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欣赏（武大王兆鹏教授访谈录）

唐宋词欣赏（武大王兆鹏教授访谈录）

王兆鹏先生简介：

王兆鹏先生师从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33岁时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授，37岁时获得词学界最高荣誉“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并蝉联三届。曾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文学遗产》编委、《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曾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  

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唐宋金元词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两宋词人丛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系统及定量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全唐五代词，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计量分析，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主要著作：

 《张元干年谱》（1989）、《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1992）、《两宋词人年谱》（1994）、《全唐五代词》（合著，1999）、《唐宋词史论》（2000）、《词学史料学》（2004）、《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2005）、《唐宋词名篇讲演录》（2006）、《两宋词人丛考》（2007）、《词学研究方法十讲》（2008）。

主要论文：

《论"东坡范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等二百篇。

百花潭：王兆鹏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本次采访是“百花潭”诗词门户网站所作的关于诗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系列访谈之一。我们希望能够从您这里得到关于当下诗词研究和创作的指导和建议。

在访谈之前，我们了解过您的学术资料。您是当今诗词研究的学界山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您能否谈一谈您对诗词的爱好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又是怎样一直能够坚持在这条相对“偏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希望您能够谈一点关于您治学的经验。

王：首先谢谢贵网站的采访，但要申明，我不是什么“山斗”。词学界的前辈大有人在，渺予小子，怎敢称“山斗” ！这不是谦虚，是真实的心声。我虽然在诗词研究的道路上跋涉了三十年，也有所收获，但距泰山、北斗，还差十万八千里。

至于我对诗词的爱好，是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培养起来的。从“大一”开始，我就天天背诵古代诗词。刚开始的时候，说不上特别喜欢，只是学习的需要。背诵得多了，就喜欢上了。就像人与人的交往，经常见面，常常在一起交流谈心，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相反，即使是好朋友，如果长期不见面，不交往，感情也会慢慢淡漠。我这样天天跟诗词打交道，自然也就喜欢上了。

我的习惯是，凡是必须做的事情，就尽可能去喜欢它，用快乐的心情去做它。比如，很多人在家里吃饭，不喜欢洗碗，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喜欢做菜做饭，而不喜欢洗碗。我家里是我太太炒菜做饭，她做的饭菜比我做的好吃，于是我就心甘情愿地洗碗，帮她分担一点家务。既然天天要洗碗，那就快乐地去洗，从中寻找快乐，寻找成就感。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洗碗还有快乐、还有成就感？当然有啦。如果你用一种烦燥的心情、极不情愿的心情去洗，自然是痛苦的。不过，如果用一种快乐的心情去做，结果就不一样了。试想，吃完饭后，碗筷都是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经过清洗和整理，碗筷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油油乎乎的变得清清爽爽的。刚才还是残菜剩饭满桌，一会儿就让桌子变得整洁明亮，碗筷整齐有序地排放在消毒柜子里。这时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自然就会从中感受到一种整洁美、秩序美。从事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职业，我越发要用一种快乐的心情去做。兴趣和职业能够统一，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一大幸事！我天天做快乐的事情，当然就可以坚持几十年啦。

人们常说“要刻苦读书”，但如果天天“苦”读，而不是快乐地读，那会觉得读书是苦差事，不可能坚持太久。谁会天天自找“苦”吃呢？读书有了兴趣，读诗词有了兴趣，再怎样阅读、怎样背诵，也不会觉得苦。就像到名山大川旅游，翻山越岭，累得汗流浃背，爱好旅游的乐此不疲，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而是乐在其中，不理解的还以为那些人是吃饱了没事干、自找苦吃呢。干什么事，只要有兴趣，就不觉得苦、不感到累，而是觉得开心快乐。读书治学也一样，有了兴趣，就不觉得累和苦。

说到治学的经验嘛，我也没有什么“葵花宝典”，让人一练就功力百倍。我的体会是，治学要有恒心，要坚守，长期思考琢磨一件事，总会有发现，有收获。还要会利用时间。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24小时。有人一天过完后，了无收获，有人一天下来，读了好多书，写了好多文章。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时间。

