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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帮指明清时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的商人所形成的商业团体。在十大商帮中，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末清初，是最晚的。但当清亡之后，九大商帮纷纷衰亡时，只有宁波商帮成功实现了转型，由封建商人转变为现代企业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称雄商界，至今仍活跃于商界。孙中山先生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宁波商帮形成得晚，但他们的经商历史相当悠久。早在秦代之前，这里已有相当发达的盐和鱼的集市贸易，所以秦时宁波称 ， 者即“贸邑”两字的合写，“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人已到过青州、徐州，唐宋时期商船已到海外。明代实行海禁之后，宁波也出现了走私、海盗团体，许栋、汪直等海盗集团就在这一带活动。嘉靖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转向国内贸易。 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这被作为宁波商帮形成的标志。稍晚，又成立“浙慈会馆”。这时，宁波商人主要活跃于北京，经营药材与成衣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之后，宁波商帮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宁波被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在宁波、定海设立浙海关，英国、日本等国的船来宁波，宁波商船也去往南洋等地。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埠际贩运贸易得到迅速发展。道光初年，每年来自山东、辽宁的船有600多艘，福建、台湾来的船有500多艘，广东来的船20多艘，加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船就更多了。宁波商人也自造大船，从事贸易。嘉庆九年(1804年)，仅在上海，镇海的宁波船就有400多艘，来往于天津、营口等地。这种埠际贸易是宁波商帮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宁波商人在北京、天津、营口、常熟、上海、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北京著名的同仁堂(27.42,0.84,3.16%)就是宁波商人乐梧冈在康熙八年(1702年)所建，高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四家钱庄“四大恒”也是宁波人所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宁波人在常熟设宁绍会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在汉口设浙宁会所。从康熙年间起，不少宁波商人进入上海，著名的如镇海方氏、李氏。嘉庆十四年(1809年)，宁波人在上海的64家钱庄创立上海钱业总公所，控制了上海钱业市场。这时，他们涉及的行业包括药材、成衣、粮糖、沙船贩运和钱庄，成为举足轻重的商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封建向现代的痛苦而漫长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商帮已经灭亡，如徽商、陕商、江右商、鲁商、龙游商；有些商帮尽管还繁荣一时，实际上已是回光返照，如晋商；有些商帮尽管个别商人转型成功，或另辟途径，但整个商帮也已衰亡，如粤商、闽商、洞庭商；只有宁波商帮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他们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由商业进入了现代产业与金融业，由封建商人变为现代企业家。宁波商帮引领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这时的宁波商帮已经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杭州等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涉及的行业，既有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沙船贩运业，又有了进出口贸易、船运、日用洋货、房地产业、证券、保险、银行、娱乐等新兴行业。对宁波商帮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们在上海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转移到上海，其实粤商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十九世纪以来在上海的广东人有20万-30万，当时上海被称为“小广东”。但真正使上海经济繁荣起来的还是宁波人，到20世纪初，在上海的宁波人有100万左右。这些人中，有成功商人进入上海的，更多的是白手起家的，他们从当学徒、伙计、木工、裁缝、挑夫开始，或进入新兴行业，或依附洋商充当代理人或买办，最终成为新一代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控制上海以至全国经济的大腕。 会馆是一个商帮在外地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重要组织。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正是通过会馆求得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了各业各帮的会馆，如上海北京钱业会馆，肉业帮的诚仁堂、竹业帮的同新会、马车漆业帮的同议胜会、洋行帮、零剪业、兜套业和衣店伙会。此外，还有水产业的同善会、海味业的崇德会，药材业的喻义堂、南货业的永兴会、银楼业的同义会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成了总汇各业各帮会馆的四明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又创立四明族沪公乡会，后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这些会馆对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资办的宁绍商轮公司与英商的太古公司和中法合资的东方公司相抗衡，竞争十分激烈。在濒临困境的情况下，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动宁波同乡集资，组织“宁绍公司船业维持会”，补贴宁绍公司。十万余元的补贴终于使宁绍公司在这场竞争中胜利，这才有了以后宁绍公司的发展。 宁波商帮在上海的成功还在于他们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不仅控制了上海的金融贸易各行业，而且足以影响全国的工商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溪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严信厚为总理，慈溪人周晋镳为提调。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乃至在20世纪前半期控制上海总商会的一直是宁波商人，宁波商人的势力可见一斑。 宁波商帮从封建商人转变为现代企业家的标志之一，是由传统沙船贩运转向现代轮船航运业。沙船贩运曾经是宁波商帮的主业之一，在咸丰、同治年间最为兴盛。鸦片战争后，欧美轮船运输进入中国，沙船贩运日衰。宁波人及时从沙船贩运转向轮船运输业，最早为宁波商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创办的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志寅等人出资7万两白银购德裕轮，来往于宁波、温州、兴化、泉州、厦门。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资为50万两白银，将公司总部移至上海，新增3艘船，往来于烟台、营口、龙口、安东等处。同年，宁波商人虞洽卿、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筹资100万元创办宁绍商轮公司。1913年虞洽卿又独创三北轮船公司。到1935年，该公司的轮船吨位已占全国的13%。此外，朱葆三也创办了越东轮船公司，以后成为一个航运集团。宁波人在中国的航运业中占主导地位。 转型的另一个标志是由钱庄业转向现代银行。宁波钱庄实力雄厚，鸦片战争后，上海钱业总公所分为南公所和北会馆，总董先后由宁波人担任。宁波人最早认识到钱庄会被银行取代，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表均为总行总董。宁波人还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组建了多家银行，成为中国银行(4.03,-0.02,-0.49%)业的先驱。 宁波商人的成功转型还在于他们进入了进出口贸易、制造业、房地产业、保险各种新兴产业。宁波商人不仅在国内成为近代的第一商帮，而且还走出国门。宁波商人移居海外主要是抗战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们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美和东南亚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我们所熟知的董浩云、包玉刚等。 宁波商人在近代的企业都采用了欧美式的制度。中国的商帮都以家族企业为主，除了晋商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制度外，其他商帮的管理都是家族化的、人治化的。宁波商帮原来也不例外，但他们在鸦片战争后，在开放的上海或充当外商的买办、代理人，或与外商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两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实现了制度化管理。这是他们在近代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可惜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多。 宁波商帮的成功转型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例子，对于现代民营企业的转型也有现实意义。其成功转型首先离不开浙江和宁波浓郁的文化传统，说到底文化还是经济成功的基础。宁波商人有文化，所以他们思想开放，在上海善于学习两方的先进思想，这才有了新的开放意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起家与发展都是“草根商人”，没有政府背景。在各大商帮中宁波商帮的官商结合最弱，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垄断权力，这就逼促宁波商帮自我奋斗，不断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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