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保小传

董申保（1917—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1917年9月17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江苏常州。早年就读于上海东吴第二中学和浦东中学。193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1940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任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技术员。1941年夏，返回西南联合大学，在北京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攻读硕士学位，1944年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留法生，194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后转入克莱蒙 费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2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不久调任东北地质学院（后改名为长春地质学院）教授，先后任地质勘探系副主任、主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助理、院长、党委常委。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返回北京大学，任地质学系教授，兼长春地质学院教授。

董申保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79—1983年），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1980—1984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1979—1988年），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1979—1988年）等职。

董申保1964年被中共长春地质学院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78年被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荣誉奖章；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他“全国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2007年获北京大学第二届“蔡元培奖”。

一、求学·求实·求是

1936年夏，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当时他对什么是地质学和出去做什么工作都知之甚少，但因北大地质学系在国内声望很高，慕名而来，误打误撞。由此，开始了他的地学之旅。

他入学那一年，北大地质学系主任是谢家荣教授。一年级的课程有：“普通地质学”（谭锡畴教授授课）、“普通矿物学”（王烈教授授课）、“初等微积分”“普通化学”“定性分析”“英文”6门必修课。第一学年课程刚刚结束，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北平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开始。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正式上课。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董申保于1937年11月离开北平，当时日本兵在车站盘查很严，看见知识分子和当兵的就抓起来。董申保穿长衫、戴礼帽，装扮成商人登上火车， 到天津租界后坐船至青岛，但日军已打到济南，津浦线走不了，只好再坐船到上海，由水路从上海至香港，转至越南海防，通过法国人设的边卡，最后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从北到南，一路逃难，除了行李什么都没有带，绕了大半个中国。他曾回忆说：“我们这一辈子求学的经历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董申保到西南联大后，注册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二年级学生。西南联大1937—1938学年第二学期于5月2日开学，5月4日开始上课。

西南联大当时是借用昆明当地学校的校舍办学，1939年下半年新校舍竣工后，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在南区西北角用四栋铁皮顶、土坯墙的平房作为教室、实验室和教师备课之用。学生宿舍是茅草顶、土坯墙，30人一间。教授的住房也很挤，一家几口人住一间房。刚迁昆明时，教学设备差，仪器少，只能借用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学、岩石学实习，仅有6台偏光显微镜，上课时学生轮流观察，一个学生只能观察五分钟。后来略有改善，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和标本。当时很多学生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申请到的资金只够吃饭，董申保也教过一段时间家馆（相当于现在的家教），挣点零花钱。尽管那时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大家想的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打败，努力教学，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建设家园。

西南联大集三校优良传统于一身，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师资力量雄厚， 地质学方面的教授有孙云铸、王烈、冯景兰、袁复礼、张席提、王恒升、米士（Misch）等，杨钟健、谭锡畴、张寿常等教授曾一度在联大任教。孙云铸教授任系主任。教授们讲课认真，旁征博引，注意启发学生的思路。孙云铸教授教古生物学和地史学，他讲课时，常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和论文，讲台上放满标本，每讲到一种化石时，讲明该化石的特征后，便给同学们传看，然后把该化石的特征扼要地写在黑板上，使学生一目了然。他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路，吸引学生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兴趣。他喜欢介绍著名学者的学术经历，使学生像听故事一样，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又学习到了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米士教授讲授“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和“区域变质作用”等课程，他对喜马拉雅山、大理点苍山和昆明附近的地质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工作，讲课时能将地质学的新理论和他的研究心得介绍给学生。每年两次的野外实习，教授们都亲自带队，言传身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董申保打下了良好的地质学基础。

董申保曾选修了不少数、理、化课程，特别是吴有训教授的“普通物理学”，张文裕教授的“物性论”，饶毓泰教授的“光学”以及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实验”，黄子卿教授的“理论化学”等，老师们的严格要求给予他深刻影响，老师不仅传授基础知识，并且以小喻大，兼及科学的严谨和思维方法。他记得一次理论化学小考时，黄子卿教授在他的考卷上加了眉批，批评他对小数点后的数字漠不关心（董申保只写到小数点后一位），说他“足下算数太差……科学界无此办法也”。董申保回忆说：“这一批语，成为我工作中的鞭策，时或不敢言忘。”

