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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喝拓本

在明代，天一阁藏书，除范氏子孙外无人过问。清康熙初，黄宗羲破例登阁，并撰藏书记，始为学术界所注意，于是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继踵而至，争相抄读。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到金石拓本。直至乾隆三年，史学家全祖望再次登阁时，始“请而出之”。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当时天一阁所藏碑拓本单独放在一只书架里，“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拓本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全祖望以为这许多拓片“足以补史氏之阙”，有证史、补史的作用，“今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而听其日湮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力挟笔砚，检阅款识，编录碑目。可惜这部碑目早已失传。后五十年钱大昕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诸世，岂非阙事。”     乾隆四十八年，史学家钱大昕访阁，“启香厨主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乾隆五十二年，再次登阁，即与金石家张燕昌和范钦八世孙懋敏共同编定了《天一阁碑目》一卷。后来附刻在文选楼本《天一阁书目》之后。钱氏在序文中说:“拂尘祛蠢，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可惜编者拘于故习，将明碑弃而不录，这样，后人虽见其目，却无从了解天一阁入藏的全貌。     碑目著录周秦碑三种，汉碑四十九种，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种，隋碑五种，唐碑一百四十四种，五代碑五种，宋碑二百零二种，金碑四十一种，元碑二百五十七种，年代不详者二种。目成后，范懋敏又续录九十四种，附在卷末。这样，碑目实际著录数为八百余种。     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弥足珍贵。嘉庆七年，金石学家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从中获益良多。冯登府以为“孙渊如《访碑录》，取鄞县范氏拓本，自汉至宋元几二百种，皆天下无双本也”。经复核，《寰宇访碑录》中注明采自“鄞县范氏藏本”或“鄞县范氏拓本”的有二百零四种，在当时已属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     石鼓发现于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组刻石，出土于天兴县三时原(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草莽之中。原石共十枚，各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许，作鼓形，四周刻字，全文七百余字，传至唐代，字多漫漶，宋拓本尚存四百多字。今原石保存在北京，只有二百数十字。《石鼓文》字画比小篆更繁，世称大篆，据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是秦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内容记载某王狩猎于岐山山麓之事，因而，自唐宋以来为考古家所珍重。据记载，宋苏轼收藏过七百零二字的拓本，后失传。“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云：“天一阁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其后归于松雪王孙，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已而归范氏。古香苍然，盖六百余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余年矣，予尝过天一阁，幸获展观，摩挲不忍释手。”清乾嘉以来，金石家视为瑰奇之物，以为“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为最古”。乾隆五十四年，张燕昌摹刻于海盐，有阮元、张廷济题诗，张诗云:“韩苏歌本无人持，范司马本今瑰奇，天一高阁岿然在，谁与模取加镌治。”后来，阮元重抚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     《秦封泰山碑》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丰碑巨碣，立于公元前二百十九年，记载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原石在山东泰山之顶，高约四尺，形状似方非方，宽窄不等，四面环刻，共二百二十二字。至宋代，石已严重残损，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桓东巡封泰山时，衮州太守仅献了四十余字的拓本。明初存二十九字，清代遭火灾，后移置于山下岱庙，现仅存九个半字。碑文为秦丞相李斯所书。秦统一文字，李斯作小篆，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此碑文字为李斯书法艺术的代表，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天一阁藏本相传为宋拓本，但所存仅二十九字，或为明初所拓。乾隆五十二年编《天一阁碑目》时，张燕昌钩摹上石。冯登府说：“泰山秦刻世无石本，宋庆历间江陵几宋莒公曾翻刻，亦少流传。……今阅《天一阁碑目》有此种，暇日至阁，遍查不得。”可知原本此时己散出。摹本于一九三四年嵌入阁前围墙之上，因石质较粗，今已剥蚀。     《西岳华山庙碑》亦是天一阁所藏碑拓本中的瓌宝。原石在陕西华阴县华山，立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郭香察隶书，苏长工刻石，全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二行六字。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全毁，传世拓本极稀，仅有四本，其中长垣本、华阴本、玲珑山馆本均经裱装，唯天一阁本为全拓整幅，未经裁割。“碑额两旁有李赞皇题名一通，碑文空处亦有宋人题名，金石家皆未之见也。”其优点非他本所及。旧藏四明丰道生家，后归范氏，故又称四明本。冯登府《石经阁经石跋文》称:“西岳华山碑为钱东壁携去，后归竹汀詹事，詹事赠仪征阮公，有唐太和、宋元丰王子文、李卫公题跋，为各本所无，阮公曾翻刻于扬州。”今“传四明本最后归潘复氏，全家携去台湾”。     天一阁所藏碑拓善本，除上述三种外，如汉《冀州刺史王纯碑》、《酸枣令刘熊碑》、《圈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等，均见于金石家的题记。唐以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者更不胜枚举，均为世所共珍。翁方纲曾说:“若能双钩《旧馆坛碑》，虽一半不金，皆妙，伫想之至。”     明代好金石者世称都穆、杨慎、郭宗昌、赵子函四家，而钱大昕、钱维乔、沈子惇均认为“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可惜三百年后散佚殆尽。全祖望《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文中说:“范氏书帖大半万卷楼故物，而是本独不知得之何人，观坊所题可见也。石刻所传仅有其半，而手书精赅，更为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见予之嗜之也，以其副为赠焉。”可知天一阁所藏，在清代中叶已有流出。当时归全祖望的还有《唐开元泰山摩崖》和《元揭文安公天一池记》等，跋见《鲒椅亭集》。至咸丰年间，天一阁遭受到了空前浩劫。赵之谦《刘熊碑跋》云:“咸丰辛酉，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这次兵燹之后，光绪间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仅存二十余通。现除《刘熊碑》今藏故官博物院，其他均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