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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夏金元史探讨： 也说岳飞之死 对于岳飞死因的解释，学界主流的观点历来有两种：其一是秦桧矫诏说，其二是高宗主谋说。最近十几年来，后者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如今已有渐成定论之势。然而仔细推敲史料，不难发现，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许多疑点，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高宗到底是否具有必杀岳飞的动机。 关于岳飞高尚的品德、卓越的军事才华以及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已有无数史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结论也是不言而喻的。小子不再冗言。作为岳飞冤案的主要当事人，不论人品如何，高宗和秦桧毕竟都是聪明人。他们对于岳飞的了解当然比我们现代人更加清楚。要想决心杀掉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必然是与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势必将要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假如高宗和岳飞之间存在这种矛盾，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高宗确信秦桧等人对岳飞谋反的指控成立。而目前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恰恰找不到足够确切的证据证明，高宗认可秦桧们的指控。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冒昧地向高宗进言建储，因而触犯高宗深忌，由此被高宗猜忌，埋下日后身死的祸根。 岳飞上言建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相关记载比较混乱，有很多种说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九》庚子条：“（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 李心传在此条小注中说明此事系根据熊克、张戒等人笔记修入，但他同时又说：“（熊）克考不详，是以差误。然亦以日历内不载引之故。难以稽考，须反覆参究，乃见本末耳”。 岳珂在《金佗稡编卷第二十三》之“建储辩”中则指出此事纯系捏造，原本子虚乌有。 岳珂在《鄂国金佗粹编卷十二》记载了岳飞乞定储嗣奏略的片断：“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复雠之意”。高宗对此奏的回复被记载于《鄂国金佗粹编卷二》：“览卿亲书奏，深用嘉叹，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卿识虑精深，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复陷，日夕怆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备变故，果致俶扰。刘锜战退三路都统、龙虎等军，以捷来上。顾小敌之坚，深轸北顾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机会，见可而进，或掎角捣虚，或断后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难遥度，卿可从宜措置，务在取胜，用称引望。已进卿秩，并有处分，想已达矣。建不世之勋，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决策于此。他处未曾谕旨，今首以诏卿，蔽自朕意，想宜体悉。十一日”。 这些事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五、六月间，岳飞率兵出战之际，与前一种说法竟有两年多的时间差距。这意味着，岳飞就建储一事上言并不止一次。 通过对这些记载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岳飞身为手握重兵的武臣，上言建储显得有些不尽合常理，但高宗本人其实并未把这件事当成什么严重的禁忌，而对岳飞产生猜忌。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对皇室的忠诚是每一位皇帝任用大臣的首要标准，任何背叛或企图背叛皇室的行为历来得不到宽恕。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皇帝都对此保持着高度敏感，一旦发现某位臣子的忠诚度值得猜疑，哪怕他的本事再大，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绝不会给其发展壮大的机会。在这条规律下，高宗当然不能例外。 历史事实表明，绍兴七年后，岳飞的地位和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逐渐强大起来。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辞去枢密副使职务之前，岳飞的官秩和实权一直处于上升的过程中。 对岳飞的屡屡请辞，高宗则是一直予以坚决的拒绝。岳珂收集并记录于《鄂国金佗续编卷第四•丝纶传信录卷之三》中几条的高宗诏书即是明证。 岳飞辞免枢密副使不允诏： 敕：“具悉。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惟吾制困之良，宜有筹帷之略，俾参密席，庶协朝谟。当思注意之隆，遂展济时之志。守谦避宠，非予望焉。所辞宜不允。” 岳飞再辞免同前不允诏： 敕：“具悉。朕焦心劳思，宵衣旰食，所愿训武厉兵，一洒雠耻。寤寐贤佐，协济良图。卿忠勇自奋，材智有馀，是宜左右赞襄，以辅不逮，蔽自朕意，擢贰枢廷。尚体异知，勉摅素蕴，毋稽成命，固执谦醉。所辞宜不允。” 岳飞辞序位在参知政事之上不允诏： 敕：“具悉。卿蚤建殊勋，显登亚保，虽赞西枢之务，实联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陈，请会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盖有能逊之风；俾尔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礼法无嫌。胡为守谦，未安厥服，勉体随意，勿复有言。所请宜不允。” 令岳飞带枢密本职前去按阅御前军马措置战守诏： 敕：“保大定功，武有经邦之略；蚤正素治，戒惟先事之防。将逑溢以求全，必因时而适变。连百万虎貔之旅，自我翕张；择二一股肱之良，为予弁奏。卿勋在社稷，名震华戎；谦退踵征西之风，廉约蹈祭遵之节，比从人望，入赞枢庭。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未反采薇之戍，将亲细柳之军。