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桥清人薛福成曾在其《考旧知新说》中如是说道：“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守旧与创新，历来都是一个关乎国运以及文运的重要议题。对于诗词创作而言，如何在守旧与创新之间进行抉择，同样也时时困扰着诗词创作者。可以说，无论是在韵部和语汇的使用上，还是在作品的风格及内容上，都难免会存在着这样一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正如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所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聚焦于诗词创作上，倘若我们能以“二柄”之眼来予以观照的话，则创新中亦不啻有旧的继承，守旧中亦往往有新的创造。 论及此处，我们不妨回溯刘勰曾说过的一段话：“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文心雕龙·通变》）。若从传统的接受维度来看，毫无疑问，无论是楚辞、汉赋，还是魏晋五言诗，如今都已然成为了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范式。但与此同时，这种范式的开创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曾有过一番十分著名的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其中，诗作为唐朝的一代之文学，不管是初唐四杰、陈子昂，还是盛唐王孟、李杜，抑或是中唐韩愈、李贺，晚唐郊岛、义山等等，莫不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过巨大影响。然而，返本责实，唐诗的辉煌则不独在于“开创”，更是在于“继承”与“总结”。即以陈子昂为例，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可谓是擎起了唐诗变革的理论大旗，而其本人的诗歌实践也深刻影响到了唐诗的格调与气脉。试观其《感遇诗》三十八首，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唐诗“气质之变化”指明了方向，一如卢藏用在其序言中所云：“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确又是对阮籍《咏怀诗》的模拟与继承。与之类似，诗圣杜甫亦时时不乏“厚古”、“师古”的论调。如其在《戏为六绝句》中说道：“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以及在《春日忆李白》中说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莫不是对前代诗家的肯定与推崇。还原到彼时的诗歌创作场域，假如不是对前代诗歌遗产（兼及内容与形式）的广泛继承，杜甫本人又如何能够在中华诗坛上卓然开新呢？ 当然，以上所论述的仅是守旧与创新之间的“互通”与“共存”现象。但其实，到了具体的创作现场中，更多时候是存在着新与旧之间的“互斥”与“对立”。比如宋词的豪婉之争，明诗的“诗必盛唐”与“独抒性灵”之争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到两种极端化的倾向：一种是庄子在《外物》篇中所提出的“尊古而卑今”（或曰“厚古薄今”）；一种是刘勰在《通变》中所提出的“竞今疏古”（或曰“厚今薄古”）。就前者而言，若一味泥古、守旧，则不免会使作品亦步亦趋、丧失生命力。据此，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元好问亦在《论诗》绝句中批评江西诗派“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实际上，二者都是主张向同时代的优秀作者进行学习，而暗中批评了“尊古卑今”的不良倾向。就其后者来说，刘勰认为“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诚然，俯仰历史，但凡一味追求时风者，最后往往是陷入了纤弱、肤浅或泛滥的弊端，就像纪昀在评《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所说到的那样：“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古今、雅俗、新旧……在这些相反相成的两极之间，虽然人们很多时候都会寄希望于“和谐”、“中庸”之道，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上，它们往往很难得到真正的平衡，而更多是带来“过犹不及”的缺陷。 那么，回归到作家维度来看，这种“守旧”心理与“创新”心理的不同成因究竟何在呢？ 首先说“守旧”。对于所谓的“守旧”者，我们固不当以“抱残守缺”一概而论之。不揣谫陋，大凡“守旧”之人，心中惯常会有一种“经典之信仰”与“文脉之依恋”。从其消极一面而观之，自未免会有孤芳自赏、思维固化之弊病；但若从其积极一面而观之，则委实又会在中华古典文化的瓣香及保护上做的更为精深。私以为，在“守旧”者的眼中，诗词已不啻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资源，同时更是一份“经典化”的文学遗产。 其次说“创新”。关于“创新”的主要动机，兹以为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为扭转文体或范式的积久成习，遁而作他体。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亦说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故无论是由诗而词、由词而曲，还是从“唐诗”到“宋诗”之变，可以说皆表现出了这一规律。其二，语域变化，与时俱新。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或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归根结底，我们要写出“活”的诗而不是“死”的诗。 那么，在追求创新的同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守旧？在守旧的同时，我们又将如何进行创新？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实现“调和”之可能？ 其实，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作者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暗示。正如刘勰所言：“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即是说，在沿袭中有所改变，方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同时，刘勰提出了“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换言之，我们要凭借自我情感来神交古人，依据自我气质来适应革新。当然，如果偏执一端、不能虚涵今古，将自然会阻碍诗词乃至文学整体的进步了。正如刘勰所说：“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要而言之，“守旧”不是守而不变，更不是以掉书袋、竞学问为能事，在旧的资源中，自有古今相通的语言、章法、思想、情感以及品格等。而“创新”亦不是唯新唯奇，更不是舍同求异、轻视根柢，在新的变革中，亦必须要倚助旧资源、旧形式的襄助与启发。最后，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守旧”中“创新”，并不是要回到“以故为新”的套路中，而是要以“温故知新”、“存故得新”为鹄的。 （原载2020年《中华诗词》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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