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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西 方 文 化 与 宗 教 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充满朦胧诗意的概念，引发了无数人痴迷的幻想，它们代表了两个地区、两种文化、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意识与观念、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它们似乎把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划分成了二元的世界。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无数人的智慧和努力，它们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辅助人类现在，指导人类未来的金钥匙，就深藏在它们辉煌的宫殿里，但要打开宝藏的大门，必须找到一条魔力咒语──“芝麻开门” 。 从文化的本质出发，是发现这一咒语的根本捷径。 文化是人类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因此，文化的适应方式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改变自身去适应环境；其二，改变环境去适应自身。一切文化形式都是通过这两种途径适应的，根据其偏重点而显出其特性。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这两种适应方式的体现，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个体系的几个特点。 东方文化：改变自身去适应环境 这意味着对环境有一种神圣的崇拜，体现了其生存对固定环境的强大依赖性，无疑，溯其源，这种文化产生于以种植业（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中，某种定居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种文化模式。 农业生活涉及到大量的环境事物，诸如各种动植物知识，天文地理，气象水土等等，影响收成的因素中有许多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农业生活使人们学会耐心地逐步耕耘，必须顾及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和彼此的关系，尽量使各方面的因素统一协调，然而这只是自己该做的，也是能做到的事情，但收成是否好，还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恩赐。 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敬畏，塑造了依顺的文化精神，而且这种文化由于具有与环境的适应性而得到发展，这种依顺的文化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变化，以和谐为本，同时产生了自然主义的整体思想，这种整体思想体现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泛灵论世界观。强调万物都有同一本质，却忽视万物形式的差异性，这在“道”、“佛”、“梵”等宗教核心中都有体现。通过体现质的同一而达成与万物的统一，并通过这种统一而实现自我的永恒不灭，因此东方宗教哲学关于自我的概念是尽可能的赋予质的定义而减弱形式的定义，从而实现万物统一和轮回转变的整体思想，而这在民众意识中，则作为一种无为主义和妥协主义而充斥于政治和道德准则之中。 这种依顺的文化，在政治上体现为君主专制，使人民对自然天命的依顺转为对君王官僚的依顺，把社会的管理结构和家族的等级结构当作不可更改，不可违抗的常理，而这种整体思想又使整个社会推崇一种普遍的善，因而整个社会意识强调的是感性的情理，是内在的道德而不是外在的法律。 这种调整自我的文化，本?上也就表明其自我的容受性是很大的，这种文化培养的民族个性是含蓄不外显的，由于缓冲性（容受性）大，自我的概念是较模糊的，也就是广博而不很确定的，因此尽管对自我的调整，其自我的稳定性却极强。而在个人意识上，该文化强调的是内在的修养（对自我的调整），因而在知识教育上崇广博而轻深专，重文理而轻技艺，也就是主张将个人自我培养成为博大而容受性强的自我。 强调本质的同一而忽略形式的差异，体现了东方世界对静止恒定的追求而对变异创造的排斥，当把意义赋予这质的同一时，那么一切形式、形体的差异便成为瞬间的，无意义的过眼云烟了，使现实生活成为一种虚幻的“红尘”，导致无为、惰性、宿命的生活态度。 作为一个古老而完整的文化体系，东方文化的精神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政治上的君主制，还是民族个性的容受性。而且，文字的象形，美术的意象，音乐的偏重旋律的缓节奏，以及宗教建筑中的广幅（与西方教堂的尖挺相反），品行修养的忍让，甚至身体结构和面部轮廓的柔和等等，无不一一体现着这个文化体系的整体精神。这是一种大智慧的文化，但今天，由于它缺乏力量的壮美而显现出底气不足。 西方文化：改变环境去适应自身 无疑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或群体，对固定环境的依赖性是较小的，他们有能力去选择和改造环境，与产生东方文化的原始农业社会不同，产生西方文化的是原始的游牧部落。无固定居所的游牧生活，使环境的概念成为粗犷的认识因素，影响生存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猎取食物、抗击敌害的能力，因此，以自我为中心，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统一而是征服，这就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 这种征服的文化把与环境的关系变成敌对关系，从而，人与自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独立的，叛逆的。这一世界观导致了社会内部的强烈禁忌，因为从社会整体到个体成员，征服，这一精神无不渗透在各个层次中，但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文化本能的体现，就必然要制约这内部的冲突，由禁忌而发展成的法律便具有极大的效力，而且在基督教中的“原罪”概念亦是与法律颇为相干的。 这是一种割裂的文化，它使得个人与社会都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无疑，这种独立性使道德的力量显得纤弱，只有法律才能维护彼此的同盟。