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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南怀瑾老先生的书。先是从《论语别裁》开始的，被先生的博学和不拘一格所深深吸引。接着便看了《孟子旁通》。余乃愚钝之人，虽不能触类旁通，多少也有些感触和收获。南怀瑾老先生在旁征博引中，指出汉代司马迁在其《史记》中早已经正式提出经济思想，司马迁在其中的《货殖列传》就是讨论经济哲学思想的深刻文献。 确实如此。其中不仅谈到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起因，甚至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就是所谓的“经济人的需求”嘛。斯密的《国富论》完成与1776年，距今234年。而司马迁修《史记》则至少是2200年前的事情了。 就有关《货殖列传》经济学思想，暂且不表。单就其中如下几句话，让本人佩服不已。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博大精深。我们这些小时候远离传统经典，浪费无数年少岁月死记硬背马列的一代人，可惜了先生的伟大著述。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认为，到虞夏两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耽于物质享受的生活了，包括声色之娱，包括口腹之欲。所以，自上古以来，为政者最好的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就是“因之”，也就是要顺其自然，依着大家的“本性”和“形势”，自然而然地导向正确的方向。如果这样行不同，就退而求其次，根据人们的“趋利”心理，以“利”来引导，还不行呢，只能“教诲”、“教导”了，还没有效果，只能“以法令来纠正了”，所谓的刑罚是也。还不行呢，就是最此等的方法就是和老百姓对立相争了。 司马迁在这里谈的是经济。南怀瑾认为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趣事，全都说完了”。 可是在我而言，这几句话恰也是管理学中“领导艺术”的几个层面。 最高度的领导境界就是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的不着一字的默契，也就是福列特所谓的“情境”决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彼此的工作关系与工作内容，大家在某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站到各自的本位去处理自己应该处理的事情，管理者只要“因之”即可。 如果“情境”无法调动或者协调大家的行动，只能通过“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薪酬”或者“表现为货币性的报酬”的办法来协调或者激励大家。 “钱”都没有效果了，只能通过劝说或者“说服”的办法了。 说服也不管用，那只能通过负向激励的办法，所谓的制度性惩罚来通过“威吓”的手段达到协调或者统一的目的了。 最后的办法就是直接和下属“对立”了。协调再无可能，团队也行将瓦解。 我又想起包老师所说的，管理学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命题。我等俗人在这里穷思冥想，无奈圣贤之辈早在几千年前就将答案写在那里。只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那样辉煌的思想和文化。 这是谁的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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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LM0318 > 《030 國學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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