当时系里的科学研究是结合云南的建设和矿产开发工作进行的。董申保的毕业论文在孙云铸教授指导下在云南中部杨林地区进行区域地质测量。三年级时，他用了两个月时间用步测法测绘地形图，采集标本。四年级时，他边上课边整理野外资料，鉴定标本，绘制图件，撰写论文。1940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

1940年6月，谢家荣先生任新成立的西南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急需人才，便向孙云铸教授求援。于是，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董申保等6名应届毕业生便到该处工作。系里几位助教也去支援了一段时间。当年10月，该机构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谢先生任处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董申保主要是调查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并著有《昭通、鲁甸、咸宁间的地质矿产》（与郭宗山、谭飞合著）及《云南龙陵、镇康两县地质矿产》（与边兆祥合著），载于1941年刊印的《西南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13号及15号上。

1941年底，董申保返回西南联大，在北京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攻读硕士研究生。考研究生时，他地层古生物的成绩最好，孙云铸教授建议他学地层古生物学，但他表示想学岩石学，孙老师尊重他的志愿，并大力支持。指导教授是王恒升、米士教授。他的论文是关于云南易门地区昆阳群变质岩的专题研究。易门地区变质岩有千枚岩、板岩、大理岩等，露头不好，地层不易划分。通过仔细研究，董申保分出两套不同的变质岩。岩石薄片是自己磨制的，请米士教授检查，米士教授风趣地说，这像个太平洋（意思是太大了）。于是再磨，直到米士教授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可以了。工作告一段落后请导师检查，那时，王恒升教授调新疆工作了，米士、袁复礼教授与董申保一起在野外工作了两个星期，把他工作区的大体轮廓圈定了，对他分出的一套千枚岩和一套板岩加以肯定，但指出小的背斜、向斜的轴向没有搞清楚，他便继续进行工作。1944年7月，董申保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董申保曾回忆说，研究生这段经历，不仅在变质岩研究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导师们的精心指导使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董申保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助教。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董申保随北京大学返回北平，任地质学系研究助教，担任“普通矿物学”“光性矿物学”“岩石学”等实习课的教学工作。

1946年，董申保参加中法政府交换生考试被录取，原计划在国内学习法文，但因学校刚回北平，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法文，直到1948年夏季，法国驻华使馆来信催促，孙云铸教授让他不要错过机会，就先去法国吧。于是，他于当年8月启程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0月上旬到达巴黎。

董申保研究方向的确定与米士教授的教学有关。米士关于区域变质作用的讲授，把他早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工作和喜马拉雅山、滇西和云南大理点苍山等变质岩地区的研究融在一起，深深地吸引了董申保，决定了他的区域变质作用的研究方向。他认为，他的真正区域变质作用的研究是从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的。

到法国以后，他先到巴黎大学地质系学习，指导教师是J.Jung教授。除学习法文外，还多方了解法国的岩石学研究的情况，在实验室观察一些岩石标本和薄片。因为他想研究变质岩，于是便转到克莱蒙费朗大学地质系，在M.Roques 教授指导下，研究法国中部高原的变质岩系。M. Roques教授是当时法国最年轻的教授，专长是变质岩石学。董申保的研究题目于1949年3月确定，导师带着他在野外跑路线，看剖面。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导师去野外检查他的工作。当时，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导师对他非常友好。董申保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星期天也不休息。室内测试，除做偏光显微镜及费氏台鉴定和测试外，还要自己做岩石成分的化学分析。董申保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位论文。有人说，这些工作如果是法国人做大约需要三年时间，足见他工作的勤奋和效率。克莱蒙费朗大学地质系把他做论文的地区作为学生进行岩石学实习的野外基地，董申保两次为实习学生作现场讲解，还接待过来自荷兰和比利时的地质专家来这一地区考察变质岩。

