别鉴定，认为其颜色调配绝非一般民间艺工所能操作，系唐代皇室的专门御工御窑、能工巧匠手下之品，其色泽、其匀度、耐蚀耐损的程度，都充分显示了唐代高超的技艺水平。 　　那么，这些代表唐代最高陶瓷工艺水平的三彩物件，到底是出自哪一座帝王皇室的陵墓呢？根据盗墓者的交代，他们所挖的古墓处于宫里乡的8号古墓附近。 　　 　　陪葬宝物十二：金银器 　　定陵中出土的560件金银器 　　 　　黄金、白银是普遍的陪葬宝物。在帝王将相富裕大家的坟墓里大多陪葬有金器。因而，金器历来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也是引发盗墓贼盗墓的最主要动机。 　　我国的金银器制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艺术传统。一些考古资料已经证明，我国使用金银器的时间始自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我国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墓葬中，均有金银器出土。其中，在安阳殷墟就发现过眼部贴金的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这表明，商代的工匠已经能够灵活地运用黄金延展性能好的特性了。 　　我国发现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肃玉门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环。到了商代，金器已经得到了上层社会的广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装饰物为主，器物类则相对较少。 　　白银出现晚于黄金。春秋时期的银错铜兵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银器的实例。到了隋唐时代，金银器的制作和应用达到历史的巅峰。当时，除了饰物外，还生产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种大为增加。两宋时期，不仅上层社会使用金银器，连酒馆食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还是纹饰上，都脱离了唐代的富丽之风，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明代的金银器，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镂精细，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虽然在考古发掘中不断会有金银器的出现，但是谁也想象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现560件金银器是什么样子。1958年7月，定陵地宫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类丝织品和衣物、金银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饰、冠带和佩饰、梳妆用具、木俑、武器和仪仗以及谥册、谥宝和圹志等器物2846件（不包括钱币和纽扣）。其中，光金银器就有560件。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众多造型别致、设计科学、工艺精湛、选料上乘的金银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独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银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惊叹的是朱翊钧的金冠和皇后的凤冠。金冠用极细的金丝编成，冠上部镶嵌了两条金龙戏珠。而皇后在举行庆典时所戴的凤冠则共有４顶，形状都差不多，每顶上都镶有珍珠500多颗，宝石100多块。另外，还有皇帝的龙袍，上绣12条形态各异的团龙；绣有各种花草及百子图的皇后百子衣。 　　 　　除此之外，还有酒注2件、爵4件、执壶5件、壶瓶2件、匙箸瓶1件、提梁罐1件、带柄罐2件、盆9件、盒10件、漱盂7件、唾壶4件、盘1件、镶花梨木金碗4件、杯5件、盏1件、香薰2件、肥皂盒1件、匙2件、箸2件、枕顶2件、金锭103件、金饼1件以及“吉祥如意钱”17件和“消灾延寿”金钱100件等25类。银器271件，计有尊1件、把壶1件、提梁罐1件、盘3件、漱盂1件、盆1件、碗1件、勺1件、肥皂盒1件、器盖2件、银锭63件、银饼1件和鎏金银钱192件等13类。除金锭103枚、消灾延寿钱100枚、吉祥如意钱17枚和银锭65枚、鎏金银钱192枚、银饼1枚外，其他82件金银器具大部分是宫廷的日用品，分别出自帝后棺内尸体上下两侧，少数放在了随葬器物箱内。有些器底有许多划痕，这表明有的器具是皇帝和皇后生前所使用过的生活用具。 　　 　　陪葬宝物篇外：活人 　　盗墓史上最贵重、最特殊的陪葬品 　　 　　殉葬又称为陪葬，是指以器物、牲畜甚至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冥福。以活人陪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俗。陪葬者，有的是死者的妻妾、侍仆，也有用俑、财物、器具等随葬的。龙山文化时期（约五千年以前），就出现过人殉，而商朝的男女贵族墓葬中就开始有大量的人殉，但还没有出现夫妻合葬、妻妇殉夫的现象。 　　考古工作者从已经发掘的古墓中发现，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有164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妇好墓里有16人殉葬，曾侯乙墓有21具殉葬者的尸骸，全部都为年轻女子。后来，周朝那个“烽火戏诸侯”丢了江山的周幽王，他的墓中也有百余具尸体，其中只有一具是男性，其余全为女性，都是他的姬妾美人，应该说都是从死殉葬的后妃宫女。 　　战国时期，史籍关于人殉的记载很多。秦武公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66人”。秦穆公死后“从死者77人”，其中有三位良臣跟着殉葬。吴王阖闾引诱百姓为其女儿殉葬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令人发指。《吴越春秋》记载，阖闾的女儿因对老爹有怨气而自杀，阖闾非常悲痛，在阊门外为女儿大造坟墓，“凿地为池，积土为山”，又制作雕刻精美的石椁，并用金鼎、银樽、珠玉等珍宝作为随葬品。到了为女儿送葬那一天，阖闾令人一路舞着白鹤，以吸引成千上万的百姓跟随观看。到了墓地，阖闾“使男女与鹤俱入门，因塞之”，也就是下令将跟随观看的男女全部赶进了地宫，然后塞上墓门。于是，这些观鹤的百姓就这样被埋进了坟墓，成了阖闾之女的殉葬者。而阖闾的这一做法，比后来的始皇帝嬴政还要残暴得多。 　　君王以活人殉葬，王公贵族富豪，乃至太后之类的女强人均争相效仿。于是以活人殉葬之风盛行一时。 　　不过，自汉代以后，绝大多数皇帝不再杀生殉死。常有皇帝死前留下遗诏，令放无子的妃嫔宫女出宫。虽然偶有帝王以活人殉葬，但均不及阖闾残暴刻毒。直到明朝，人殉的风气又死灰复燃，甚至成为了一种制度。 　　明太祖死后，共陪葬及殉葬40个嫔妃，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据史载，明朝的五个皇帝就陪进去了有近百名的嫔妃，这可能是古代美女们最悲哀的事情。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但其具体过程却鲜见于正史。1464年，明英宗临终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这种制度。他的继任者宪宗皇帝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所作决定的尊重。这两代皇帝对不以活人殉葬决定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不过，史料记载，清初皇室的人殉制度曾经非常盛行。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就有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其后太宗皇太极死后，妃章京敦达里、安达里殉葬。而世祖福临死后，妃楝鄂氏、侍卫傅达里从殉。即便是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也有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不仅如此，民间的各地官府也极力表扬妻妾殉夫的行为，并称她们是“烈女”、“节妇”，有时还为其修书、立牌坊。至康熙年间，汉将朱斐上疏，请求停止这种残忍的做法。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的行为，终于结束了清初这一残酷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