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者精神在清朝的敛退
刘梦溪
明之狂的篇幅已经占去太多，无论如何不能再“狂”施笔墨了。下面循历史时序，再略谈清朝的狂的问题。很不幸我们在请朝的前期和中期已经很少看到士之能狂的踪迹了。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的鼎革，也有文化的激变，所以顾炎武有“亡天下”之说。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趋于精致化和休闲化，这为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商业精英的自由狂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1644年清兵入关问鼎，第二年南下摧毁南明小朝廷，带来的是强悍的同时也是粗造的生活方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援引河东君的友人汪然明的一封信函，颇及明清之变给西湖景观造成的影响，其中写道：“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第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别传》中册第377至378页）。汪信中的“沧桑后”一语，指的就是明清鼎革。晚明之时如此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变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不用说“选妓徵歌”的夜游狂欢了，白昼里游人尚且因恐惧而畏葸不前。
陈寅恪先生在征引汪然明的信函之后写道：“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别传》中册第377至378页）寅老的史家之叹，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实际上，清之代明而起，知识人和文化人首当其冲，要么投降，要么死节，生命尚且难保，除了偶尔的因病而狂者（“病狂”），哪里还能找到正常的“书狂”和“士狂”？更不要说龙性使然的“龙德之狂”了。四十年的武力征伐（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评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128年的时间)，已经让社会欲哭无泪，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
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从学术思想上不能认同王学流裔的肆狂之风，他们主张学术的经世致用。黄宗羲明确提出，应该“追踪往烈，裁正狂简”（《黄梨洲文集》卷四“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而且认为根源就在宋明之学。他说：“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可不为病狂丧心之言与？”（《黄梨洲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还说：“余尝疑世风浮薄，狂子僇民群起，粪扫六经，溢言曼辞而外，岂有岩穴之士为当世所不指名者？”（《张元岵先生墓志铭》）这已经是直接针对晚明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开刀了。“狂子僇民”、“溢言曼辞”八字，可为晚明“狂士”写照。王夫之则以自己的“不随众狂”（《姜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而自诩，并谆谆告诫子侄：“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姜斋文集》卷四“示子侄”）亦即要从小做起，把“狂”消灭在萌生状态，瞬间的狂念，都会造成将来的不容易改正。吴梅村的精神为明清易代所扭曲，心系故国，身仕新朝，诗中未免发为慨叹：“比来狂太减，翻致祸无端。”（《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其二）。可是另一方面在《梅村诗话》里，又不忘颂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气节，特摘引其就义前的《浩气吟》其三的名句“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及稼轩好友别山和诗中的句子：“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上海古籍版《瞿式耜集》第233、235页）可以想像他的内心是多么矛盾呵！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的生平大体与乾隆一朝相终始，已经是“海宴河清”的所谓“盛世”了，但他通古今，知流变，对思想潮流的消长隆替有自己的特识。他对晚明的“狂”风也是持批评态度的，《文史通义》“繁称”篇的自注有云：“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则无理取闹矣。”所谓“近代文集”云云，自然指的是中晚明的文风。而“逐狂更甚”、“无理取闹”的判语，批评未免过矣。他接受孔子的“狂狷”思想，但不能认同后世的解释。他认为孔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取材于《尚书》“洪范”的“三德”，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换言之，在章学诚看来，“正直”相当于“中行”，“刚克”相当于“狂”，“柔克”相当于“狷”。问题是那个“乡愿”，本不在“三德”范围之内，却“貌似中行而讥狂狷”，结果“乱而为四”。他说乡愿是“伪中行者”。而且人心不古，除了“伪中行者”，还有“伪狂伪狷者”，这样就“乱四而为六”了。于是由孔子的“四品取向”变成了中行、狂、狷、乡愿、伪中行、伪狂、伪狷的“六品取向”。难道是章学诚陷入了现代解释学所谓“过度诠释”吗？非也。他也许是从历史流变的人生世相中看到了某种“实相”。那么“乱四而为六”的结果呢？结果是“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参见《文史通义》“质性”）甚而由于有“三伪”惑乱其间，最后连“三德”恐怕也存而无地了。