因而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非妥协的法规，这是一种推崇力量和规范的普遍的美，而不是普遍的善。 强调独立与个性，而排斥彼此的通融与妥协，也就是对形式的强调而忽视本质的统一。这一方面促使彼此的竟争和积极创造优裕的物质条件(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外在(环境)的改造与发展，更加大了人与环境的裂隙，使这种孤立感更加狂热而盲目。 这种外向型的文化对于行为极为重视，法律本身就是对行为有效，因此，整个社会的意识便体现为从外面进行控制。例如法律、财富、力量、成功等等都是外显的因素，而东方文化则是从人的内心进行改造以实现社会稳定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简要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其发生根源的差异在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正是由于环境和压力造就了文化的特性，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千姿百态的文化群体，然而，由于每种文化体系都有其足够大的适应力和各自的发展惯性，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仍然是两个差别甚巨的文化世界。而且现实已表明，各文化世界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整个人类已经迫切需要进行一种新的综合了。 东方世界从来就不曾丧失过与自然万物的联系，这质的统一导致了心灵的和谐与宽容。这质的统一与万物的整体联系所体现的归宿感是构成心理平衡与社会凝聚力的基础，这种归宿一方面产生了和谐与满足，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消极无为和依赖惰性。 如果简单地把东方文化的核心当成“归属”( 相当于英文中的“BE”) ，那么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拥有”( 相当于英文中的“HAVE”) 。“归属”体现了只有一个中心，即宇宙整体，这整本统一便是和谐的存在；而“拥有”体现的是无数个中心，通过利益上的合作与规范来使每个成员的自我本能得以现实，这便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价值。因此，“拥有”一方面产生了积极与发展，另一方面产生了隔离与孤立。（更深入一些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把“归属”与“拥有”作为“存在与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的延伸） 不难发现，东方与西方根本的差异在于东方强调质的同一而忽视形式的 ( 量的 ) 差异，而西方恰恰相反，重视事物的独立性而忽视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因此，它们之间具有一种互补性，正如其文化发生的适应方式是互补的一样，那么这种互补性便显示了一种强大的希望，即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彼此融合而产生完美的人类主义文化——这就是开启人类未来之门的金钥匙。 理解人与万物的质的同一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基础，它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存在的根不是宇宙中各自孤独漂泊的尘埃，而是与这周围的一切所构成的整个时空。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我们自我意识的整体层次，当这种关系改变，我们的自我意识亦随之改变，只有实现这种关系的和谐稳定，我们的自我才能达到和谐与安宁。 质的同一意味着我们的自我只是在形式上的自我。我们的身体、思维、意识，文化都是同一质的不同形式的体现，我们不是从其它世界撒向地球的种子，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这片天空，我们的一切都源于此，亦将归于此，从质的意义上，我们永远不能得到什么，也永远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自我永远只是形式上的自我，而且，形式是永远变动的。从质的意义上万物都在轮回，一切都是永生；而从形式上，一切都是唯一，一切都是瞬间。 我们没有最终的目的，就像我们没有最初的原因，形式便是这所有的意义。 是的，我们因存在而存在，我们存在的一切价值在于我们独特的形式。我们已经知道进化的意义，同时也深知我们是进化的产物，我们知道进化只是形式的进化，那么，我们也该深深地知道，构成我们自我意识的独特形式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一切价值，一切热爱之所在。 东方的质是和谐与博爱的基础，是普遍的善；西方的形是意义和价值的体现，是普遍的美。离开形而强求质只会陷入无意义的虚无中；失去质而独存形，则必然迷失在无根无垠的孤妄之中。 只有将美与善统一地结合起来，在质的和谐的基础上创造形的价值才是完美的幸福。真，是人类赋予自身的目的，是实现善与美的过程，是通向幸福的路径。真善美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它引导人类无穷的创造和永恒的奋斗，它托举着人类拉开了与苦难的距离，驶向那意识所不可企及的未知世界。 通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建立以人类整体为文化自我，充分实现个人自我的人类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实现博爱与自由的道路。然而，促进文化融合虽然意义重大，但却需要足够的谨慎，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冲击都会危及社会整体结构的平衡。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社会不论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是从社会公众的意识信念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无不体现着社会整体文化的核心精神，正是这整体的统一才构成了社会和个人自我的和谐。