法国中部高原是岩石学研究的发源地之一，许多变质岩和岩浆岩研究的开拓性和先驱性工作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使董申保初步认识到自然界中变质作用的特殊性（uniqueness），没有对一个典型地区反复和细致全面的野外观察，光想走捷径、抄短路，是不可能了解地质作用和基本法则的；同时，若没有与地质作用相适应的物理化学原理为指导，辅以相应的实验技术方法的应用，对地质作用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质朴的总体认识上，不可能由表及里去揭示其中的本质，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在某一地质作用的控制下，如何用与之相适应的物理化学作用来解释其形成和演化过程，成为他以后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董申保把论文交给导师后便回巴黎了，后来又给导师写过信，但没有约定答辩的时间，直到他回国，也没有进行论文答辩。后来才知道，在巴黎大学也是可以进行论文答辩的。董申保的论文与M.Roques教授另一位研究生J.Maissoneuoe合著的论文“La Serie Cristallophylliene de I’Allagnon, dans le Cantal et la Haute Loire”于1952年刊载在Revu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d, Auvergne Tom. 18，Fasc，1-2-3-4上。其摘要由克莱蒙费朗大学地质系出了单行本。

1978年以后，直至2000年，董申保与克莱蒙费朗大学地质系的学者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系，年轻的教授常给他来信，他也将自己的论文寄给他们，还与有的学者在北京见过面。

董申保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40年至1941年在西南矿产测勘处工作期间，曾到过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接触过不少红军战士的家属，听他们讲了许多毛泽东、朱德和红军长征英勇作战，以及北上抗日的壮烈事迹和故事；亲眼看到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景象。耳闻目睹，使他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十分不满。在联大、北大期间，他参加了讲师助教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了反孔（孔祥熙）大游行、“一二·一”运动、反美抗日、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捣毁校舍，殴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四名师生遇难，受伤者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当天中午，董申保等年轻教师正在学生食堂吃饭，听到有人攻打校门，丢下饭碗就去支援。他带头写了一份大字报，发动教师签名，支援学生运动，反对内战。1946年3月17日参加为四烈士出殡的几万人的游行示威，董申保与陈光远共同举着白布做成的巨大横幅，走在“联大校友会”队伍的前面。1947年，董申保多次奔波于北大、清华之间，征集教授在宣言上签名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最多一次有70多位教授包括一些知名教授签了名。这些宣言都在当时《大公报》上发表，伸张了正义，给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董申保去法国前曾帮助地下党的同志传递信息。1948年暑假，北大地质学系王宗周等同学在浙江杭州、余杭一带实习。董申保离开北平前夕，孙树梓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到杭州后亲自交给王宗周。王宗周打开一看，是他女朋友写的：“情况十分紧急，组织通知我立即转移到解放区。到解放区以后要改名字，为了以后联系到，我改名方生，你叫郑直。”寥寥数语，恰是晴天霹雳， 使他十分震惊。董申保安慰他说：“不要着急，继续安心工作，根据事态发展，再作打算。”第二天，董申保还与三位同学一起观察了他们工作区的地质剖面，随后就去上海赶赴法国了。因为“方生”这名字有人用了，故改名为“方靳”，王宗周到解放区后改名“郑直”。改名的事与董申保专程带去的这封信有关，所以郑直一直将这件事铭记在心。

