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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碑艺术特色论 北海颜以琳
一、《张景碑》简介及未显之因 《张景碑》全称《汉张景造土牛碑》。镌立于东汉延熹二年（159年），晚《乙瑛碑》6年立石、晚《礼器碑》3年立石。195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古宛城门里路东，现存于南阳西南卧龙的汉碑亭内，共12行，每行23字。出土时四周皆已残缺，边文漫湮不清，而当中碑文清晰可见者，凡211字，其中重文55字，碑顶部碑穿隐约可见。字体是成熟时期典型的隶书，碑文为汉代公文体裁。张景碑的发现是当代书法金石学的一大发现，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诸如《礼器碑》、《石门颂》、《曹全碑》、《张迁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汉碑，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种《中国书法史》、《隶书技法临习指要》之类书中找到。唯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等对此碑略有论及《张景碑》。《张景碑》出土却并未引起当代书家的高度关注，原因何在呢？ 一、《张迁》等汉碑因其出土较早，历代书家多有题跋。《张景碑》出土年代较晚，古人未曾见此碑，故难有题跋。在书法史上，因名人的题跋和推荐而出名的碑刻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上述汉碑可为一例，其它如清末因康有为而推举成名的穷乡儿女造像碑刻也颇多。《爨龙颜碑》、《石门铭》、《广武将军碑》等碑刻的成名与清末名人的推举不无关系。 二、当代学书者“厚古而薄今”的观念不只在碑帖临习之中，即使在对碑帖地位的看法上，亦未能免此弊。鲁道夫-阿恩海姆说“这样一来，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倒显得迟钝了，而不得不去求助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另一种媒介——语言。”[1] 二、张景碑风格特征分析 《张景碑》究竟以何风神气度独立于汉碑之中呢？观此碑，端庄遒逸，“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史晨碑》端庄有余逸态不足，《曹全碑》逸态有余端庄不足，《张景碑》兼两者之美，中和二碑。正是此种风度，致使其精者，在《史晨碑》、《曹全碑》之上。这种风端庄而遒逸神气度渗透于此碑的笔法、字法、章法三要素之中，而统摄于其抒情性与实用性的协调互推之内。张景碑点画、结字、章法分析如下： 1.章法 平整之字极易写成呆板之状，清代“馆阁体”之病正在于将欧字或颜字的平正之处写到极至，字的艺术性泯没于呆板之中，然而或以为《张景碑》《史晨碑》之类为“隶中馆阁”，乃 大谬矣。正如“欧、颜”老祖非“馆阁”，不肖子孙习之而“馆阁”，罪不在其祖。言此碑端庄，原因有：此碑章法严整、横有列、纵有行，计12行23列，除当中空格。凡200余字，鳞次栉比，如鱼丽排叠，字距宽于行距，为隶书高度成熟时通用章法，肃穆平整，盖合于公文体的要求。然而，平整端庄决非墨守成规，如文末顶端“府”字拖笔，如长空奔雷，晴天霹雳，银河垂挂，飞瀑直泻，既突现了书写者情感体验的高潮，又打破了章法上的平整，为全篇增添了凌空的气势。加之另有几处连续几字的大空白，或出于文本格式需要或出于实用的目的，在全碑出也起到了“洞达透其气”的视觉效果。以大九宫而论，此碑字中心全体空朗，所谓“中透为洞”也，周围八个字多为密集之字，唯底下“月”右侧“令”为疏，又可透气，所谓“边透为达”也，然以“八”和“令”为中心的字来看，则四边又多密集之字，气又从“月”达出。第三行“人”字中透气达于东北角“四”字“府”字拖笔犹为神骏气爽，与其下扁方状之“告”字连接来看，如力士挑大旗，上摇曳而下沉实。再有“宛”与“月”字“氏”与“功”字，“人”与“门”字相邻皆如招手相望。“廿”“如”“曰”等扁之字两边皆有纵势重立之文相架，无论是出于随意的行文还是书者的有意安排，不计主观目的如何，但在客观视觉效果上却已经合乎大九宫的美感了。或许这是书家末到笔者到之处的附会之辞吧。就结字小九宫而论，此碑文字以匀布为主以见其端庄整肃，然匀布中亦不否定疏密对比，字形成的匀布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字法 其结字之法更能显示出此碑端庄遒逸这一风格特征。