比如，上午八点至十二点，本来是工作的时间，你可以读书或写作四个小时。如果不抓紧呢，打开电脑，在网上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下午二点至五点，也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用来做正经事儿，如果你去读读报纸，跟朋友聊聊天，一下午又很快过去了。晚上七点到十二点，有五个小时可以利用，如果看电视，清理一下家务，洗洗衣服，晚上五个小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溜掉。晚上如果一心一意地用来写作，则可以写四五个小时。当然，这不是说不上网、不看报、不需要做洗衣服等日常事务。而是说尽量把这些不重要的事情安排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尽量不要让日常琐事耽误过多的有效的工作时间。不会利用时间，一天可以浪费四五个小时，或者说会比别人少做四五个小时的学问。反过来，会利用时间，一天就比别人多做四五个小时的学问。一天、两天比别人少做四、五个小时的学问，也许不会有什么差别。但如果一个月天天比别人少做四五个小时，一年、十年、二十年天天比别人少做四、五个小时，那会是什么结果？善于利用时间的，一天比别人多做四五个小时，一个月就比别人多做一百二十个小时，按通常的一天工作八小时计算，一个月相当于多别人的一个半个月呢。一年相当于别人一年半，十年相当于别人十五年。其实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别的事业，善于利用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意识，是生命意识，也是事业成功的意识。

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想调养休整一段时间，不太想做正经事，每天上午到办公室，在网上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午休起来，本可以看书写作，有时想起要回复一封电邮，于是又上网，回复了电邮后又到网上去东瞧西瞅的，一天的时光很快就流逝了，啥正经事儿也没干成。一、两个月下来，一篇文章也没写，一本书也没读完。想想非常可惜。

  百花潭：您在《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里面提到：“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被悬置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认为旧体诗词是今人的创作，不属于‘古代’的文学，因而不关注它。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认为它是‘旧’体文学，不属于‘新文学’的范畴，因而漠视它的存在。”从您治学的眼光来看，当代旧体诗词价值究竟有多大？研究当代诗词的意义何在？您对当代诗词有过关注，您觉得这些作品和古代作品相比，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王：要给当代旧体诗词的价值以一个确切的评估，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总觉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当代诗词，是当代人写的文学，是当代人用诗词来表达对人生与时代的观察和思考、体验和感受，是当下时代特有的心声，是当下社会生活的多元展现，自然有不同于以前时代文学的特色，具有前代诗词不可替代的价值。

从文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元明清的诗词，跟唐宋的诗词相比，总觉得不那么“新鲜”，我们可以不喜欢元明清诗词，但却无法否定元明清诗词。元明清的诗词，自有其时代价值。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人们，因为可供阅读的文学样式很多，可以选择的娱乐休闲方式很多，可以不喜欢阅读当代诗词，但不应该也不能否定当代诗词。

 研究当代诗词的意义，我在《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中提到过的。可以取“双视角”来研究当代诗词，即既可以把当代诗词当作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部分”来研究，也可以把当代诗词当作古代诗词的一个特殊“时段”来研究。古代诗词，是过去完成时态的文学；当代诗词，从某种意义上能否说，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古代诗词呢？因为，当代诗词，形式是“古”的，是古典形式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中国诗词长河里不可分割的一段河流。只要承认当代诗词也是文学，就有研究的价值。新诗，是文学；旧体诗词，当然也是文学。新诗，有不成功之作，但并不因此而排斥新诗。当代诗词，也有不成功之作，自然不应该因为当代诗词鱼龙混杂而排斥其文学性和文学价值。

跟古代诗词相比，当代诗词有什么特点，三言两语不容易说清楚。我觉得，“当代性”，应该是其特点之一。“当代”，不仅是一种时间标志，也是一种内涵的概括。当代诗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语言的当代性、意象的当代性和情思的当代性。这些语言、意象和情思，是李杜苏辛们想像不到、感受不到、也创作不出来的。