董申保在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完成论文后，于1950年9月中旬回到巴黎，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革命工作和活动。当时，巴黎的华侨联合会、中国留法学生会等正组织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砸了筹备庆祝活动的侨联办公室，董申保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大会的筹备工作，使他们破坏大会的阴谋未能得逞。侨联还出版了一个《侨联》刊物，请董申保担任总编辑。这个刊物完全用新华社的电讯，结合在法国的华侨、留学生情况，选用适当的电讯稿、手刻钢版、油印，一个星期出一次，寄出一二百份。这个刊物对法国华侨和留学生及时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孙云铸教授对当时尚在国外留学的董申保等三位年轻教师除保持经常联系外，还多次将他们列入拟聘教师名单上报学校，争取编制，使他们学成后能回系任教。董申保于1951年2月回到北大，任地质系副教授。新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1949—1952年，地质学系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有关单位又纷纷委托招收代培生，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重。东北地质调查所委托北大办了一个地质专修班，董申保为这个班的学生讲授岩石学。恰巧在那时，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因种种原因缺教师开不出岩石学课程向北大求援。这两项任务系里都交给了董申保，因此，他星期二在天津讲课，星期三在北大讲课，星期四在清华讲课。同时，他还与张炳熹教授共同主持一个讨论班，每星期三晚上组织年轻教师学习，讨论有关岩石学、费氏台、矿床学的有关问题，向他们介绍有关的新知识。此外，他还要带学生野外实习，接受东北地质调查所的任务，带学生在哈尔滨南部进行地质填图。1952年夏，董申保晋升为教授。

董申保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也很多。回国不久，就接替唐敖庆教授任北京大学工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部署，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董申保作为校工会的代表之一，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董申保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北大支部组织委员。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春成立了东北地质调查所，所长佟城（北大地质学系1933级学生）曾邀请董申保去该所工作。1951年8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长春办了一所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也请董申保到该校工作。1952年10 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等合组为北京地质学院，董申保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同年，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大连工学院部分基础课教师合并组成东北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北大地质学系1933级学生）找董申保谈话，让他去东北地质学院工作一年，带几个搞变质岩的徒弟再回来。这样，董申保就去了东北地质学院，倾心致力于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

二、需求·创造·奉献

1952年的秋天，年仅35岁的董申保教授，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毅然离开了北京大学，先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后到长春，参加东北（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工作。组织上原决定借调他在长春工作一年。一年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没有意见，组织上决定我在哪里就在哪里。”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让董申保留在长春。何长工副部长曾开玩笑说：“我们就这一个'宝’，送给你们东北了。”这个“宝”，指的是董申“保”。这样，董申保就在长春地质学院工作了32年，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董申保在长春地质学院工作期间，先后任地质勘探系副主任、主任（1952—1959年），院长助理（1959—1966年），院长（1978—1984年），党委委员（1955—1964年），党委常委（1978—1984年），对长春地质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申保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他深知，一所学校的建设只有培养和建设好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有希望。建院初期，百业待举，师资短缺尤为突出。董老师主动承担培养青年教师的重任。当年，一批北大、清华、南大、山大及东工等校的年轻人，一毕业就投身到东北地质学院的建设中，董申保对他们的成长十分关心。他认为，根深才能叶茂。专业课教师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为他们补数学、讲量子力学，开设“物质结构课程”等，用与地质学相关的基础理论武装他们；同时，还为他们开设地质专业课，强化他们的专业基础。董申保还亲自为青年教师讲课。这一切都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十分关注国际上地质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提高中青年教师外语水平的任务更加迫切，他决定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在校内组织针对青年教师的外语培训，对教学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单词记忆、造句、语法、会话……他都认真研究，亲自督办，营造了良好学习外语的氛围，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师们回忆起这段经历，对董老师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倾注的心血都深怀无限敬仰之情。

“变质地质学”科研集体的教师更是得天独厚，他们既是董申保的助手又是学生，也是董申保的同志和朋友，从平日的耳濡目染，工作中的言传身教，变质岩方面的主题讲座，到具体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他们在董老师的带领下迅速成长，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变质岩研究专业梯队。国家的需要是办学的第一个出发点。建国初期，国家急需地质人才，当时的长春地质学院以专科教育为主，以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地质人才，后来扩展为以本科为主。国家缺少地球物理人才，长春地质学院率先办了物探专业；为适应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末办起了石油海洋系；为适应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20 世纪60年代初开始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20世纪50—60年代，全国开展1∶20万区调工作，长春地质学院承担了难度很大的变质岩地区的区调工作；20世纪70年代，全国进行铁矿大会战，长春地质学院参加了山西、冀东、辽东等铁矿基地的建设工作；大庆油田的会战，吉林油田的开发等都有长春地质学院师生的直接参加……董申保深知，只有把学校的建设同国家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学校更好地发展与提高。