我们不必怀疑章氏是有所为而发。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狱最频发的时期，知识人士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而罪名一律是一个“狂”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新编《清代文字狱档》，辑案七十起，六十九起都发生在乾隆朝。再看每一宗案例拟罪之语词，均不出“狂悖”、“狂诞”、“狂妄”、“狂谬”、“狂逆”、“狂纵”、“狂吠”、“疯子”、“癫狂”、“丧心病狂”之属。这些语词都可以在《清代文字狱档》中复按，只是为避繁冗，未一一注出。连“四库全书馆”建言宜“改毁”钱牧斋的著作，乾隆的上谕也写道：“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清史稿》卷十四“高宗本纪五”）“妄肆狂狺”四字赫然在目。因此“狂”在清中叶已成为违禁的代词，自无异议矣。试想在此种严峻的环境背景之下，谁还敢“狂”，谁还敢“狷”呢？如果有，一定难脱章学诚的“伪狂伪狷”之诮。
或问乾嘉时期那些重量级的大儒大学者呢？他们忙于整理国故，爬梳音义，做专门学问去了。而做专门学问需要汰除情感，实事求是，不动声色，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狂”。为此，因“士之能狂”而推波助澜的明朝的心性之学，和南宋的性理之学，都在他们诘难之列。他们的目标是“由宋返汉”，重新回到经学的原典。没有谁能够否定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总成绩，他们考证的细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做传统学问的人还在受其沾漑。但如果笔者提出，清代乾嘉时期有学者而无“士”，这一判断是否和历史本真尚无太大的矛盾？如果无“士”，当然也就没有“士之能狂”了。
“狂”在清代事实上已完全成为负面的语词。作为参证，只要看看同是乾隆时期的小说《红楼梦》，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狂”这个字眼，就能洞其大体。《红楼梦》第八回写黛玉笑道：“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第九回写茗烟心里想道：“不给他个利害，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第三十一回袭人拉了宝玉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第三十七回袭人说：“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第五十五回凤姐说：“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第五十八回晴雯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五十九回春燕的娘骂道：“小娼妇，你能上去了几年？你也跟那起轻狂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 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第七十五回又写王夫人训斥晴雯：“好个美人！真像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这些描写中的“轻狂”、“狂的“、“狂纵”、“狂样子”、“轻狂样儿”等等，无一不具有否定的义涵。这说明在清代，至少是清中叶，不仅权力阶层，一般社会生活的层面对“狂”的价值取向也都是作负面解读的。这和明代的尚狂精神，不啻两重天地，两个世界。
只有到了清朝的中晚期，内忧外患加剧，统治秩序松弛，一个略有狂意的人物才艰难地走上历史舞台。这个人物就是龚自珍。他是当时今文学派的代表，社会的弊病他敏锐的看在眼里，提出了变革现状的种种主张。他感到方方面面的人才都缺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眼里，不独君子少有，小人也少见，甚至有才能的小偷和盗贼都不容易遇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危机重重了。因此他大声呼唤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过镇江》）这是一首令人精神震颤的诗篇。“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名句，也出自他的笔下。“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虡苍凉行色晚，狂言重启廿年闇”（《己亥杂诗》第十四首）反应了他的焦灼的期待。他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觉者。他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而逝世的头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开端标志的鸦片战争已经发生了。幽愤交织的一生，只活了五十岁。
龚自珍只不过是当古老中国“万马齐喑”之际，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气泡而已。时代没有提供让他一展怀抱的契机缘会。“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须趁早。（《金缕曲》“赠李生”）“重整顿清狂，也未年华暮。”（《摸鱼儿》）“笑有限狂名，忏来易尽。”（《齐天乐》）这些词曲反应了他欲狂不能的无可如何的心情。但我们毕竟在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重新听到了明以后久已失声的“言大志大”的一点狂音了。他的那首送友人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己亥杂诗》第二十八首）每次读起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
（ 载《读书》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