如果将外来的文化生搬硬套，例如将西方自由生活方式搬入东方保守社会中，或将东方忍让精神移入西方竞争社会，都必将带来不伦不类的失调感，它会让社会失去整体的统一和谐，也让个人失去稳恒的信仰，造成集体性的精神困惑。 不论是局部的渗透，还是整体的突变，任何一种新秩序的产生都是一种对原秩序的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保守阶层与革新意识之间的的冲突过程，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各地区都在发生着这类冲突，有的冲突所带来的苦难与创伤是不堪言语的。但是，既然为进步而付出代价是不可必免的，那么，如何使这个代价尽量降低便成为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必须关注的了。 宗教与科学 在近代社会里，人们对自己的心灵日益麻木不仁，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变得既不会哭，也不会笑。他们被现代社会里喧嚣而琐碎的信息所吞噬，无谓的放纵和廉价的享乐充填着他们空虚的心灵。对宗教和信仰的冷漠态度业已成为近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它让近代人正在失去尽情欢乐或尽情悲哀的能力。而原始人或古代人尽管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很有限，但从考古文化中发现他对他在宇宙中的存在似乎有着全面而完整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灵魂有着真诚和敏锐的感受，因此，他可以更真诚地感受到喜怒哀乐。 而现在，伴随着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并受制于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人们虽然增多了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却丢失了他们在宇宙中存在的基本和全面的理解，失去了他与自然与世界的整体感受。 显然，科学到今天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改善了人类生活的条件，拓展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它带来健康、舒适、安全和对环境对宇宙更多更深的了解 ……无疑，科学带来的是进步，是福音。但是，正因为科学的定律总是被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科学真理业已作为绝对真理而对许多人造成深刻的印象，它导致了一种绝对理性的科学至上的世界观——科学主义，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非科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根据科学主义的思想，宗教是非科学的，因而就被认为是谬误的。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们认为，宗教之所以仍能在今天存在，只是因为科学的思想尚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而已。他们相信，一旦科学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接受科学的思想方式，宗教自然就会消亡。对科学主义来说，宗教的继续存在与宗教的性质或本质完全无关，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样，宗教就从根本上被科学主义否定了。 但是宗教坚持认为，为了抵达真正的精神、心灵和灵魂之处，人必须超越他(她)的理性。再则，宗教所要拯救的，不仅是单个的人，而且是整个世界。宗教宣扬实现天国或建设佛土，以及改造这个世界。这样，宗教不只是宣扬拯救，而且也对社会的、政治的和人类的制度和欲望的终极性提出了挑战。因此神或佛性永远构成了宗教最基本的教义和目标。 宗教并不象科学主义那样，认为人的理性和判断是终极的东西。近代精神分析学认为灵魂、精神和情感超乎人的理性，但是认为它们产生于无意识，而不是来自上帝或任何超自然的实在。 的确，科学和宗教所探索的是理性和非理性两个不同的领域，研究的是“怎么办”(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从人的整体意义上它们不是绝然对立的，而应相互弥合。因此，科学的观点并不必然地与宗教的观点相抵触，虽然，两者在某些观点上有本质的差异，但并不互相排斥，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者具有一种协调的可能性。 因此，科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揭示客观世界的真理，但决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科学与科学主义这两者的基础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偏面的，僵化的世界观。其实，卓越的科学家很少拥护科学主义，例如，爱因斯坦、牛顿、霍金等等就容纳宗教的观点。然而，有许多科学的圈外人，却总是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去评判一切事物。如果把“科学”视为唯一的真理标准，那么对宗教的排斥也就势所必然的了，现在，许多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被这样一种信念统治着。 今天，许多人感到举目无亲、漂萍无根，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处。当前盛行的科学主义，以及把人进行对象化和物化的思想方式，已经割断了人们与精神家园的古老联系。 各国、各社会阶层之间你争我夺的竞争原则，以及流行于人们中的个人主义倾向，摧毁了人与精神家园的原初统一。当代社会的精神气氛造成了人与宇宙的疏离、与自然的疏离、与社会的疏离、与自我的疏离。人们以今天特有的方式离开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处，“无家可归”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象征，在东方西方莫不如此。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人们怀着寻找他们“家园”的希望和期待在寻找信念、寻找领袖、寻找新兴的或外来的宗教。 现实的困境使我们领悟：宗教若无科学，在当今世界上是没有力量的。