董申保科学的办学理念、求实的办学精神、严格的质量要求，是办学的三大法宝。他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强调基础理论与专业的结合；他重视野外实践，注重野外地质与实验、物理化学的结合；他重视课堂的理论教学，也重视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为此，他狠抓基础部的建设、保证基础课的门类和学时；他抓岩化系的建设，强调岩矿与化学测试在教学与研究中的结合；他十分重视并亲自抓野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以保证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他重视抓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让学生早日进入地质科研领域，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抓数学地质教研室的建设、高温高压实验室的建设，这既是基础科学与地质学的结合，又是跟踪地质科学的前沿；他抓各系、所的建设，帮助他们办出自己的特色……他不仅有想法，更有思路，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率先垂范。当然，日常的教学管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等等，耗费他多少心血，更无法记述。

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长春地质学院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经过三十多年的办学实践，长春地质学院建设成为一所学科专业齐全、基础理论厚实、专业基础扎实、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的国家重点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遍布祖国各地，许多人成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

三、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1984年，董申保从长春地质学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我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但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多，总觉得没有完成在北大的工作。”“我想回母校做点工作。”这样，他又回到了阔别了32年的北京大学。当时，他已年近古稀，但仍以饱满的热情勤奋工作，创造了教学与科研事业的又一高峰。

董申保回到北大时，地质学系还没有岩石学专业博士点，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申报，经过认真的准备，1986年，北大岩石学专业博士授予点被正式批准，1987年开始招生。1990年，北京大学又获准设立地质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董申保在北大先后指导了11名博士生、2名硕士生和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每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中都凝结着董老师的智慧和心血，从选题到野外工作，从显微镜下观察到对实验数据的讨论，董老师都亲自过问，细心指导。他那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他的每一位学生都受益匪浅。他指导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已晋升为教授，在北大地质学系任教的教授中，有1人被聘为中青年优秀人才，3人获得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985—1999年间，董申保为研究生讲授“岩石学进展”课程，虽然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有着几十年的授课经历，但每次讲课之前他都认真备课，讲课前一天拒绝一切社交活动。每次讲课3学时，如果学生不提醒，他还是一气呵成地讲下去。董老师讲课条理清晰，旁征博引，声音洪亮，引人入胜。听过董老师讲课的同学对此都有深刻印象。

在科研方面，董老师回北大后就着手组建、培养变质作用的研究队伍，并以“扬子克拉通北缘蓝片岩和有关的榴辉岩”为主要研究内容，连续两次（1986年、1996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先后多次到苏、鲁、皖、鄂、豫、陕、滇、桂、粤等省、自治区考察蓝闪石片岩、榴辉岩和花岗质岩石，回校后又亲自观察和描述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变质作用与造山带演化”团队成为国家创新研究群体。

董申保喜欢用蚕宝宝吐丝来比喻学习知识。他说：“知识学得过多了， 就会成为书呆子，就成了作茧自缚了。”“一个人搞学术，做研究，要深入搞一门专业，这样，积累越多，成就也越大，但是你会发现束缚也越大，不光有自身的，还有来自外界的。慢慢地自己的思维就跳不出固有的圈子，成就只能限于一个方面。”他说：“搞研究，还要能举一反三，结合其他知识，开阔思路。”“蚕应该变成飞蛾，能够破茧而出，学以致用，那才是达到了新的、较高的境界。”董老师深含哲理的治学之道，是其几十年学术生涯的深刻体会，并且以此来影响他的助手、学生，使他们获益良多。

