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国青年报2月10日报道，最高法于9日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同时该《意见》还指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 如果刑事和解的范围，确如媒体报道与最高法官员所说限定在了如此狭小的空间，此结果可视为刑事和解的反对者反对有效的证明。在此之前，刑事案件中限定的刑事和解范围，是“自诉案件、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因家庭、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或被告人为限制责任能力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怀孕哺乳妇女等特殊人群的刑事案件”。显然，原来的这种表述，可以给试图枉法谋私者提供较大的模糊地带或灵活机动的空间。 然而，如今的限定话语也有明显瑕疵。“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这一说法显然模糊而宽泛。婚姻家庭之外的“等”，究竟包含了那些类型？在“民间纠纷”之外，或许还可以将纠纷细分为“官间纠纷”、“官民纠纷”，不过，除了“民间纠纷”，其他纠纷毕竟占少数，不是吗？ 有一个较大的漏洞，即没对“先民后刑”(民事先于刑事)做出限制和惩戒的规定。倘若在刑事案件处理中不是把刑事与民事分开处理，而是先谈赔偿再说问罪，这个过程足以影响侦查取证乃至改变任何证据。这方面，国外的司法经验早有总结，早在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就对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设立了两项规则，其一即“刑事诉讼已经进行尚未宣判的，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理”。美国刑事诉讼中不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并且必须在刑事诉讼终结后进行。实践证明，这对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法学界与司法机构应该对此有所领悟和借鉴了。 再则，最高法的文件和法律文本的权威有很大差别，“意见”文本只是试图影响司法思想或“政策导向”的一种努力方式，既不能有效制约内部司法行为，也不提供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法的权威不够就下文件，就用“意见”去指导法律及法的操作，如此以为必会获得宽严有据、罚当其罪的效果，以为就能把赔钱减刑限定得恰如其分，这未免过于盲目或过于天真了。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因其有着相应的信仰、制度、社会心理等因素作为刑事和解的根基，在特定范围实施的刑事和解并不过多地掺入经济因素，而我们这里离了钱就一步也走不动，结果总是有钱的什么都好说，没钱的啥也没得说。到头来，欢迎刑事和解的，一是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二是“法中找钱”的司法人员和中介人。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需要曲不离口，但事实上平等与否取决于对“人人”钱财的估价。 司法之宽，司法之严，均不能决定司法是否正义、正当，关键要看在何处宽严，对何人、何事宽严；其宽严标准是否一律平等，是否客观上达成公益效果。花钱减刑对加害人一方和司法协调的一方肯定有双赢之效，或许，以某种残缺的价值标准衡量，甚至可以连同受害人一方包括在内，在误导与自误中达成“三赢”之效。但是，以我们目前的社会体制与司法品格，尚不能指望它能达成平等与公益的目标，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不管谁列举出多少通过花钱减刑达到了“多赢”的案例，社会与司法也依然是最终接盘的大输家。 二， 中国青年报2月10日报道，最高法于9日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
我认为即使只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也不合理。只要是刑事犯罪，不管是什么原因激化引起的，都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都必须由检察院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向他提起公诉。 也就是说，刑事犯罪审判时追求的是“正义”，是把罪犯绳之以法，让他为自己犯的罪恶付出代价。这个“正义”是不可以打折扣的，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允许被告和检方做“诉辩交易”，也是在被告认罪的基础上，而不是被告愿意出钱的基础上。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举个例子，张三杀了邻居李四，与他对簿公堂的是检察院，检察院代表国家，严格的说代表国家的人民。李四的家属并不是原告，只是证人。证人怎么可以对被告提出赔偿要求呢？ 所以，刑事的归刑事，民事的归民事。李四的家属想找张三要赔偿，应该在刑事审判之后再向张三提起民事诉讼，把自己的身份从证人席上换到原告席上来，这样才名正言顺。张三在之前的刑事审判中不管是否被判有罪，跟民事审判都没有关系。该赔偿给李四家属的，法院应该支持，并确保执行的可操作性。 既如此，刑事审判在前，民事审判在后，张三给不给、给多少李四家属赔偿就和量刑无关了。当然谈不上“花钱买命”、“赔钱减刑”。 其实，刑事和民事是两套逻辑，刑事侧重的是危害社会安全和正义的行为，民事侧重的是这种行为是否对自己造成侵权。刑事诉讼的主体是国家机关，追求的是正义是否得到伸张。国家机关不应该向犯罪的公民要求赔偿。 民事诉讼的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他们不是国家机关，不管正义的事，只关注自己权益能否得到维护，能否得到被告的赔偿。当然，这个赔偿是广义的，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道歉。 新民晚报上有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在我国很多刑事案件中，大多数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经济赔偿，造成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伤害，无法走出阴影。近年来，虽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但力度有限。所以，“赔钱减刑”才被提了出来。“赔钱减刑”不是免除对犯罪人的处罚，而是用经济处罚换取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社会的共赢。” ——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的经济赔偿，是因为以前“重刑事轻民事”造成的，要么只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要么来个含糊其辞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被告一看，搞不好命都保不住了，或者要坐牢，既然这么重的惩罚都认了，还拿出钱来赔偿，不是傻瓜吗？所以大部分赔偿是得不到的。 假如法律规定，刑事和民事是两场不同的诉讼，无论刑事怎么判决，民事赔偿都跑不掉，也就由不得被告不拿钱了。硬是不拿钱的话，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嘛，就像对待其他民事纠纷一样。当然，实在没有经济能力的除外。不过，这样的人你向他提起民事诉讼也好，用减刑鼓励他也好，都没用。 “赔钱减刑”不是免除对犯罪人的处罚，而是用经济处罚换取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社会的共赢。”——“赔钱减刑”实际上就是免除对犯罪人的处罚。本来这个钱就是应该赔偿给被害人的，拿出来是份内的，凭啥借此换取减刑的好处？ 竟然还说什么这样会促成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社会的“共赢”，我呸！明明赢的只有拿得出钱来的犯罪人。被害人虽然拿到一点赔偿，但是远不足以慰藉因此造成的伤害。而国家和社会则输了正义。正义是不能用钱来购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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