对人性的压制、对自然的无知和迷信使宗教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流失了，诞生于20个世纪以前的基督教和诞生于25个世纪以前的佛教，由于缺乏对现代科学的包容而使它们现存的教义和教团组织显得缺乏生气和过时。除非宗教能应时顺变，否则它会变成一种僵化的、组织化的专业，并最终失去其活力。而事实上，宗教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已与东方和西方文化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社会诸多方面一直影响深远，因此，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要为整个人类寻找一条出路，就必须以新的目光重新看待这两个伟大的宗教体系。 基督教 基督教无疑是伟大的世界宗教之一，但在其现存的形态上，它应该说具有“西方的”特质。 基督教在犹太教的背景下出现。犹太教是一个种族宗教，在这个宗教中，人的意志服从还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那个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创造、维护并主宰着人类和世界，因此，在这种宗教中，首要的问题是命令人类去实现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分离或合一则变为一个次要的问题。 冲破了犹太教的种族体制而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则将重心放在基督耶酥身上，把他作为人与上帝重新合一的理想，并通过上帝显示在基督身上的牺牲之爱，宣扬对人类的普遍拯救。然而，在基督教中也同犹太教一样，人是否服从上帝的意志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在这里强调了神的公正和正义，它被看作包容于上帝之爱中。同样，基督教也不甚重视人与自然的分离或合一，如保罗“罪的工价是死亡”一语所代表的，恶与罪是比生与死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的问题。死亡被认为是罪的结果，而不是由其他方式所致。 发源于犹太教的原始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掺和着希腊文化，其后历经罗马化，日耳曼化，终于主要在欧洲和美洲被“现代化”了。通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 ，基督教逐渐体现在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上。这种体现是如此深刻，以致如果不充分了解基督教，对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任何一方面也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同时，基督教本身在信仰和思想上的发展，也迎合了西方人的需要，就此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形态首先就是基督教、西方文化和西方思维方式相互交融的历史结果。因此，基督教在本?上是一种西方形态的世界性宗教，当基督教被引进非西方国家时，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人家喻户晓的事情，东方人却视作舶来品。在非西方国家中，基督教时被接受时遭拒斥，这表明西方文化的特质阻碍了它在全世界的发展，基督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宗教，就必须突破现存的西方形态的局限。 佛教 由于佛教的普遍性，它被当之无愧地称作世界宗教。佛教已经传播到东南亚、中国、朝鲜和日本，远远超出了印度本土的国界。在漫长的历史中，佛教已深深地扎根在亚洲国家中，因而也体现了东方的文化精髓。虽然在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各有其自己的地区特征，但现在佛教的各种形态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因此正如基督教一样，佛教在与各种东方文化的水乳交融中被赋予一种世界宗教的质量上的丰富性，同时，这种交融也使佛教的发展局限在迄今的东方式的世界宗教形态中。近年来，佛教已被引入西方世界，看来它之所以被西方人接受或拒斥，也往往在于其东方的特点。 佛教从中脱胎的印度教也是一种种族宗教，它有些意识到人、自然与诸神间的分别。一座超自然神的万神殿和各种仪式活动，即为克服这些分别而存在。虽然人类本能的问题采取“业”的形式，但“业”这概念包含人和宇宙两方面，所以，它主要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而是一种着重于自然和宇宙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和其他众生所共具的生死问题，比善恶问题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 佛教克服了印度教所固有的种族特性，鼓吹依靠自已亲证真实本性而得到普遍拯救，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这种亲证可以不管种姓差别而实现。但在佛教中也像印度教一样，生死问题比善恶问题得到更严肃的对待，也不存在一种能主持正义的至高无上的神。 基督教和佛教的主要差异 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犹太教已认识到人与上帝的分离，在基督教中，则更深刻、更彻底地认识到这种分离，以至到了这一程度：只有通过耶酥基督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的爱的体现，才能克服人与上帝的分离。在基督教中，强调人－神分离，更甚于人与神的原初合一；必须获得的人与神的重新合一，较之任何一类当下直接领悟的人－神合一更为必要。在佛教中，首先强调的与其说是任何形式的神－人分离，不如说是最原初的统一。它旨在直接复归于原初的自然状态，而不是复归于某种理想的超自然状态。 二、基督教是较重价值的、重规范的、重未来的，并且倾向于目的论的。它在规范的、“应当的”状态中体验到至善。“绝对”被看作权威的、体现绝对正义的东西。虽然上帝无条件的爱在此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但顺从或违背神的统治和裁判的课题却从未被忽视过。 佛教则是一种重自然的、重现在甚于重未来的，并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和本体论的宗教。