1991年末董老师因病手术治疗之后，身体受到很大影响。由于患白内障，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到0.1。但这些并未使董老师停止工作，如果不去医院，他每天都步行到办公室工作，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还用一台比他年龄还大的英文打字机完成了50多万字的英文论著。为了解决长期视力衰退的问题，2006年初做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以前的高度近视得到治疗，但却由于人工晶体的植入而转化为远视，又需要戴上老花镜，把文献扩印后阅读。董老师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1987年以来，他亲自撰写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内部教材l部。

四、科学研究 成就卓著

董申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在变质岩、岩浆岩岩石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变质岩岩石学方面学术造诣精深，是我国变质岩岩石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当前国内的变质岩岩石学学者，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出其门下。

董申保教授一生都在与变质岩打交道。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他研究昆阳群浅变质岩；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研究法国中部高原的变质岩系；此后，他依然以变质地质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20世纪50—60年代，董申保教授组织长春地质学院师生在胶东、辽东、吉南、燕山等四个大面积早前寒武纪变质岩分布区，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在这类地区开展区调工作的经验，也没有这类地区填图工作的方法和规范可循，必须独自创新加以解决。为此，成立了“变质岩和变质矿床研究组”，他亲任组长。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套适用于1∶20 万区测的变质岩研究和填图工作方法——《前震旦纪变质岩区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该成果以专辑形式公开发表，对整个华北陆台变质岩区第一轮1∶20万区测工作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通过区测和专题研究，首次建立了四个地区早前寒武纪区域变质地质构造框架，为后来的区域地质研究和矿产普查勘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同时，确立了“变质地质学”这一研究方向。这一阶段的成果，除编制了四个地区50余幅1∶20万地质图和相应的地质研究报告外，还编制了1∶50万辽东半岛前寒武纪成矿规律图和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变质建造”和“混合岩化成矿作用”两个新的论点。他认为，变质建造是地壳发展在一定阶段一定地区内的变质岩石有规律的共生组合，是原岩建造和变质作用的综合产物，通过变质建造研究可以反映地质环境和地壳演化特点。在经典地质学里没有混合岩化成矿的概念，在混合岩化地区一般不部署找矿工作。董申保教授等提出混合岩化可以成矿的论点， 引起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他组织长春地质学院师生在华北陆台许多地区开展了早前寒武纪变质地质作用和成矿规律研究，对全区前寒武纪地质演化历史及铅、铁、硼等矿产的成矿规律等方面，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国早前寒武纪地质及成矿作用进行了系统总结。其间，还在华北陆台以外的各时代变质岩区， 如华南加里东变质带、滇西康定杂岩和鄂西崆岭群等，进行了大量变质地质学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5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成功地召开了有13个国家、190多人参加的“国际早前寒武纪成矿作用学术讨论会”。

中国第一代变质地质图的编制。7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变质岩地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和苏联等地区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了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董申保教授1981年发起和组织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与研究”课题，全国22个省、自治区26个单位的200多位专业人士参加，历时5年，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其说明书》（中英文两种版本）（1986年），3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1986年），以及数十万字的研究论文集（1987年、1988年），系统提出中国区域变质作用类型及其时空分布，区分了变质域（domain）和变质巨旋回（megacycle）及其与大地构造的联系，并从演化角度说明各类型分布的特征， 每一巨旋回既有其周期性的二元性 （dualety），同时又有其标志第一次出现的类型，也提出了变质矿床的划分特征。世界地质图编图委员会变质图分会主席H.J.Zwart（兹瓦特）教授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本图的出版使人们对变质作用的理解前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专家认为该图的出版对我国变质岩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性质。董申保、沈其韩、孙大中、卢良兆主编的“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7年），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年）。1988年在长春地质学院举办了一次“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在国际变质地质学杂志（Journal of Metamorphic Geology，1993年）上出版了论文专辑，使中国变质地质学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董申保教授较系统地研究了分布于扬子地台北缘长约2000公里的元古代蓝闪石片岩带，主要研究以蓝闪石片岩相为特征的低温高压变质作用。在国际上他较早注意到蓝闪石片岩的成因不局限于洋壳俯冲的构造环境，也可能出现在与陆壳俯冲有关的板内环境中。指出洋壳俯冲性蓝闪石片岩以硬柱石蓝闪石片岩为主，而陆壳俯冲型蓝闪石片岩则以蓝闪—绿片岩相为特征。他所著《中国蓝闪石片岩带的一般特征及其分布》发表于《地质学报》（1989年）及其英文版（1990年），并被译成俄文，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董申保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对“扬子北缘前寒武纪蓝片岩及有关榴辉岩”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这一地区的高压变质岩石具有明显的系列变化，从绿纤石—阳起石相—蓝闪绿片岩相—蓝闪石—黝帘石组合—榴辉岩相。相当于都城秋穗提出的高压过渡型，建立了陆壳俯冲型高压变质作用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一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于英文版研究专著The Proterozoic Glaucophane-schist Belt and some Ecologites Of North Yangtze Craton, Central China（董申保，崔文元，张立飞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该项研究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8年）。