 百花潭：您觉得在当下，诗词创作所处的环境，能否还会有机会让它重新发扬光大？

王：在当下文学日益边缘化的语境中，诗词要重新发扬光大，很困难。盛唐之后，有多少人梦想着再造盛唐诗歌的辉煌，努力模仿，力图超越，但“诗必盛唐”，终究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再现盛唐的荣光。唐诗宋词的辉煌，终究是不可复制的。不过，当代诗词，虽然很难再造辉煌，但生命力却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诗是抒发性灵的，诗永远与性灵同在。

 百花潭：您在学界，最早提出了宋词的范式一说。并且将宋词大致分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您怎样简单地阐述各自的意义与不同？您觉得如果联系当下词体创作，是否还能划分出新的范式来？

王：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创作范式。我将唐宋词分为三种范式，是说唐宋词有这三种范式，但不意味着唐宋词“只有”这三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发现不同的创作范式。大致说来，“花间范式”的词，是把词当作一种“歌”来写，歌唱大众共同的心声；而“东坡范式”的词，是把词当作“诗”来写，吟唱词人自己独特的感受。王国维把词分为“常人之境界”和“诗人之境界”二大类。比照王国维的划分，可以说，“花间范式”词，多写常人之境界；而“东坡范式”词，多写诗人之境界。至于“清真范式”，介乎两者之间，它也是把词当作“歌”来写，强调词的可歌性，但其中也融入了个性化的体验。

当下诗词创作，自然也有不同的范式。但应该如何划分，可以划分出哪些范式，还需要探讨。

 百花潭：您比较推崇苏轼，除了苏轼，唐宋词人里，您还喜欢哪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也有人认为清词清诗的成就也非比寻常。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觉得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您觉得什么样的诗词是好的诗词，而当代诗词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又是哪些？

王：唐宋词人中，除了苏轼，我最喜欢辛弃疾。读苏词，会让人洒脱超然，对人生想得更开；读辛词，会让人积极进取，增强信心和力量。辛词给人以入世的力量，苏词给人以处世的智慧。

清诗清词的成就，的确是非比寻常。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可以比肩唐宋，但从艺术的开创性而言，比唐宋诗词终逊一筹。文学艺术，总是“喜新厌旧”的。如果清代诗词产生在唐宋诗词之前，也许后人最推崇的是有清诗词而不是唐宋诗词。不幸的是，清诗清词产生在唐宋之后，多少有一种让人似曾相识之感，于是，它的艺术陌生化效应就减少降低了。如果没有唐宋词，谁又能说元明词不好呢？而清词更胜于元明词。

 真正的诗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和民胞物与的精神，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细腻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表现能力。  

所谓好的诗词，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人的喜好不一样，所以标准也就不一样。喜欢吃荤的，说素的无味不好吃；喜欢吃素的，说荤的油腻不好吃。什么是好吃的？就是你吃了还想再吃的东西。与此类似，只要能让人感动的诗，就是好诗；能让人读罢不忍放下还想再回味读第二遍以至第N遍的诗就是好诗。

当代诗词创作中，我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没有当代性，二是没有个性。所谓没有当代性，是说今人有的诗词，像是古人写的，从语言、意象到思想情感，全然看不出当代意识、当代生活的影子。这样的诗，技巧再高，也只是个没有生命的古董。明人写的词，孤立地看，不能说不好，问题在于明人写的词，很多跟唐宋人写的词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没有时代感。明人写诗文，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树立的目标不能说不高，问题是最终失去了自我。今天写诗词，如果提倡“诗必盛唐，词必两宋”，把诗写得跟唐诗一样，词写得跟宋词一样，而没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仍然算不上是好诗好词。明人复古的结果，是前车之鉴。所谓没有个性，是千人一面。题材内容既没有什么开创性，艺术表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你写的跟我写的都差不多。艺术是要求有个性的。就像书法，好多人的字写得很好，很漂亮，但算不上书法作品，因为没有个性，他写的字跟别人写的字是一样的。

