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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

 3gzylon 2010-04-25

商学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

——陆雄文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0-04-24 作者:陆雄文 来源:文汇报


                     

    在社会发展建设的进程中,大学应当处于引领的位置,它要做到以前瞻性的思维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必须紧密联系社会。
    
    面向崭新时代、着眼全球经济、扎根本土文化,由商学院培养出来的管理精英们,理应承担起促进企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学教育称得上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讲演者小传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赴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担任访问学者。
    
    教学和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因特网营销、服务营销和企业组织变革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50余篇论文,并出版4部著作及教材。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全世界在共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之后,正渐渐步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的时代。无可否认的是,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在内的大中华区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大中华区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接近美国;而在未来10年,我们更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引擎。伴随着这些令人鼓舞的潜在增长,是企业对于优秀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是社会对于真正有担当、有远见、有知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管理精英的呼唤。
    
    为了回应这一呼唤并作出适时的努力,我们应当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的商业人才状况,以及商学院对此可能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为未来商业人才的发展制定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蓝图。
    
一、商学院的价值
    
    今天的商学院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来训练能够关注未来趋势、迎接竞争挑战、洞察市场机遇、提升企业能力的掌舵者,并通过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所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
    
    很多人会问,商业教育的价值在哪里?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400多年以前欧洲就有了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早期也没有大学层次的商业教育,然而至今欧洲、美国存在大量的百年企业,无可否认,即使今天,如果没有商学院,那些企业家依旧会是当年创业的企业家,那些高级管理人员依然会是职场成功、逐步晋升的商业精英。虽然企业主充满着开拓冒险的精神,对市场机会拥有非常高的敏锐性,而高级管理人员也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经营,但是当他们所领导的企业跨出他们所处的行业、跨出他们所在的地区的话,这些企业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经营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业绩的波动性就会很大。
    
    自从有了现代商业教育,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获得接受系统的管理知识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使他们在越来越复杂的经营环境当中,在越来越庞杂的投资决策面前变得更加理性而有底气,通过大量的数据计算、分析,再加上其个人的经验判断,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由经验主义和主观盲目性所带来的决策失误。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增长质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的战略把控方面。
    
    对一些低附加值的生产经营系统,许多企业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积累和非系统的学习,来有效地掌控中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但是对于高附加值的经济体系,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体系,系统地、专业化地管理训练已经越来越成为必需,因为企业家和管理层的决策和领导越来越多地需要超越所在行业以及企业的历史经验积累的局限性。尤其是网络经济的兴起使信息无国界地流动,人们对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外购技术、服务以及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思维和视野。这些都必须在一个很高的知识层面,也就是现代商学院里面进行系统地研讨和传授。对于今天这样的经济环境,对于这样一个越来越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经济体系来讲,商学院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凸显。
    
    商学院所培养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不仅会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经营绩效以及为它的股东和员工带来投资回报和福利。同时,他们的信仰、主张和伦理行为也会通过商业活动、交易沟通溢出企业的边界,扩散到上下游的供应商、分销商、客户及其合作伙伴,影响和改变所有利益相关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甚至也会影响和改变竞争者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所以企业家不仅在生产着物质产品,他们也在直接和间接地生产着精神产品。企业的领导者与企业本身都是社会的公民,他们提倡什么、追求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贡献什么,从表现上来讲,往往是具象的物质的形态,但却也是他们的精神诉求和价值主张的抽象表达,构成了社会文明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也在为这个社会创造或构建非物质文明。
    
    为此,今天的商学院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来训练能够关注未来趋势、迎接竞争挑战、洞察市场机遇、提升企业能力的掌舵者,并通过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所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
    
二、商学院的学术本位和社会角色
    
    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有大量的资源支持,其中人才是最基础的资源。基于全球各国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同管理教育规模,主要是MBA培养人数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经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
    
    构成商学院生存与延续基础的是学者,如同任何大学任何学科一样,商学院教授从事的很大部分的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商学院延伸出去开展应用性的研究。所以从本源上讲,商学院是大学的一部分,商学院的教授也和大学任何学科的教授一样,一方面要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把学术思想和知识运用于商业实践,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另外一方面,作为商学院和管理学科代表的学者,他们依然要能够超凡脱俗,以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来建立专业的思想知识体系。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因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他们有敏锐的思维,因此往往具有超越凡人的先见;他们追求理论贡献而不受短期功利驱使,他们崇尚自由而不散漫;他们也相信人与人生来平等,但不拿知识和人格去做等价交换;他们不仅对学生而且对大众都要保持一种说服力和教育力,因此他们也成为这个社会的先进文明的代表,去引领这个社会文明的方向。这也是所有商学院教授所应坚持的本份。
    