此碑字形与大多数典型隶书相同“平画宽结”“背分取势”呈横势扁方之态，而其字扁者不过分夸张，然字无定形，决无展促之意，长者不促之短“会”、“事”、“熹”、“费”、“屋”、“曹”、“景”、“重”、“驾”等字可证。扁者则展之而不过度，如“丞”“以”“尺”“丙”“九”“成”等。《史晨碑》压缩展促于方正之内，《曹全碑》则有夸张展促之弊，两者在展促上或不及过或过之，正是下于《张景碑》之处。《张景碑》字形，“规矩从心中和为的”“无过无不及”、大小高低“各随字形大小，活动圆备，各各自足”于端庄中见逸态，字字有个性。该碑字形总体呈扁方之态，其原因就在于其转折处多用折笔，特别是在字形的外框四角上；再者为布白上多用匀布法。这样更突出了其端庄威严、整肃的气象。折笔随处可见，如“赋”字中的“贝”部、“相”字中的“目”、“屋”字中的“尸”部等，大凡框状结构部首，折笔是主要方法。但其折绝非统一垂直折笔，大多数都与其前一笔平画形成一定斜度，如“劳”是外斜，“萬”则内斜，“赋”则垂直不斜。除折笔外，此碑也少量的运用提转之法：“審”字宝盖头即用暗过之法下转，“如”字“口”部旁则用了早其6年立的《乙瑛碑》“甲”字相近的斜台提转法，而“为”字最后的“金钩”则分为两笔写成似断实连，在早其3年的《礼器碑》亦用此法写“为”字。此碑虽外框多方折，然外方内圆，在内部笔画及留白皆可见圆态。如“施”字‘也’部外折面内圆，“伍”字整体方扁而内部交叉，两笔带弧度呈曲劲状，两交笔分割成的两个三角形棱角全无，有趋圆转之意。外方整的形态无疑与折法的运用有关，而内部的圆势的空白，则正是由于前文提及的笔画的斜度弧度或曲度而造成的。也正是这样方圆相济的形态，为其端庄中含奇逸作了注脚，增饰了其遒媚。“盖不方则不遒，不圆则不媚”[2]604
此碑笔画形态几乎全用圆浑之笔，也偶用方笔：如“土”字末笔，“屋”字末笔，“南”字长横起笔都倾向方笔“折刀头”法。然其出锋决无方笔，全以圆笔出之。或尖笔露锋如“匠”字磔尾，“延”字末笔磔尾等，所谓“露锋以纵其神”或圆笔敛锋乃至卷锋出锋者，如“所”字中的挑画和波画，“不”字的波挑，“列”字末笔慢挑等，均用回锋收笔，所谓“藏锋以包其气”也。正是这种圆笔的广泛运用，又加之此碑所用隶书主要特征笔画波挑上并不刻意用肥笔突出而具自然收束，使得此碑笔道圆润。婉通流畅，具有“玉箸篆”笔意。在这种笔道行笔的表现上，此碑和《曹全碑》具有了相似之处。在行笔上，此碑也是“多用毛笔锋尖部位，而少用或者几乎不用笔肚，如果将先笔笔锋分为十等分，那么，此碑最多用到二分或三分毫。”[5] 三、张景碑的意义 徐无闻先生在1988年1月临《张景碑》时指出：“《张景碑》之精者，在《史晨》《曹全》诸碑之上。”在此，徐先生之意暗含《张景碑》风格当与《史晨》、《曹全》等婉劲一路放归一类。就知名度而言，显然《史晨》、《曹全》已受到其自出土以来诸名家的高度称赞，或云《史晨》乃“八分正宗”或云其为“隶中馆阁”者，或云《曹全》“字法遒秀逸致”、“娟秀特甚，隶之有《曹全》如楷之有赵董。”或以为《曹全》为汉隶高度成熟时代表作，已显出程式化特征。总之，《史晨》、《曹全》为典型的隶书：法度完备。《张景碑》正以其法度完备，蚕头雁尾，结字严谨，背分取势的典型隶书特征而足与《曹全》、《史晨》等碑媲美。 “隶书的独特笔法表现得最充分的，即是世所习见的《华山碑》、《史晨碑》、《乙瑛碑》、《熹平后经》、《孔宙碑》、《曹全碑》等，学隶书从这类汉碑入手，才是正路。”[7]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为《张景碑》法度严谨，循规蹈矩，端庄而失之于刻板，艺术个性并不突出的观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此碑也绝非个性太强烈而具有排他性，正如徐无闻讲：“个性太强的作品学了变化不了，它的局限性很大，因其所含的普遍规律少，可供发挥的使用的就更少”。[8]那种以个性著称的是不利于作为学习范本的。《张景碑》的艺术个性寓于中和，而非夸饰，这是更有味道的艺术个性。从书法学习的角度来讲，张景碑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汉隶入手的法书。 再者，《张景碑》出土较晚，较前代名碑更清晰，所以是学习隶书基本特征的较好的范本。 总之，《汉张景造土牛碑》是汉隶鼎盛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气度典雅，端庄而遒逸，兼《史晨碑》、《曹全碑》之美。法度严谨，隶书的独特笔法表现的非常充分，字法于规矩中见各各自足之逸态，字口清晰，易于初学，可以成为隶书入门法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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