在自然的、当下呈现的状态中实现至善。“绝对”被视为某种本质的、和谐的统一。虽也有报应与惩罚的观念，相比之下却不太重要。 三、在基督教中，神－人关系也许可以喻作父－子的关系。父亲代表着规范、秩序和公正。儿子对父亲表现出矛盾的心理，在同一时刻，儿子既爱又恨这威严的父亲。由于儿子对父亲这种不可避免的分离、独立和自治，人们把重新合一作为一个目标来探索。由于基督教是家长式的，神的爱总是蕴含着公正和正义的观念，既然如此强调意志，它的实施既可以产生自主，也可以导致个人主义。 在佛教中，神－人关系则更类似于母－子关系。母亲代表着接纳、合一与和谐。孩子的生命始于母腹之中，在母亲怀抱中成长。孩子越是与他从世界独立出来后自我疏离和异化作斗争，他就越渴望复归于母亲的怀抱。正因为佛教是母性化的，它具有容受性的、融合性的及倾向于同体的特点，它亦潜藏着失去个性的危险。 宗教的发展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通过各自与东西方文化结合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但长期以来如同东方和西方世界的人们缺乏相互接触一样，基督教和佛教之间也缺少相互了解与对话，而更多的时侯是相互排斥乃至相互诋毁，因而其现存形态只能是西方式的或东方式的世界宗教，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东方和西方世界的人们有了愈来愈多的相互往来、相互了解和相互渗透，我们都意识到，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领域里的异常迅猛的发展，地理差距已大体上被克服了，世界正在缩小，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的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促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正迅速地成为“一个世界”。 但是，这并非说这样一个“单一”就因此变得和谐起来。技术发展使世界变小了，各国间相互联系的纽带越抽越紧，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就积极一面而言，以前关山远隔的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合作与日俱增；就消极一面而言，为谋求本国利益，各国间的分歧和对立也变得更为明显和剧烈，新的冲突以比从前更大的规模出现。 这些积极面和消极面一起意味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现在正分享一个共同的命运。当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世界规模的合作，那么人口爆炸、自然资源的利用、能源、食物、污染、裁军、防止核扩散等重大问题就一个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时，这一点就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多少次被提醒核武器对全人类带来彻底毁灭的现实可能性，“生存还是不生存”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问题，人类现在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世界”一词直到最近还被理解为各国的汇聚或集合，在这意义上，世界是在量的观点上被理解的，联合国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的一个组成单元，“国际”在其最广的意义上已与“世界”一词交替使用，例如，“国际展览会”常被称作“世界博览会”。这样，世界不是从其本身这一方面，而是从组成的国家这一方面来被理解的。 现在，我们必须超出这一理解，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变得不仅是各国之间的汇集了，我们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具有相同的命运。超出了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现在正面临着存亡未卜的共同风险。所以，“世界”一词更应该在?上来被理解，也就是说，世界不只是各国的聚集，而更是参与共同生活和承担共同命运的一体化的人类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应该谋求从“国家”这一部分的层次上来理解和认识“世界”这一整体，而应该从世界的整体立场上来处理国家。 同样，把东西方看成好象是世界的两大组成部分来谈论，现在也不再完满了。虽然世界可以照此二元地划分，但东西方及其相互关系必须被一元地、从单一世界的立场出发，动态的来理解。其他文化和经济的划分也同样如此。 如果“世界”一词在今天和将来从?上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休戚相关的人类共同体，而其中，东西方和其他各国都被动态地结合为一体，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基督教是西方式的而佛教是东方式的历史事实看作定论。相反，如果基督教和佛教真是其本?上的“世界宗教”的话，它们就必须突破各自的东西方特征的局限，成为世界宗教的普遍形态，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世界宗教解释为遍布全世界的宗教，因为这只是在地理上的，因此也是在量的意义上的“遍布全世界”。必须超越这种量的方法，因为我们正达到历史上的某一时刻，21世纪这一个新的千禧年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宗教喻义，世界必须从?上来理解。 现实世界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整体。 我们既不能再仅仅满足于作为西方模式世界宗教的父性的基督教，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为东方模式世界宗教的母性的佛教。为了提供我们一个真正的“家园”，父亲和母亲都是需要的。但这也不能将其视为仅是基督教和佛教的混合。从基督教神秘仪式传统来看，它并非完全缺乏母性的、接受性的一面；佛教也并非完全没有父性的、重正义的一面。但是，在基督教和佛教中，这两种基本的方面都没有得到彻底实现和和谐的统一。 为应付“世界”彻底变化的内涵和随之而来的人类困境，基督教和佛教必须冲破他们各自的西方——父性与东方——母性的结构，每一个宗教都必须发展和深化自己，以成就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形态。