    在社会发展建设的进程中,大学应当处于引领的位置,它要做到以前瞻性的思维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必须紧密联系社会。面向崭新时代、着眼全球经济、扎根本土文化,由商学院培养出来的管理精英们,理应承担起促进企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学教育称得上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它不仅支持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而且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提供动力,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反思商学教育的社会责任。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有大量的资源支持,其中人才是最基础的资源。基于全球各国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同管理教育规模,主要是MBA培养人数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经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如此推动更多的人报读MBA;反过来,MBA的培养人数越多,他们在各商业领域的推动力就越大,经济发展也越快。这一结论曾被美国的历史所证实,在中国大陆也已经体现为越来越明晰的趋势。
    
    然而,商学院的学生,远远不只是在课堂或者实验室进行学习研究,他们需要了解社会,在毕业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式适应社会;他们要把知识化为一种能力,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推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商学院必须是开放的,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之本。同时,我们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管理的策略和技巧,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文明前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
    
    出于这样的愿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要求教授参与企业咨询培训,从中寻找理论研究的线索和有价值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有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商业实践还远远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挖掘、总结和提炼,所谓的商业“最佳实践”往往来自于西方社会。西方的管理智慧当然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我们也要思考和总结源自中国本土市场的管理经验和理论,以此来更具针对性地为本土市场服务。
    
    在目前阶段,中国的商学院更多地还是借鉴欧美的教育体系。一些欧美的商学院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他们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试水在中国开展管理研究与教育。但毕竟他们的教授对中国大陆的认识还只能是雾里看花,真正深入中国经济实践的人很少。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并没能够揭示出中国过去十多年商业蓬勃发展的真正动力和秘密,这个使命还是要留给我们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的学者就更应当担当。且不说,至今尚有大量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远远不能为西方理论和经验所覆盖,对于复杂而变化的中国商业环境与实践,中国学者更应主动、积极地去研究,用心地去甄别、判断、探索和总结。中国的问题,当然欢迎西方学者一起来研究,但更多的还是应该由中国学者来承担,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否则,我们愧为这个国家的管理学家。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中国的商学院要抓住历史机遇,基于中国经验和“最佳实践”去提炼和创造新的管理理论,推动面向未来的商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培养能为我所用的管理人才,也让全世界分享中国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奠定中国商学院在全球的地位。
    
三、中国式商业人才的成长
    
    企业的永续发展,需要让更多具备管理实践经验的人接受系统教育,同时需要激发职业性人才的创新精神。商学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会使他们各有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爆发式成长,许多商业奇迹不断被创造,商业人才也层出不穷地涌现。鉴于此,我们从来都认为,中国的管理人才需求巨大,每个基于中国、面向中国的商学院,只要充分发展自身能力,就有取之不竭的学生、做之不完的研究,各商学院之间彼此更多的应是相互交流与合作、而不是竞争。
    
    为此,我们应对中国式商业人才的成长作一观察。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干中学人才”。顾名思义,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凭经验的积累来管理企业。这类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实践经验丰富,但通常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和系统思考训练,较多采用的是粗放的管理方式。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很多家族企业、私人企业中有着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他们是创新实践的探索者,但更多的是经验主义者,他们更需要到正规的商学院去再学习、接受系统训练,实现职业能力的提升。
    
    第二类是职业经理人才。这些人通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为大型的跨国公司和欧美企业所录用,经过一定的内部培训和辅导,从某一专业职能起步,并获得持续的职业教育和训练,其中被视为有较好培养潜力的人才可能被送到商学院去接受系统培训,多数是参加非学位的高级管理课程,也有部分人会选择攻读学位,主要是MBA或是EMBA。总体而言,这类人才有较好的职业精神,忠诚尽责,做事认真,不足的是通常会缺乏冒险精神和决断能力。
    
    第三类是创业家人才。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的活力和自由度进一步凸显,创业的机会不断涌现,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从事创业的人才普遍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善于捕捉机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但是他们不太重视学习管理的理论知识,认为其过于教条化,不适应于鲜活的经济现实。这使得他们在战略布局上常缺乏长远的考虑,在资源配置上也常顾此失彼,有些人还难免刚愎自用,企业经营很容易产生大的波动。这种现象在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中较为普遍。
    
    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同时拥有以上所说的三类人才,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企业的永续发展,需要让更多具备管理实践经验的人接受系统教育,同时需要激发职业性人才的创新精神。商学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会使他们各有提升,这也是企业和社会进入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
    
    今天,许多企业还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的低谷中爬出来,仍会更多地关注节约费用、降低成本。但现在不能被忽视甚至应该更加重视的,恰是对管理人才的大力投入与培养,因为他们真正可以带来面向未来的新思想、新思维和新动能。
    
四、商业精英的核心素质
    
    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更需要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能够放眼全球。合格的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
    
