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治国”的尴尬
我很小就听村中不识字的老人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心想《论语》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经书重典，是非读不可的。但粗通文墨后也只觉得有些意思，始终没发现有什么“治天下”的战略战术。后来知道原来赵普协助赵匡胤策划了陈桥兵变，是个开国重臣，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也做了宰相。赵匡胤死后，太宗匡义（光义）即位。据说有人在太宗面前说赵普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不过一部《论语》。太宗不信，便问赵普。赵普老实答道：“臣所知仅此而已，确实不超出《论语》一书。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定天下，仅臣以半部《论语》辅助陛下兴天下。”后来赵普年老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橱，果然只有一部《论语》。于是便留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所谓美谈。
我对“半部《论语》治天下”总有点怀疑。——虽然也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是原则性的东西，但就原则性来说，也不是半部或一部《论语》就够用的。而事实上，赵普本身就因这“半部《论语》”很不够用而遭遇尴尬：
据文莹《玉壶清话》载，一天赵匡胤心血来潮忽然问大臣们：“素来说男尊女卑，可是，为什么男子要跪下行礼，而女子见面却不行跪礼呢？”身为宰相的赵普支吾半天，竟无言以对。于是，前周旧相王溥的儿子王贻孙回答说：唐以前原是男女都行跪礼的。自武则天为帝，尊抬女子，女子才不跪了。赵普当时很是讪讪无趣。
叶梦得《石林燕语》又载：赵匡胤即位后想改年号为“乾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赵普即连声称赞，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决定改号乾德后，翰林学士卢多逊却出班禀道：这年号伪周时曾经用过。赵匡胤即命史官去查，果如卢多逊所言。历代天子定号、改号绝不可与前朝、前代相同的。赵匡胤大为羞怒，就用御笔点画赵普的脸，骂他枉为宰辅。赵普十分狼狈，可是回家后，由于是“御笔”所赐，又不敢洗。次日上朝依然带墨。赵匡胤又气又笑，方下旨让他洗去。
我们都说有宋一代，最重文教，文人学士地位最高。这真是我们的读书人应该好好颂扬的时代。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普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却足智多谋，在向官兵们演讲“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的道理时，多么慷慨激昂。于是赵匡胤不仅“严敕军士，勿令剽劫”，而且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大概也怕其他大臣也有样学样吧，于是“杯酒释兵权”了。两次宴请石守信等大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释去兵权，罢镇改官，多买良田美宅，终其天年，轻而易举地消除了禁军事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用统一集权之策，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堵塞了历史上外戚、后妃、藩镇、大臣和宦官的专权、夺权的漏洞。比起其他血流成河刀光剑影的兴亡更替，这真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伟大创举。但毕竟有负柴世宗的嘱托，对原老板的孤儿寡母有点“那个”。而且更加在乎儒家的忠孝仁义，于是取得政权之后，马上宣布“以孝治天下”。与晁盖吴用他们智取生辰纲本质上并无二致的这班参与了或默认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将士们，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一致认为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应该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要“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了。于是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而在这种以讲究学问为荣，开口引经据典的环境里，只知半部《论语》的赵普便很有点吃不消了。或许，他那种“无言以对”的情形已经实在不少，被太祖“御笔画面”在朝堂上又广为传颂，便难免颇有点耿耿于怀了。其实，从中已经清晰地看出他的牢骚不平与言外之意：我读书不多，就算我读书范围只是区区一部《论语》，可我当年能够靠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也仍然能够靠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看看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但哪个又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半部《论语》治天下”虽出于赵普一句老实而带有牢骚的话语，牢骚中不免带点尴尬，事实也证明，中国治乱的反复，一部半部《论语》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但话说回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读书多少与抢夺天下起码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要摆摆架子，像模像样地“治理”天下，则起码要读点书的。在这一点上，（赵）“普略不隐”，起码是个老实人。
赵普老实而居高位，在讲求学问的北宋是难免尴尬的，但其实之后的赵光义他们，比之赵普有一更为尴尬的事——那可是赵宋皇朝的难言之隐——
只熟读《论语》的赵普，但作为参与“杯酒释兵权”的重臣，一方面作为“杯酒释兵权”的参与者、重要的开国功臣，另一方面也应该是赵匡胤兄弟皇位易主的见证人。他是关涉中国历史上重大疑案的重要人物，是这个重大疑案的见证者。
976年，赵匡胤崩，关于太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饮酒过度而暴死，有的说是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更普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官方的说法，赵匡胤自然是死亡的。据说杜太后降下钧旨以后，赵匡胤已命赵普拟了传位诏书，并“藏之金匮”，赵光义（匡义）是笃定要继兄位登大宝的，根本没有必要要搞谋杀。
由于史料阙如（这阙如的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至今还不很清楚，但有一点肯定，就是太宗在掩饰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相，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毫无疑问，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10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
《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于是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
一是赵匡胤死时的“烛影斧声”。
按说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王继恩假传圣旨。
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的真伪。
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更使人对赵光义非议的疑点。
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当时已30岁），幼子赵德芳（仅26岁）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又都是偶然的吗？
最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因为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有187年了。
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
我宁愿相信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因为中国自尧舜禹的“禅让”的传说后，从未出现过为了国家安定国君主动实行什么“兄终弟及”的好事（三国时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的时候说，现在才理解尧禅让给舜的滋味！）。何况“兄终弟及”的时候这个兄的长子已经30岁，幼子已经26岁。何况“兄终弟及”后这两个皇子又不明不白地死去！
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以孝治国”的大宋皇朝的一个莫大讽刺。
其实，皇家的兄弟甚至父子相残的事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赵家天子之前的唐朝是这样，赵家天子之后的明朝也是这样。其实，汉朝也是这样，秦朝也是这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你看那老辣的郑庄公和蛮干的公叔段兄弟的相互残杀，之后郑庄公掘地与其母“黄泉相见”的这一出大戏，相残的源头当然由于姜氏的偏心，但其根源在于家（兄弟）国（朝廷）利益分配的不可能公平也不可能消除原本固有的矛盾。而主张“法、术、势”的韩非子就非常明确地教导君王们：“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改变）主位”——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为君者说，官场就是恶虎相争的角斗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君王要时刻紧握权柄，时时准备着抑制和杀戮啊。只不过太祖赵匡胤由于兄弟关系太好而暂时放松了警惕而终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