 百花潭：有人认为，清末到民国期间，甚至到当下，诗词作手虽多，但似乎走入了一个创作的歧路。究其原因，是西方的思想、视角、审美涌入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新名词、新尝试对诗词产生了一种破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抱残守缺，泥古甚至在旧境界中亦步亦趋，也不一定是好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我觉得，当下诗词的歧路，不是“西方的思想、视角、审美涌入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新名词、新尝试对诗词产生了一种破坏”，而是食而不化，运用得不好。西方人发明的药物、医疗器械，可以治好中国人的病。治不好病的，不能责怪西药不好，器械不好，而是用得不对路子，用得不好。中药也可以治病，治不好病的，不能怪中药不好，只怪开的药方不对。不管是西药、中药，能够治好病的就是好药。当下诗词的创作，不管是学西方的还是遵守本土传统的，或者是融合中西，只要能写出好诗来都行。学古人，但不应泥古、亦步亦趋古人；学西方，也不宜生吞活剥，照抄照搬。最好是融汇中西，本土特色融化着外来元素，有时代感，又不失民族特色和中国气象。

百花潭：在学者中，也不乏能创作的高手。远的如唐圭璋先生、钱锺书先生。我们知道您平时也偶有寄兴。在您所知的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中，哪些人的诗词水平造诣是很高的？

王：我的师友当中，创作高手很多。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自不必说，我的副导师常国武先生也是诗书俱佳，不过他为人比较低调，不事张扬。他的骈文、楹联，也是相当高明，而且出手极快。我的硕士导师曾昭岷先生，诗词也有相当的水准。师兄钟振振先生，写诗写词，早已是名声在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主任刘扬忠先生，为人豪爽，仰慕稼轩，写的诗词，也有稼轩风。他的书斋名“四万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吟万首诗，喝万斤酒。可以想像他的豪迈。

百花潭：杨海明先生著述中说“词宜尖新”，并且说词有“花间本色”。您是否赞同这个观念。

王：就早期词体的特性而言，说“词宜尖新”、词有“花间本色”，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不过，后来词体和词风都有发展和变化。词既可以尖新，也可以厚重。从发展的眼光看，“词宜尖新”、词有“花间本色”，又不能完全概括整个词史的多元面貌。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力主词的重、拙、大，而不满意词的轻、狭、小之说。从创作的角度看，当然可以各主一说。不过，从词史的发展实际来看，重拙大之词和轻狭小之词，都是客观存在，也各有各的美感。正如身轻如燕的赵飞燕，体态丰腴的杨玉环，都是美人。

百花潭：晚清的夏仁虎在《枝巢四述》里面提到，他和王鹏运、朱祖谋之间对待词学颇有枘凿。他认为如今填词既失乐谱，深究音律实无必要。并对恃乐论词不屑一顾。我们知道您的博士生里面也有专门研究词与音乐性的。另外，现在有些人在提倡恢复四声填词法。您觉得从词的创作历史来看，是否有一个从繁入简的过程？

王：如今填词，只是为了阅读，而不是为了演唱。脱离了演唱的语境，再强调填词追索乐谱或在词中严格区分每个字的四声，已无实际意义。讲究四声，是为了便唱美听，词既然不用来演唱而只是用来阅读吟诵，在一般情况下，分辨四声，与吟诵效果恐怕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有些词调的领字，需要用去声字，而不宜用上声或入声，那另当别论。应该从审美出发，不同的词调不同对待。当讲则讲，不必讲求处，也没有必要为了复古或显示高明而硬要区别四声。

至于词史上是否经历过由繁入简的过程，我没有思考过，也说不清楚。

百花潭：张伯驹在《丛碧词话》中说到一个问题，他说一些长调因为加了衬字，或者为了凑韵，颇难让人读懂。有时候是颇不通畅。即使是一些名家名作，也难免有之。您觉得这个问题是否的确存在。如果有，在阅读和理解中又该如何来处理？