    当前中国的商业社会,拥有三类各具优势的人才类型,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在充满变化、机会、风险、竞争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担当起推动企业长远发展的商业精英,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首先,他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如今在亚洲的任何一个地区,企业都已经被身不由己地推到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即使在中国大陆,各行各业的跨国巨头都已经在市场中直接参与竞争。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哪怕地域意义上的市场是在国内,其直接面对着的已经是国际化的竞争了。而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更需要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能够放眼全球。合格的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
    
    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年里在海外有大手笔的扩张,但遗憾的是大多是资源型投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能到海外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里获取有效资源,其原因就在于其整合能力太弱、人才准备不足。因此,为了把握下次经济变革带给我们的海外扩张机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商业人才正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第二,他必须接受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训练。如此他会更注重决策的理性和科学性,他会更注重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特质和发展趋势,准确捕捉市场的机会,不会去冒无谓的风险、做过于自以为是的判断。
    
    第三,他要有快速的学习能力。正所谓“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一方面,他要遵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学会适应和遵从;另一方面,他也要学会很快地识辨市场变化、把控机会、完成自己的商业实践和创新,这样的学习能力能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最后,他要有创新精神,要具有前瞻性。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不只是为创业者所需要,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每一位企业管理实践者都需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并能转化为行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张力带给所有在商海中搏杀的实践者以无限的可能性,只有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可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五、中国商学院的历史使命
    
    截止到2008年,能够培养MBA的院校在中国大陆有127所,相当于美国1958年的水平。目前我们的MBA毕业生占硕士培养总数的5%,而美国达到24%。因此,尽管中国大陆的MBA教育已经走过19个发展年头,但从这样一些显性指标来看,我们的MBA教育同美国相比还有50年的差距。
    
    如今,中国的商学院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中国大陆的管理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上,还表现在资源的投入和学术人才的聚集方面,我们还不能同国际先进水平竞争;中国现有的商学教育,甚至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于优秀管理人才的巨大渴求。而且,目前国内管理教育水平在地域层面上差异很大。少数比较领先的商学院,已经处于同世界中等水平商学院并驾齐驱的层面,但相对于整个中国商学院总量而言这还是极少数。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复旦管理学院而言是个“转折点”。当然,这个时点对于整个中国商学教育的前途也非常关键。
    
    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式的,商学教育的发展也是粗放式的。表面上,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行业标杆,我们跟随学习了很久,但实际上很多还仅仅是停留在简单地“依样画葫芦”的水平。如今,我们能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能力,能不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中国不少已在本土领先的商学院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这也应是它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大陆从1991年开始启动MBA教育,一直到2009年的19年里一共培养出12万名MBA学生,这一数字同经济总量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截止到2008年,能够培养MBA的院校在中国大陆有127所,相当于美国1958年的水平。目前我们的MBA毕业生占硕士培养总数的5%,而美国达到24%。因此,尽管中国大陆的MBA教育已经走过19个发展年头,但从这样一些显性指标来看,我们的MBA教育同美国相比还有50年的差距。
    
    很多专家都认为,单从经济角度看,再过20-25年,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将和美国旗鼓相当;如果算上台湾、香港、澳门,那么大中华经济可能在未来15-18年内赶上美国。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年培养5万名MBA和EMBA毕业生,这样的人才培养规模是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及其快速增长和企业发展实践需要的。
    
    当然,MBA不是商业人才的全部,但它的确是商学院所培养的人才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MBA教育对于市场规制秩序的建立、对于经济波动的抚平能产生积极影响;它使商业竞争变得有序、有规律可循,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稳步、可持续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中国报考MBA、EMBA的学生越来越多,其自身素质也越来越好。这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大家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已经把通过接受专业管理教育来作为培养商业人才、提升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以此来实现个人的职业提升和企业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学院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模式,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而对于复旦大学这样一所拥有深厚人文底蕴、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等方面具有强大研究教育资源的学校而言,我们希望影响的不仅是商业实践,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自1985年恢复建院以来,伴随着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进程,不仅实现了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全方位提升,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更重要的是把学院的使命凝结提炼为“扎根于进步的中国,致力于创新性研究,培养既具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学术专才、商业精英和社会领导者。”
    
    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是现代商学院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之所在。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职业经理人,12万的MBA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商学院在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知识、职业能力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激发和提升学生的企业家精神。没有一个庞大的、合格而强有力的职业经理人体系来支撑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社会一定抵抗不住突如其来的危机;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有职业经理人而缺少企业家,经济发展也会失去活力和动力。我深信,中国需要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尤其需要更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受过系统训练、能进行理性决策的企业家。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
    
    对于从事管理教育的教育者而言,我们既要向欧美一流商学院学习,超越自己过往的管理教育水准,还要奠定我们面向未来的商学院标杆。当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时候,中国不仅可以诞生世界一流的商学院,而且我们还要有能力改变商学院的现有标准,在国际上树立起未来管理研究与教育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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