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家思想家中，司马迁的经历最为痛苦也最为尴尬。因为帮不得已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在狱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而苟存于世，“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为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上皆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生于汉盛世而著汉史的司马迁，在写汉高祖刘邦时就更耐人寻味。 我们从《史记》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可看出，司马迁对高祖刘邦的人品是颇为轻蔑的。虽然也有写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之类的“套话”，但也毫不客气地写他早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乃至喝酒不给钱使得酒家“常折券弃责”的丑行。活脱脱一个流氓无赖形象。想想司马迁身处汉武帝这个盛世而敢挑其圣祖之刺，仅此一点我们就该肃然起敬。不光如此，司马迁在“实录”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也毫不客气地写出刘邦颇不光彩的尴尬经历，写出他并不“伟大”的言行。 （彭城之战）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在危难之中连亲生儿女都可以抛弃，这个“受命于天”的开国皇帝，作为父亲实在不怎样！——而岂但如此，在项羽多次挑衅而刘邦始终不肯出战时，项羽忍无可忍以杀刘父逼迫，刘邦居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 ……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我们当然可以说，刘邦深知项羽阵中有项伯等人，项羽不会轻易杀掉刘太公。也可以说，正因为刘邦如此处变不惊，才足以使他成就开国大业。但无论怎样，能够说出“分我一杯羹”之类的话，刘家皇朝的后人读之也会感到难堪不已。 我们读《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都很深切地体会到，司马迁在人品的偏好上，对刘邦是很不齿的，而对项羽则充满同情（按级别项羽也不配列入“本纪”）。甚至，司马迁身上也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和贵族意识。你看他写贵族后代的项羽诛杀宋义后迎击秦联军，写“破釜沉舟”写得多么英雄，多么痛快：“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这与刘邦逃命的狼狈、对垒的怯懦恰成鲜明的对比。 但司马迁的伟大在于，他虽然充满“实录”时史家的好恶情感，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这千年巨变，因而能对历史的兴衰成败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虽然情感上他喜欢项羽，在总结其“何兴之暴也”时，也确切地指出：“其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相反，虽然不喜欢刘邦的为人，但却欣赏他作为帝皇该有的气度和眼光。特别是写到刘邦托身后事，可以说司马迁也很欣赏这个开创了中国辉煌历史的开君：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后来的发展也基本按照刘邦的安排进行。我们不得不佩服刘邦的知人善任。也不得不赞赏司马迁的伟大胸襟。 人生是难免尴尬的，但伟大的思想家不会因为自身的尴尬和不幸而左右自己该有的是非判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