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沪上的华东政法大学校址为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所在地。这座已从上海地面上消失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前半叶，曾傲视国内各所大学，其教育质量之高，可谓众口成碑。在上了年纪的市民中，上高中者已属不易，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俨然人中龙凤，假如某人又正好在约大读书，连周围的家属亲友都会面露德色，似乎跟着沾光似的。 笔者少年时曾在四川北路的“公益坊”一家公共食堂搭伙吃饭，每天中午总有一大批四川北路沿街商店的店员前来就食，在那个信息还很闭塞的年代里，从这些见多识广的老师傅吃饭时的闲聊中，倒是听到不少学堂里再也不会传授的“山海经”和“野狐禅”。某次，有个人提到某某女子艳史（这种话题往往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时，还说起此女子的家庭档次很高，都是有身份的人，并称该女子的母亲是约大毕业的，还会弹钢琴云云。那天讲话者提到约大时那种肃然起敬的神色，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圣约翰大学”的响亮牌子，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装入我的记忆。随着以后对它了解的增多，更让我对这所曾给上海带来荣耀的高等学府充满了敬意。 约大的前身即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1877年在沪筹建。他筹款后在曹家渡迤西的梵皇渡购进80亩地产，2年后即告开学。始设西学、国学、神学三门课程。后又添设英文部、医学部和科学部。当时校务主要由中国籍牧师颜永京主持。1881年，施约瑟因患病辞去圣约翰书院主任，后又辞去主教之职，1906年在日本去世。约大师生并没忘记他的开拓之功，早在1894年，校方建造一座大四合院式的两层楼房，定名为“怀施堂”，即今日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韬奋搂”。 1888年美国传教士卜舫济长校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按照其思路，约大应办成“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即教会大学应该担负起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的责任，使他们能够对未来的中国施以最大的影响。卜舫济首先就强化英语教学，这使学校的社会声誉顿时提高许多。而该举措对教学内容向更深层次发展，开拓新的教学领域，提高教学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896年该校已在国文外的所有课程中均以英语讲授。此外，还增设体育部，在学制规定、图书馆、运动场、宿舍等基础设施方面都一一落实。 在卜舫济的精心治理下，约大确实霸气十足。1906年7月，约大依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织完全大学，不向中国政府立案，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正式定名为圣约翰大学。1911年分文、理两个学科，实行学分制、学衔制。到1913年又增设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大学院”，如此就形成预科、本科、大学院三级教学阶梯。清末民初，沪上约大教学模式的出现，直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完全属于资产阶级新文化范畴的大学教育体系范本，它为民国期间问世的中国国立大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先导和示范作用。 沪上在约大之后还出现过诸如新教创办的沪江大学、东吴法学院，及天主教创办的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与新教的大学讲英语为主形成对比，后者要求学生习惯于法语讲授课程。约大等教会大学除了在传统教育体制上取得突破，扫除了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新文化发展的一道主要羁绊外，在为社会培养各式人材方面，同样成绩斐然。根据1929年的粗略统计，约大前50年的西学科毕业生780人，服务于教育界的有200人；政界为100人；医学界、学术界各为80人，宗教界及社会为30人，其他有70人，而在工商界谋事者最多，达220人。约大出来的名人中，在政界有颜惠庆（颜永京之子）、顾维钧、施肇基、宋子文等；医务界有颜福庆（颜惠庆之弟）、牛惠生、牛惠林等；教育界和学术界有黄廷佐、周诒春、严鹤龄、曹云祥、林语堂、邹韬奋等，工商界的巨子则有“火柴大王”刘鸿生、“海上闻人”袁履登、吴任之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约大还真有点“中国西点军校”的味道。 为了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约大组织了莎士比亚研究会。当绝大多数国人尚不知天外有天，除了关、马、郑、白四大家外，世界上还有莎翁这样伟大的剧作家时，约大学子已每周聚会研读莎翁剧本了。1896年，约大组织学生上演《威尼斯商人》的英文剧，对沪上“文明戏”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约大校园内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亦有类似功效，诸如开运动会；参加球类、田径、拳击、击剑等项目的活动，都让国人领略了体育的无尽魅力。近代中国的体育发轫于上海，而开沪上体育先河者，则非约大而莫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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