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个领域可以像医学领域那样处处存在“人命关天”的决策。所以，开发、研制、应用各种医药和医疗手段都无不需要小心翼翼，研究和实践随时随刻都可能是“如履薄冰”。中国的扁鹊、李时珍也好，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罢，本质上来看，都是因在实践中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异于常人才成为“神医”。然而，即便是这种“神医”也极大程度上受到自身以及自身经验的局限，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不仅不“神”，他们的各种理解以及治疗手段甚至可能并不及格。
现代对安慰剂效应的认识是从H. K. Beecher.开始的，1955年他在”The Powerful Placebo,” 中分析了15个临床试验，一共1082个患者，得出结论，35%的治疗效果来至于安慰剂效应。关于“安慰剂效应”，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解释版本是电影《火柴人》(Matchstick Man)，大家不妨找来认真看看。
为了消除安慰剂效应的影响，甄别医疗方法的真正有效性，人们进一步发明了“双盲测试”检验方法。在“双盲测试”这种检验方法出现之前，可以说医学和医疗领域基本还处在“暗黑时代”。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双盲测试”检验方法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医学文明的开始。以下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双盲测试”的操作方式。
一种新的药物研制出来之后，在投入使用之前需要测试这种药物的真实效果。研究人员将招来一群病人作为测试者。这些测试者将被分为两组，一组吃的是这种新研制出来的药物，而另外一组吃的是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却无任何作用的“安慰剂”。这些测试者无法知道自己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事实上，他们都认为自己吃的是新药。此为“一盲”。另外一方面，与测试者不同，工作人员是知道测试者中一定有吃安慰剂的（测试者却可能都以为自己吃的是新药），但发放药物时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药片哪一个是新药哪一个是安慰剂。他们只需要把标记着号码的药盒发给相应编号的测试者即可。此为另“一盲”。而研究人员要在“局外”观察、记录、监视测试者（病人）的治疗效果。
服药新药的测试者可能会有一部分好转——为了说明方便，让我们假设最终有30%的测试者服用新药之后病情有明显的好转；而服用安慰剂的那组测试者中竟然也有30%的测试者服用安慰剂之后病情有明显的好转，那么就说明新药几乎是无用的，他的用处与没有任何作用的安慰剂差不多。
可是服用“安慰剂”的测试者病情怎么可能好转呢？他们服用的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安慰剂么？问题就在这里。尽管患者吃的是安慰剂（他自己却以为吃的是新药），但是他会因此积极“配合”治疗（例如按时进餐、按时睡觉），而心理状态也会因服用“药物”（其实是安慰剂）而发生改变——起码一个人的心情会影响他免疫系统的状态。事实上，大量的疾病（只要不是迅速致命的）都可能不治而愈（最明显的例子是轻度感冒和轻度过敏）。而调查也发现人群中也有差不多有1/3的人群更易受到心理暗示（来自他人的或者来自自身的）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更可能在服用安慰剂的情况下却出现病情真正好转的情况。
2000年之前，大约有6500名病人接受了所谓叫做“TMR”的心脏激光手术，简单地说，就是在心脏烧灼一系列的小孔或通道，试图减轻心绞痛造成的严重胸痛。然而，纽约雷诺克斯-希尔心血管研究院的心脏病学专家、该研究的负责人Martin Leon却怀疑这种手术的功效。于是，Leon与同事设计出一种技术性伪装，前后为25个医疗中心的500名病人分别给予TMR激光治疗或者“模拟疗法”。最终，Leon在2000年国际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学大会上发表了他的报告，他说，“两种治疗效果完全没有差别”。长达6个月的研究表明，治疗组和安慰组在运动能力改善方面显示出相同的效果，两组表现出的改善水平也相同。Leon说，“这种激光疗法，曾经被吹捧为能改善心绞痛和提高运动能力，其实只是一种有效的安慰剂。”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过去的人在那样的时代里是怎么活过来的。中国人得了痨病要吃血馒头（鲁迅的小说里有详细的刻画），美国人不管什么病只要严重了就要用放血疗法（据说美国总统华盛顿就是被放血疗法弄死的）。然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生存的世界其实依然没那么光明。观察一下教育领域就知道了。有多少老师们真心宣扬的方法能够通过“双盲测试”呢？理论上比例应该低得惊人。只不过在教育领域中很难应用“双盲测试”作为检验手段，而所谓“鱼龙混杂”的现象一方面无法避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只能“见怪不怪”。
尽管很难用“双盲测试”检验教学手段，但是，这种思考模式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各种教学手段、学习方法的理论依据。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都可能有1/3的人群基于“安慰剂”效应而宣称自己确实受益（注意，他们无意于欺骗，他们是真诚的）。而很多人宣称某些方法神奇，也可能是因为确实看到了很多的“成功案例”，只不过没看到或者是忽略了更多的“失败案例”——再一次，他们也并非出自故意。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总是有至少1/3的人会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而在结论出现之前我们又无法确定究竟是哪1/3的人会受到这种影响。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告诉他们真相呢？如果我们提前告诉他们，那即意味着说实际上我们在使那1/3的人（尽管我们提前并不知道那1/3的人究竟是哪些）失去获得奇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那即意味着说我们将浪费2/3的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使这些人面临生命危险。
更严峻的问题是“安慰剂效应”真的总是存在么？1994J. Bruce Moseley给10个患者做膝关节手术，其中8个仅仅进行切开然后缝合，2个是真的手术。然后他观察到10个患者都有提高。于是，他认为膝关节手术其实根本没用，完全是“安慰剂效应”在起作用。然而，有人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这个质疑是非常精巧的：如果Bruce Moseley把病人分成三组（而不是两组），一组手术，一组假手术，一组不手术，在随机分组，大样本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才可靠。
唉呦喂，因果关系，从来就不是容易搞清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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