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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社会地位的变化——两汉时期
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宗後，两汉社会儒家礼法的约束力逐渐加重，伦常观念也日益巩固，汉儒积极提倡「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理论，强调长幼尊卑之别。 夫尊妻卑已成为社会伦常关系的根本，女子在理论上的「幼卑」地位经已形成。所以两汉社会对女子地位的界定，不仅成为後世类似理论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行为的其体要求。 西汉成帝时，着名儒家学者刘向编校《列女传》一书，力主女子不宜专擅，应以三从为尚，同时刘向亦认为女性须「明是非，懂礼仪」，他在书中列举汉代以前足资女性效法或鉴戒的女子，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节、辩通、孽娶等类，可见以刘向为代表的汉儒是要求女性修善去恶，培养多方面才德的看法。 东汉的女性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即《汉书》作者班固之妹)着《女诫》一书，认为女子应当以协助夫家为先，又拟出一套为人妇者应以「敬慎」、「曲从」的态度来事奉舅姑和丈夫的行为准则。《女诫》一书，对女性的要求及其在家庭、社曾中的身分工作更为明确。 全书共分七段，分别是:卑弱、夫妇、敬慎、专心、曲从和叔妹。班昭在书中明确捉出女性应:「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晚寝早作，勿惮风夜」、「姑云不尔而足，固宜从今，姑云尔为非，犹宜顺命」，自身要求女子在家庭中除了「习劳」、「持家」外，还须柔顺曲从，以得夫主之意，获取舅姑叔妹的认同，希望女性以柔顺来维系家族中的和谐关系。 就一般而言，汉代女性在夫妻关系中已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较为具体的是所谓「七出」之条。根据《大戴礼记．本命篇》所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後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菜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自汉代以来，男女的婚姻关系，常与其家族的利益结合(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此是否出妻往往也取决於整体家族的因素。为人妇者只要硝违伦常礼法的行为，影响家族和谐，就足以成为被出的因由;更不用说是无子、以及淫乱等败坏门风之事。 除了所谓「三不去」，即「有所取无所归」、「与共三年之丧」和「前贫贱後富贵」不得出妻外，对和夫家共过患难的女子有点保障外，整个「七出」之条，是对女子的单方面限制和要求，多少反映着女子在家庭以至整体社会中卑幼的地位，以及夫妻关系中的双重道德标准。 在日常生活中，直至东汉初年，男女交往仍是相当自由的。民间因日常工作的需要，也不可能严行男女之防。虽然自东汉安帝开始，朝廷每每褒奖「贞妇」，安帝、顺帝和桓帝在改元赐民爵、粟、帛时，贞顺都是褒奖之列。 但较为特别的是，汉朝政府虽鼓励女子「贞节」，但是事实上女子再嫁之风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民间有夫死再嫁之事，如西汉初年名臣陈乎之妻，嫁陈乎以前已五嫁;新寡的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若干硕儒之家，亦不避此嫌，如东汉末年，撷川苞爽之女苟采，先嫁南阳名族阴输为妻，年十九产一女而瑜卒，据《後汉书》的记载:「时宋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後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诈病笃召采归。」颖川苟氏乃当世硕儒，也有逼女再嫁之事，可以想像当时社会实不完全以再嫁为非。 所以甚至连帝王之家也不讳言此事，如汉景帝王皇后(即汉武帝生母)曾先嫁金氏，宣帝外祖母王氏、宣帝后李氏、傅昭仪母等亦曾改嫁。总的来说，经过汉廷的提倡和对社自礼法之重视，东汉以後，要求女性「守贞」的观念愈发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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