谅匪忠贤，孰膺寄委。当令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尚体眷注，无惮勤劳。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岳飞乞罢枢密副使仍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不允诏： 敕：“具悉。朕以前日兵力分，不足以御敌，故命合而为一，悉听于卿。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凡为此者，而岂徒哉。战守之事，固将付之卿也。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毋烦费辞，稽我成命。所请宜不允。” 倘若根据这些史料，便断定高宗至此时已极度猜忌岳飞的忠诚，心怀杀机，只有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将所有这些以及高宗其他大量类似言论全部视为无耻的谎言。显然，这种假设很难令人信服。 相反，高宗在授权张俊到镇江按阅军马时，又令身为枢密副使的岳飞“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这个“同”字表明，岳飞的身份绝不是简简单单只为张俊作个副手。应该说高宗是有意此后重用岳飞的。只不过一则岳飞其实资历尚浅，还不足以令全军信服。二则岳飞因在议和问题上与秦桧素有嫌隙，高宗也不想在此时重蹈淮西合兵之时将相不合的覆辙。在实际过程中，张俊每遇大事，也果然必和岳飞商议。岳飞不同意，身为正职主官的张俊什么也干不成。对此，原本就与岳飞颇有宿怨的张俊当然是十分不满的。《宋史•岳飞传》：“（绍兴十一年五月）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一的一则记录，常常被许多学者引作高宗猜忌岳飞并欲杀之的证据之一。这则记录原文是： （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上谓大臣曰：‘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州不能固，贼来径趣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於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曰：‘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高宗话里反映出来的，分明是张俊颠倒黑白的诬诟。中国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面对秦桧、张俊等人大量的一面之词，高宗受到影响在所难免，十分正常。但将这段话视为他必杀岳飞的铁证，完全不够充分。 那么，高宗急于与金人议和是否成为其必杀岳飞的充分理由呢？若要解答这个问题，还需从当时的客观局面着手分析。 自柘皋大战后至是年十一月和议达成前，宋金双方的军事行动互有攻守，处于胶着状态。高宗希望借短暂的休战之机整饬军队，等待时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零： （绍兴十一年五月）壬子，上谓宰执曰：‘士大夫言恢复者，皆虚辞，非实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枢使按阅军马，措置战守。盖按阅于先，则兵皆可战，兵即可战，则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后可进讨以图恢复。此用兵之序也’。 金人此次南犯，非但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反而在军马、辎重方面遭受严重损失，对宋的政治处境也很尴尬。再战不仅已全无必胜把握，且更是师老兵疲，能否抵住宋军的反攻都成问题。金人李大谅在《征蒙记》中大概讲述了当时金军的窘迫境地。按他的描述，金军粮草已尽，惟有菱实、鸡头（芡实）、莲子这些水生植物充饥。随着天气渐冷，金人诸军不得不“不避寒酷，踏泥打冻，决池涸港，掘藕拾菱，寻鱼摸蚌”，而且“宰杀骡马，相兼为食”，更有甚者，灭绝人性地杀死随军奴婢，以人肉为食。金帅宗弼对此束手无策，“但虚心宽谕而已”。属下大将龙虎大王等说：“若南宋受檄犹得半军回，若宋军渡江不击自溃”。意思是说，即使宋军同意议和，不再交战，金军也只能剩下一半人马；假如宋军渡江来战，金军则只有逃跑。可见金人衰弱几近极限。面对这种状况，宗弼决定进行一场赌博，“大言檄书於宋，若从此约，请诣辕门计议，如敢违拒，水陆星电越江”。以后来发生的事情判断，李大谅的说法是可信的。 绍兴十一年九月初，宗弼把扣押在军营的宋臣莫将、韩恕二人放回，并且要他们带来一封书信，主动提出议和。在见到这封书信前，高宗得知莫将二人回归的消息，已估计到金人将要议和。他对秦桧等大臣说：“此殆上天悔祸，敌有休兵之意尔。朕料所以至此者有二。今春乌珠提兵南来，谓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败，有所惩创，一也。始谓将帅各自为家，莫相统一，今闻尽归朝廷，纲纪既立，军政必修，望风畏惧，二也。朕每欲讲和，非惮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爱养生灵，惟恐伤之，而日寻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脑涂地，所愿天心矜恻，消弭用兵之祸耳！”几天后，他又说：“（莫）将等来，敌意未可知，但敕诸军严为之备。彼若议和，何伤于好，如怀奸诈，初无失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一： （绍兴十一年九月）乙丑，宰执奏事。秦桧曰：‘山阳所以捍淮东关，扼淮西水路，又历阳、六合皆近江形势之地。严备此数处，然后江、淮安’。上曰：‘山阳东关已降处分，更令张俊益修守备。今莫将还，虽遣报使，然勿以议和为意，但当作不议和之处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 （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秦桧奏上流守备，上曰：‘艰难以来，将士分隶主帅，岁久未尝迁动。使植根深固，岂是长策？当令互易，如臂指可以运掉。才过防秋，便当为此。则人人可以指纵号令矣’。上又曰：‘敌人议和，熟思所以应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惧我之意也。是二者于何为易？若乃彼强我弱，压以重兵，要盟而和，则必有难从之事，邀我以逞。当思所以应之者。可预戒诸将，厉兵秣马，以为待敌之具。事或难从，岂得避战也’。 可见直到这时，高宗对金人意图并不十分清楚，更没有忘记军事实力乃是和谈的最大本钱。所以，在议和前途未卜的时候，高宗根本不必因此而必杀岳飞。 在岳飞入狱后，当时形势的发展是急转直下的，不为高宗所能掌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 （绍兴十一年十月）乙亥，张俊在镇江，遣其侄统制官子盖以轻兵于淮扬、盱眙之间伺敌进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议和，谓人曰：‘南北将和，敌谓吾意怠，欲报柘皋之忿。