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保

    董申保（1917.9.17~2010.2.19），著名地质学家，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简介

　　董申保^[1][2]，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７日出身在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董康为清朝末期进士，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上海法科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董申保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东吴第二中学和浦东中学。１９３６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董申保在北大读了一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辗转去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就读。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形成。由于建校仓促，流离辗转，困难重重，迁校初期连一片瓦都没有，图书、设备缺乏，部分实验仰于云南大学。但是联大集三校的优良传统于一身，特别是清华大学的“严格要求，宁缺勿滥”和北京大学的“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传统，使联大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董申保当时除了学专业课外，还曾选修了不少数、理、化课程，特别是吴有训教授的普通物理、张文裕教授的物性论、饶毓泰教授的光学以及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实验，使他学到了很多知识。他说：“恩师的严格要求给予我深刻的影响，他们不仅传授基础知识，并且以小喻大，兼及科学的严谨和思维方法。”专业课的学习，对他后来思考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他从孙云铸、袁复礼、王恒升、冯景兰和米士（Ｐ．Ｍｉｓｃｈ，德）等老师处学到了他要想学的知识。他说：“不论是在课堂讲课，抑或是在野外篝火边的谈话，他们总是娓娓动听、孜孜不倦地把地质知识溶入于中国地质实际中，并通过各种学派分析和对比，使我们逐渐能悟出若干理论线索来。尽管当时云南交通条件恶劣，山路崎岖，行路艰难，经费又缺，但他们始终不辞劳累，跋山涉水带着我们跑遍了滇中的十多个县，滇池周围的山山水水都有着我们的足迹和汗水。正是他们培育了我们从事地质事业的决心，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奠定了通往地质理性认识的必由途径。”

　　１９４０年董申保从联大毕业后，先在国家资源委员会西南勘测处任技术员。次年回到联大读研究生，１９４４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考取公费留法生（法国政府交换生），１９４８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转入克莱蒙非朗大学学习。在Ｊ．Ｊｕｎｇ和Ｍ．Ｒｏｑｕｅｓ教授指导下，研究法国中部高原的变质岩系。法国中部高原是岩石学研究的发源地之一，很多的变质岩和岩浆岩的开拓性和先驱工作都是从这里开始。在法国从事的两年研究工作，使他初步认识到自然界的地质作用的特殊性。他认为没有对一个典型地区的反复和全面细致的野外观察，光想走捷径、抄短路是不可能了解地质作用的基本法则的，同时若没有与地质作用相适应的物化原理为指导，辅以相应的实验技术方法的应用，地质作用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质朴的总体认识上，不可能由表及里去揭示其中的本质，使之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在某一地质作用的控制下，如何用与之相适应的物理化学作用来解释其形成和演化过程，成为他后来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１９５１年２月董申保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副教授。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董申保调到长春地质学院（于公元2000年归属于吉林大学）工作，次年任教授，历任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院长，１９８０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８４年调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吉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１９７８年在中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他１９８６年主编的《中国变质地质图》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获１９８７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１９８９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１９９４年获第一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１９９５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董申保长期从事岩石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岩浆岩石学和变质岩石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他带领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师生对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的前寒武纪变质岩区作了１∶２０万区域地质调查。在这一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辽东半岛的变质岩系和变质矿床，提出了变质建造和混合岩化成矿的理论。对开展我国变质岩区的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７０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和苏联等地区的变质图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填补我国这一空白，从１９８０年开始，董申保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有全国２２个省、自治区２６个单位的２００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工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工作，使他深深地感到我国的地质作用具有其特色，不是国外的某些模式所能仿拟。地质作用研究的新突破首先是发现各个地区间的不同之处，以改进过去个别学派之不足，不是先验地把已观察的事实匆忙地不经检验地纳入于某一模式中去，否则实有凿柄之嫌，同时，物理化学作用原理应用于地质作用之中都有着严格的范围，不可逾越。随着观察和模式之间的不相容的情况积累，更新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会成熟。所以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若干与国外不同的中国变质作用演化特点，于１９８５年完成了编图工作，１９８６年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１∶４００万）及其说明书》中英文版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地壳演化的关系》等专著，论述了中国大陆形成与演化的历史。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组成的评审组认为，该成果“是建国以来全国变质岩研究工作的一次深入总结，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开创性”。国际变质带编图分会主席Ｈ．Ｊ．兹瓦特教授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变质作用的研究。