王：张伯驹先生是填词的行家里手，他说的这个问题，有确存在。我们说话写文章，都难免言不达意、言不及义之处。词人写词，有时为了凑韵和迁就平仄或过分求异出新，用辞不当而造成难以索解处，自然是难免的。遇到这类问题，不必回护，直接了当地指出，并分析其得失，评判其是非。不过，有时得慎重，不要强人就我，或强作解人，要深入领会作者的用心、匠心，以免误解和错解。

百花潭：宋词在题材上比较丰富，也寄托着不同作者的不同感受。您觉得诗词创作中，有没有不变的主题？诗词中，一些相思、思人之作显得深挚哀婉。但这种感觉，在现代已经因为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有所改变。那么是否可以说，有些情绪，虽是人类的共感，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会发生变化甚至消亡。表现在诗词中，记录这一类情感的诗词作品也会变化，或者会消亡？

王：人类有普适的价值观，有共通的情感倾向，就应该有共同的不变的主题，比如爱情，就是永恒的。但不同时代的爱情，可能会因为伦理观念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相思、怀人，在古代，应该算是一种很普泛的共通的情感，今天的人仍然有相思、怀人之情，但已经远不如古人来得那么深切强烈。古人一别，多少年都音讯不通，别时容易见时难，自然思之深，念之切。如今离别之后，见面既容易，通信又发达，远隔重洋，一用视频通话，就如在咫尺。在通常情况下，今人是别时容易见也容易，即使见面不易，可以泡电话，可以视频，可以短信，可以用种种途径手段获知离别者的消息。所以，相思、怀人的情感，不再成为当下人们特别关注的主题。

有些情感会变化，会消失，但不意味着记录这些情感的诗词作品也会消亡。不过仔细说来，这里有两种时态，一是完成时或过去时的已经“记录”在案的作品，当然不会消亡。一是将来时态的试图追忆某种已消亡的情感，随着时光的流逝，某种情感已远离人们的记忆，也就无从记录，相关作品自然不会产生，不再产生，也就会消亡。

百花潭：您觉得宋诗和宋词的异同何在，能否简要言之？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诗词的分野。曾经有人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改为“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后，将诗的浑成流畅，变得零碎，意象密集而连贯性不强。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这里面是否透露出诗词的一些不同特性？

王：宋诗和宋词的异同，的确是个大问题，可以写本书来比较。今年我曾在一本宋代诗词选注本的前言中谈过宋代诗词的区别：“宋诗是读的，宋词是唱的；宋诗是传统的、教化的文学，宋词是时尚的、娱乐性的文学；宋诗大多是男人在官方场合或正式的社交场合穿着朝服写给男人看的，宋词大多是男人在娱乐场所穿着休闲服写给女人唱的、男人欣赏的。所以，宋诗的题材一般比较严肃，宋词的题材内容大多比较随意；宋诗的题材内容大多是关涉政治的、社会的，宋词的题材内容大多是非功利的、私人化的。宋诗的说教气味比较浓，有时不免枯燥酸腐；宋词的脂粉气味比较重，有时不免纤弱轻浮。”

其实，还可以从别的角度比较宋代诗词的异同。比如显在的表现形式，潜在的表现功能，二者都有显著的差别，但又有分有合。诗词的异同，不是共时的、静态的，而是历时的、动态变化的。

王之涣的七绝诗改成长短句词后，是否将诗的浑成流畅变得零碎，意象密集而连贯性不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我不觉得这种改编会破坏原诗的美感，倒是觉得改编后读来别有情趣。因为它把一首熟悉的诗变得陌生化，把整齐对称之美变为参差变化之美，虽是游戏之作，却颇具匠心和智慧。这里面的确透露出诗词的一些不同特性，比如除了形式的变化，还有句型结构的不同，意象组合方式的不同。像“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这类只有名词而无其他关联词的句子，在词中常见，诸如“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浊酒一杯家万里”等等，在诗中却不多见。相比较而言，诗句往往有逻辑性，语法关系相对完整；词句就不追求逻辑性，有的句子语法关系不完整，比如，只有主语而没有谓语，很多词句，按照语法来划分，只是词组而不是完整的句子。