花岗质岩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董申保教授又致力于花岗质岩石的研究，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70年代以来的花岗质岩石研究的主要进展，概括了花岗质尤其是英云闪长质岩石实验岩石学研究的成果，阐述了花岗质岩石研究中的“残留体”假说和“混熔”假说之争，指出了Pitcher花岗岩成因分类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其论文发表于《高校地质学报》（1995 年）。其后，在分析中外学者花岗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花岗岩拓扑学”理论，在《花岗岩拓扑学的研究展望》（《地质论评》，2001年）和《花岗岩拓扑学的反思》（《地学前缘》，2003年）等文章中，强调以地质环境为前提，通过对花岗岩系列中，与侵位及其演化相切有关的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元素的共生组合特征的综合研究，从整体反演花岗岩自然体系的源区状态及演化过程，揭示花岗岩形成时的大地构造环境。他提出的花岗岩与大地构造特定发展阶段联系的观点，从理论上发展了花岗岩与构造环境关系的理念。针对国内埃达克岩研究热潮，董申保教授系统评述了埃达克岩的原意与综合特征，并针对其与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及当时研究埃达克岩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埃达克岩总体上说是地壳镁铁质岩石和地幔橄榄岩相互作用的产物，埃达克岩系的确定应该依赖于对岩石、矿物、化学成分的综合研究，并要与实验研究成果和地质构造背景密切结合（《地学前缘》，2004年）。

此外，董申保教授以数十年来对地质科学的理解和体会，从哲学角度反思地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演变过程，认为地质作用是自然界永恒的物质运动形态，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并有着特定的运动历史，属于自然界中较高的物质运动形态，不应等同于简单的初级的物理和化学的物质运动形态。地质运动过程表现为不同物质形式组成的一系列有规律和有层次的共生组合。岩石共生组合主要反映出其形成的地质环境及其大地构造位置。矿物共生组合基本上体现了自然界中所固有的热力学体系，并可用以探讨其形成时深部热流传递的机理。元素共生组合以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为基础，反映出地质作用中各源区的特征及经受作用后的迁移行为。同位素共生组合则以元素中的核子行为为基础，用以计年和跟踪其源区。它们之中虽各有不同，但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成为近代地壳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地学前缘》，1998年）。他认为，地质科学方法主要是外延法，是在认识过程中，通过归纳或演绎推理找出最佳解释。在地质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争论是揭示地质作用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的重要方式（《地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载于《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院士论坛》，1996年）。

进入耄耋之年的董申保教授仍然孜孜不倦，潜心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 在视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发表了十余篇科技论文，完成了20余万字有关花岗岩拓扑学的文稿。即便在病重住院期间，也常和有关人员一起讨论研究课题和学科进展。

五、艰苦奋斗 心系祖国

董申保教授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着。

作为地质学系的学生，野外地质实习是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出野外，很苦很累。20世纪40年代，许多地方还是无人区，交通极不方便，地质人背个背包，带着罗盘、铁锤就进山里去了。他说：“晚上裹个被单睡在农家是常事，但心中却培养了对祖国和大自然的情感，知道了老百姓的痛苦。”从这时开始，董申保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一直伴随着他。