　　在变质编图工作以后，董申保不顾年近古稀，又开始了对蓝闪石片岩等高压变质岩石的研究。他提出：为代表高压相系的蓝闪石片岩可分成蓝闪石－硬柱石片岩相和蓝闪绿片岩相两种，二者形成不同的变质相系，而中国的蓝片岩带大部分属于蓝闪绿片岩相型，它们形成于硅铝壳环境之上，与陆内Ａ型俯冲有关。这一论点与蓝闪石变质作用仅与大洋板块俯冲有关的传统认识不同，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关注和讨论。

　　董申保的治学思想着重于野外地质观察和实验、物理化学理论相结合，强调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并认为没有大自然实验室的地质观察，就不可能用物理化学理论来解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应以地质观察为主，否则将一事无成。

　　董申保治学严谨，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坚持长期野外实地考察。仅在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期间（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他就踏遍了中国除西藏和台湾的所有省区，并观察研究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把自己的最新认识和理论知识传授给基层同志，并经常把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毫不保留地提供给他们，引导他们总结和应用科研成果。

　　作为一名教师，董申保教授非常重视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尤为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刚到长春时，学院百废待兴，师资短缺尤为明显，他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培训青年教师的任务。他为青年教师讲授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培养他们注意前沿学科的发展。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亲手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变质作用研究的优秀人才。调到北大之后，仍坚持不懈地培养研究生，承担教学工作。为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呕心沥血，勤勉耕耘。他的严谨与创新昭示着一位学者的思想，他的勤奋与正直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对于后来的学子们董申保教授永远是一个范例。

人物简介

　　姓名：董申保

　　所在大学：北京大学

　　所在城市：北京

　　所在院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岩石学家。江苏常州人。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变质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著名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这一连串的头衔，92岁高龄的董申保却说自己是一个“不成材的人”，“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北大地质学系老师对我的教导”。1936年，19岁的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到2004年，87岁的董申保的最后一名研究生顺利毕业。董申保对北大地质学系有着深厚的感情——难忘学生时代的老师，更放不下一生从未离开过的教育岗位。

　　董申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19日18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人物经历

　　从偶然选择到终生事业“上地质学系纯属偶然”。1936年夏，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据董申保回忆，选择地质学系，主要考虑到当时北大地质学系是全国第一个，在国内声望很高，教师阵容强大，课程设置的综合性强，很多毕业生在工作上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就是冲着第一流的名气去的，至于什么是地质，出去做什么工作，没有太多考虑”。

　　上了地质学系以后，董申保并没有立刻喜欢上地质学，“刚开始甚至还想转系”。一方面因为地质学系的科目太多，另一方面，董申保觉得地质学不够严谨，大多从自然现象归纳出地质学规律，“地质科学是不科学的科学”。

　　董申保最后确定向地质学专业发展的时候都快大学毕业了，“因为受到孙云铸先生的影响”。

　　董申保的毕业论文是在当时的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指导下，在云南中部杨林地区进行区域地质测量。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边上课边整理野外资料、鉴定标本、绘制图件、撰写论文。

　　“孙先生是研究古生物的，但是作为系主任，他关心全系学生的成长。”在董申保眼里，孙云铸的身体力行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