百花潭：您做过对唐诗宋词大排名的工作，在学界和创作者、爱好者中都掀起了很大反响。请问您的大排名依据何在？唐诗的排名和宋词的排名各有什么特点？

王：我排名的依据是客观数据，没有丝毫的个人主观意向。说实话，崔颢的《黄鹤楼》位居唐诗十大名篇之首，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客观数据统计的结果既然如此，我的任务就是对此结果作出解释和分析，力图说明它为什么能名列第一，为什么它那么受人关注而成为经典。

无论是唐诗排名还是宋词排名，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只是想通过排名来寻找和发现哪些是经典名篇，并尽可能解释为什么它们是经典而别的作品却没有成为经典。所以，排名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不能绝对化。不是说排名在前的诗歌，其价值就一定比排名后的诗歌要高要大，只能说，排名在前的诗歌，其影响力、接受度要比排名后的诗歌大。我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实证哪些是经典，而不是凭个人主观的判断。我们用的统计方法，请教过数理统计学的专家，被认为是符合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的。我们也自觉地学过统计学，虽然我的数学水平很差，但统计学的原理是可以理解并加以运用的，我的合作者数学都比我好。所以，统计结果的科学性，我们是自信的。

我的统计排名，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除了统计学，还参考了计量历史学和计量文献学的原理与方法，更有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作为支撑。

问到唐诗和宋词的排名各有什么特点，这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有助于我今后的思考和探讨。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宋词的排名，我们采用了五种数据，而唐诗的排名，只用了三种数据。数据种类越多越丰富，统计结果就越有说服力。相对而言，宋词的排名结果，比唐诗的排名结果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从排名结果来看，唐诗的十大名篇，小家的作品占了相当的份额，崔颢、王之涣、张继、王湾并非诗坛大家，他们都有作品入围十大名篇，甚至囊括了前三甲。而宋词的十大名篇，基本上都是由词坛大家、名家瓜分，苏轼、辛弃疾、姜夔三大家各占二首，岳飞、李清照、陆游和柳永各占一首。除了岳飞的词史地位不高之外，其他五位都是词史的名家大家。为什么唐诗的十大名篇，是小诗人略占优势，而宋词的十大名篇是大词人更出风头？个中原因，我也没想清楚。这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有什么启发，值得探索。

百花潭：网络的产生，给旧体诗词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也产生了一批驻足网络的诗词写手。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您是否了解所谓的“网络诗词”，您对它有什么评价？

王：我充分肯定并欣赏网络给当代诗词创作带来的可喜变化。有了网络，发表诗词作品就没有了门槛，没有了准入证。这就给一般诗词爱好者提供了自由发表诗词作品的机会。没有网络，有些作者的作品很难及时为人所知，也可能一辈子难见天日。网络上的自由交流和相互印可，作者与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之间的频繁切磋和及时平等的互动，会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提高创作技巧和创作水平。

我浏览过一些网站的诗词，包括百花潭网站的《百花集》及其相关栏目，读过苏无名君的《网络诗坛点将录》，惊叹诗坛有人！诗国有人！真是不入网络，不知诗词之繁盛！作者之众、作品之多，远远出乎想像。以前，在纸质媒介里，读广州的《诗词报》、北京的《中华诗词》和各地诗社自行编印的诗词集，只觉吾道不孤而已，如今浏览网络，方知作者作品数量之多不止越唐轶宋，几乎是前无古人。在主流媒体和日常生活里，文学是边缘化的，诗词更是边缘化的，在网络世界里，又深深感到诗词创作是那样受网民的关注和喜爱。网络诗词和纸本诗词，共同构筑起当代诗词的艺术世界！所以，研究当代诗词，绝不能忽略网络诗词这片碧水蓝天，这片独特而靓丽的风景！我计划把网络诗词纳入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之中，让更多的学生、学者从专业的角度来关注当代网络诗词。我们今后举行词学研讨会，也将邀请网络上有兴趣的诗友词友们与会，共同探讨词学批评与研究，推进词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