正是鉴于这一理由，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接触与对话现已刻不容缓，而且，基督教和佛教通过自我深化以实现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形态，一定能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成为完全融父性与母性于一体的宗教。 因此，如果它们发展为普遍化的世界宗教，那么自然宗教中的人、自然与神混成一体的观念，以及在种族宗教中实现的群体原则，都可以也应该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基督教或佛教中，人、自然和神将判然分明，同时又圆融无碍地成为一体。这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为了获得一体化世界的拯救，世界宗教所需达到的目标。 简言之，基督教和佛教必须突破它们传统的东西方式的世界宗教的模式，而在东西方都能同样的立足生根，却又必须在实?上不受其东西方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宗教，并不意味着一种通用于东西方的铁板一块的宗教，而是要求它具有一种动态结构，能够按其发展所在的地区，采用东、西方的任意一种形态，而不受那一地区的限制。 这种对作为真正的世界宗教的普遍性质的重新认识，无论对西方的基督教还是对东方的佛教都是同样必要的。因为这两种宗教都如此彻底地各自为西方和东方的精神文化所吸引，早已失去了它们的新鲜感和生动性，以致在它们自己的社会里都好象十分陈旧和过时了。 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随着西方文明中理性、信仰、哲学、乃至整个社会合法性基础的动摇，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失效，宗教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自70年代以来，不少教派走向极端，走向专制，走向破坏，发展成为制造一系列惨剧，令世人恐慌的邪教组织。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富裕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空虚。在现代化的紧张生活中，一切向钱看，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随着亲情、友情、爱情的消失，孤独感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精神疾患、心理失衡、理性迷失，成了现代人的通病。继之而来的是自杀率节节上升，吸食毒品人数成倍增长，各种犯罪活动花样翻新，社会家庭观念淡薄，抱怨不满遍及社会各行各业。于是，人们惊呼：难道现代化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动的结果就是友谊、爱情、义务、关怀时代的结束吗？ 因此，当现代人在感受到困惑和痛苦却感受不到宗教和信仰的精神力量的时侯，便只有采取麻痹自己心灵，或者热衷于外来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邪教、迷信等丑恶组织)。在今天，也许，对人类心灵的拯救比关注大众体格的健康要更迫切更危急，因为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人类共同体，人们共同关心着人类的存亡问题，每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迫更加深入地重新调整自己的人性和个性。 宗教的基础是文化，没有一种完美的顺应当代世界全人类发展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一种完美的有力量的宗教形式或者理想信念。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将人类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尽情发展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丰富灵活的表现形式，才能与其他文化真正和睦相处，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和谐与幸福。 因此，如果一个政治集团、或社会组织、或文化体系、或一个任何形式的群体，当它把最高利益，最高价值标准仅限于该群体而不是整个人类，那么，这个群体就是不完美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他们会为了部分人的利益而掠夺世界，而伤害其他人，从而成为战争与强权的根源。因此，不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只有从人类主义出发才有可能尽量减轻冲突的代价，才能尽量的化干戈为玉帛。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及世界各民族文化必须达成的共识：保留并发展各自的传统和特色，但应该以人类主义文化作为共同的坚定的基础，这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然而，这仿佛是个循环的圈套：要实现人类主义就必须从人类主义出发。是的，人类正是因为尚未完全进入这一循环，而总是跌进另一个自卫与反击的恶性循环中，并在世代的恩怨和现实的威胁中，创造一个又一个惨痛的奇迹…… 但是，人类主义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事实上，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人类主义就已刻入了人类的大脑，并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固定和强化。但是，随着人类内部的竞争和战争的升级，人类主义在社会的整体上被残割了，畸变了。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现实，即在当今社会中，礼仪高尚的人们随处可见，但社会，国家和集团却变得自私、狭隘且互不信任，因此，实现人类主义，绝不只针对个人的修养而言，它更包括了许多的层次，它要求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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