80年代，为了完成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的艰巨任务，董申保教授除了坚持抓教学、科研工作，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等繁重工作外，每年都要用4个月的时间到野外实地考察，从祖国西北的阿尔泰山到东南沿海的闽浙丘陵，从华北平原到西南澜沧江盆地，踏上过除台湾、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行程两万多千米。他登上5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连续工作了半个月，与他同去的中年同志常常头疼难受，呼吸困难，夜晚睡不着觉，靠药物入睡。年逾花甲的董申保教授硬是忍受着高山反应带来的痛苦坚持工作。他每到一个省、自治区或地质队，都婉言谢绝住高级宾馆和高级招待所，坚持住一般招待所，谢绝单独为他做饭，而在食堂排队打饭。遇到在高处的露头，他不听同志们的劝阻，要跑上去仔细看。在大西北荒漠的戈壁滩上，他往往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深夜回到住地，第二天一早又连续工作。有时赶不到住宿地，就在公路养护段的窝棚里过夜，与同事们挤在一张破床上，连被褥都没有，只是和衣休息。

作为一名学者，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的态度上。中共长春地质学院委员会关于命名董申保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文件中说：“最为大家佩服的是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不计名利和共产主义风格。远在1950年的法国，为了地下党工作的需要，毅然决然放弃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因而未获得博士学位。1958年以来，他科研班子里的同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可以说篇篇都有他的论点和得到他的帮助，但篇篇都没有他的名字，人们写上得到董申保教授的指导，有的也被他勾掉了。变质岩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他付出了一定的精力和劳动，但没有署他的名字，他的科研心得、最新体会、贵重资料，没有发表以前，可以向别人讲，供别人用。他说：'只要对党、对国家、对科学发展有利，别人写出来还不好吗？’”

董申保教授长期从事变质岩和花岗质岩石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有许多创新性的认识和理论成果，这些认识和成果，他总是希望能及时指导基层工作的实践。他每到一处，在野外实地考察和听取当地地质科技工作者汇报之后，不顾劳累，连夜赶写讲稿，给地质人员讲课，有时一天讲七八个小时，把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以及理论知识和自己丰富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他视个人名利淡如水，对国家建设甘愿多作贡献。“文革”前，他曾把节省下来的7000元交给党组织，支援国家建设。组织上考虑到他除工资外没有其他收入，做了说服工作，把钱退给了他。50年代，他兼任中国地质科学院东北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两年多，按规定每月应付给50元津贴，但他从不领取，组织上帮他领来10个月的津贴500元，他全部交了党费。

董申保教授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庭生活十分简朴。在长春地质学院 32年，就住在仅33平方米的两间小房里。他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很少考虑，但对他人，特别是家庭困难和遭到不幸的同志，情深谊长，慷慨资助。在三年困难时期， 他把节省的粮票、定量供应的白糖、肉、蛋等实物和票证，大都赠送给婴幼儿和患肝炎、浮肿病的同志。“文革”期间有两名职工先后病故了，一家留下3 个、一家留下4个很小的孩子，妻子都是家庭妇女，生活十分困难，董申保给两家各送去300元。原学院党委的一位干部，后调到别的单位工作，1964年不幸病故，董申保得知他家庭非常困难，给他家属寄去500元。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春地质科学院工作期间无偿资助他人约七八千元。

北京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吉林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变质作用与造山带演化学术讨论会——暨祝贺董申保院士 90寿辰庆祝会”于2007年9月17—1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沈其韩、王德滋、叶大年、刘嘉麒院士出席，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到会致辞，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发来贺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及一些地质院系、科研院所领导致辞。董申保院士作了“花岗岩研究问题和进展”的学术报告，专家学者们作了24篇学术报告，并举行了“变质地质编图学术讨论会”。

2010年2月19日18时10分，董申保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