尔勿与交锋，则敌当自退’。……，至是宗弼遣（刘）光远等还报，当遣尊官右职名望夙著者，持节而来。盖今欲速和故也。 又：戊寅……，岳飞下大理寺。 又：壬午，权尚书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权字，充大金军前通问使，翊卫大夫保信军承宣使知阁门事王公亮落阶官为福州观察使副之。国书但使之敛兵，徐议余事。 根据干支序数推算，当月丙寅为朔日，刘光远归来的乙亥日是十日，岳飞下大理寺的戊寅日是十三日，决定派魏良臣出使的壬午日是十七日。也就是说，岳飞入狱的日子刚好是这两件事的中间。这个巧合意味着什么呢？ 《宋史•韩世忠传》： 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为桧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之？北使之来，乞与面议’。不许，遂抗疏言桧误国。桧讽言者论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继上表乞骸。十月，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福国公，节钺如故。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韩世忠罢枢密使的具体日期是当月二十八日。他上章谏阻应是在决定派魏良臣出使后，此时岳飞已在大理寺狱中，不可能与他有所呼应。 作为同朝重臣，秦桧、张俊当然非常了解韩世忠、岳飞的脾气秉性以及对议和的态度，完全可以预计将来的局面。他们最惧怕的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韩世忠、岳飞联合起来，坚决抵制他们主张的那种议和。所以，他们抓住机会，将岳飞送入大理寺狱中隔绝起来，使韩世忠势单力孤，无法形成一股力量。以后的事实恰好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时桧奏誓书事，以为自古盟会，各出意以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复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既无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虽与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 又：戊午，金国审议使萧毅等辞行。时朝廷许割唐、邓二州，余以淮水中流为界。毅辞，上曰：‘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乙丑朔，上谓秦桧曰：‘和议已成，军备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筑堡驻兵，令军中自为营田，则敛不及民，而军实当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为定都之计，先宗庙，次太学，而后宫室’。 显见，高宗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接受这份和约的。接回徽宗梓宫与生母韦太后，是他唯一的要求。定都建康，是张浚曾经坚决主张的带有鲜明的进攻意图的策略。高宗在这时将这个已被搁置起来的策略再次明确提出，当然是有其用意的，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金人的威胁。 从岳飞死后的局面来看，高宗的处境是非常被动的，内受制于秦桧，外受制于金人。一直到秦桧死后，他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只得继续任用万俟禼、魏良臣、汤思退等猥劣无能之徒。 秦桧则完全不同。岳飞一死，韩世忠惧祸杜门，口不言兵。议和成功，秦桧轻易挤走张俊，得以独揽大权，窃操国柄十多年，无人可以制衡。所以，秦桧不仅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必杀岳飞，而且其他所有忠诚于宋室的重要大臣，都是他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对象。在杀岳飞之前，秦桧的第一个目标是韩世忠。岳飞冤死以后，他的目标是张俊。并且他始终没有放过早已被流放的赵鼎、张浚、李光等人。这些人里，韩世忠、张俊是因高宗的保护而没使秦桧得逞；赵鼎是在流放地被逼自尽；其他人因秦桧之死而幸免。 秦桧死后，高宗未尝不曾想为岳飞平反。《宋史•岳飞传》：“桧死，议复飞官。万俟禼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丙寅条内，李心传附注援引吕中《大事记》：“秦桧以十八年之久，呼俦引类，盘踞中外，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张（浚）、赵（鼎）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桧所引小人日多。故自桧死后，金人颇疑前盟之不坚，为之禁妄议好以信金，为之重窜张浚以悦金，无以异于桧之为也”。 这固然有替高宗开脱的味道，但未尝不是实情。其时秦桧死不到一年，其危害远远没能清除。当时执政大臣万俟卨、汤思退、魏良臣诸人，是否为秦桧余党姑且不论，毕竟是一班无能之辈。高宗的政权其实是脆弱不堪，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他也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收拾残局，力图恢复元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亲统大军号称百万，大举进攻。高宗其时已无帅可用，不得不以将近六旬的高龄御驾亲征，倚靠同样垂垂老矣的刘锜、吴璘等人勉强保得半壁江山没有失陷。也幸亏不久之后金人再次内乱，完颜亮十一月被杀于扬州。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金人占不到什么便宜，自行解去，这场巨大的危机才得以化解。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孝宗即位月余即为岳飞翻案昭雪。得不到高宗明确表态认可，孝宗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小子以为，谋杀岳飞的真正元凶就是秦桧。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古人并不曾冤枉秦桧。 至于所谓高宗担心迎回钦宗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的说法，实在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测而已，不值得深论。 最后，小子要说，当今人们对宋史的研究，受明末王夫之影响甚多，存在不少误区。此种观点，小子将另外为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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