　　董申保回忆起考研究生时，地层古生物的成绩最好，孙云铸建议他学地层古生物，但他表示想学岩石

北大给董申保颁发蔡元培奖

学，孙云铸尊重他的志愿，并大力支持。

　　上了研究生以后，董申保遇到了另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德国教授米士。“米士教授对喜马拉雅山、大理点苍山和昆明附近的地质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能把地质学的最新理论和他的研究心得介绍给我们。”米士的课深深吸引了董申保，“不知不觉就想往变质岩方向发展。”

　　董申保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云南易门地区昆阳群变质岩的专题研究。米士为了检查董申保的论文，领着董申保在野外跑了两个星期。“当时跑野外十分艰苦，没有交通工具，在山里就靠两条腿，吃饭、住宿各方面都很困难。”董申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米士充满敬佩之情，“研究生这段经历，不仅在变质岩研究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导师的精心指导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联大8年影响一生

　　从1938年到1946年，董申保在西南联大呆了8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董申保回忆，学生宿舍是茅草顶、土坯墙，30人一间；刚迁到昆明时，教学设备差，仪器也少，只能借用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实习，仅有6台偏光显微镜，上课时学生轮流观察，一个学生只能看5分钟。教授的生活也并不比学生好多少，一家几口人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薪水往往入不敷出，还要做一点私活贴补家用，比如闻一多刻印卖钱，梅贻琦的爱人做糕点上街卖等等。

　　“学习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生和老师关心的只是国家命运，并不考虑个人前途。”董申保说，“老师们言传身教，全心全力地培养学生。”

　　师徒如父子。而在董申保看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对他们的关爱，其影响之深，更有胜于父母者。“西南联大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董申保当了一辈子老师，可是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老师能够做到西南联大那样的很少。“我教学生与老师教我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董申保认为，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够密切，老师更多的是关心学业，而对学生的成长及其今后的发展不够

手迹

关心。“老师不光要传授知识，更多的是以身作范，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学生”。

　　“老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董申保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好，要将教师队伍凝聚到一个方向——用心培养学生，万万不能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教师的成就。”

　　回母校做点工作

　　董申保于1948年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中部高原变质地区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后于1951年2月回到北京，任北大地质学系副教授；1952年夏晋升为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矿系、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及物理系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东北地质学院(后改称长春地质学院)。“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来找我，希望我去东北地质学院工作一年，带几个搞变质岩的徒弟再回来。”董申保回忆说，“我二话不说就去了。”

　　样，董申保在长春地质学院，一呆就是32年。

　　直到1984年，董申保从长春地质学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我想回母校做点工作”。就这样，董申保又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只在北大教了两年书，总觉得没有完成在北大的工作。”董申保对北大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回到北大时，虽然董申保已经年近古稀，但是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勤奋工作，创造了教学与科研事业的又一高峰。当时，北大地质学系岩石学专业还没有博士点，董申保开始组织力量，积极申报国家教委博士点。经过认真的准备，1986年北大岩石学专业博士授予点被正式批准下来，并于1987年开始招生。

　　“要问我为北大做了什么工作？那就是培养研究生”。事实上，在每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都凝结着董申保的汗水和智慧，从选题到野外工作，从显微镜下观察到对实验数据的讨论，董申保都亲自过问、细心指导。他那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他的每一位学生都受益匪浅。到目前为止，董申保指导的学生大部分都晋升为教授。

　　尽管董申保年事已高，需要戴上老花镜、把文献扩印后方能阅读，但这些年，他从未停止过工作。他自己讲：“这五六年来，我都在撰写有关花岗岩拓扑学的书稿，目前还没有出版，希望能在今年完成，我的工作也算告一段落^[3]。”

研究成果

　　从事变质岩及花岗岩研究。 50年代领导长春地质学院变质岩研究小组在华北及东北进行变质作用研究，提出“变质岩石组合”“混合岩矿床”等假说。80年代为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的主编者之一，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9）。80年从事蓝片岩带研究提出的扬子北缘元石化的陆内板块俯冲为国际所关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