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两家生死观的比较与评价邓旺林 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因其影响不但遍及人生观的其他方面（如荣辱观、苦乐观等），而且这种影响还往往带有决定性的意义。生与死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人何以生又何以死？人应该如何对待生与死？如此等等。这种种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与主张，由此也就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生死观。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支柱，比较一下他们的生死观，对于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对于端正我们的生死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无疑会有积极的作用。儒道两家，源远流长。限于本人的学力，这里只能仅就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生死观作一初步的比较与评价。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生死问题上先秦儒道两家有一些相同的观点。这主要是以下两点： 1．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人生的终结。儒家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1]“众生必死”[2]；道家也说：“吾生也有涯”[3]、“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4]、“死者人之终也”[5]。 2．死生有命。儒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6]；道家也说：“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 [7]。 先秦儒道两家的生死观尽管有这样一些共同点，但其更多更主要的还是差异性的方面。两家的生死观不但有很多的不同，有些地方甚至形成尖锐的对立。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一、关于生与死的本质问题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人何以生又何以死？生从何处而来，死往何处而去？对于这些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死问题，儒家采取的是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据《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贡曾问孔子“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而道家对此则有较多的述说。道家将万物之生皆归于无为之道的作用。庄子说：“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8]。“道”是怎样化生为人的呢？庄子的解释是：无所不在的道“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9]《列子·天瑞篇》还详细地叙列了一个由“几”（即无为之道）到人的化生过程：“种有几……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入于几。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道家有时则直接将人的生死看作是由道变化而来的气的作用：“人之生，气之聚则生也，散则为死。”[10]总之，在道家看来，人的生死乃是“道”或由“道”生成的“气”的作用与变化。 二、关于生与死的关系问题对此儒家亦极少谈及。即使略有涉及也多是从生与死二者的区别上说。例如，荀子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11] 这从人对待生与死的不同态度上反映了生与死之间一定的区别（严格说来这还不是就生与死本身的关系上来说的）。道家则不然。他们对于生与死的关系问题不但谈得甚多，且多是就其间的联系方面来说。他们认为：死生齐同一体（“万物一府，死生同状”[12]“方生方死，方死方生”[13]、“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有矣！”[14] ）；死生循环相继（“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15]）。 三、关于如何对待与处理生与死的问题在生死观的一系列问题上，儒家谈得最多的就是对待生与死的态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才突出地表现了儒道两家生死观的差异。他们在这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爱生恶死与不悦生恶死儒家肯定爱生恶死为人正常的人生态度。孟子就说过“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 [16]的话。而道家所肯定的态度则是生死不入于心，不悦生、不恶死。在道家看来，一是死生有命；二是死生齐同一体、循环相继；三是死乃返归大道、“反其真”[17]；四是“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18]；五是“人之生也，与忧俱生”[19]，生则劳累、死则休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20]），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21]。 因而道家主张安时处顺，生死不入于心，应如“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己矣。”[22]《庄子·大宗师》写子桑户死，其友“临尸而歌，颜色不变”；孟孙才之母死而孟孙才“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庄子·至乐》写庄子妻死，庄子“箕踞鼓盆而歌”，这都反映出道家倡扬不悦生不恶死的态度。 2．舍生取义与贵生重身儒家虽然肯定人的悦生恶死的态度，但同时又指出人有比生与死更为重要的问题。如荀子说过：“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23] 什么是比生死更为重要的问题呢？儒家认为这就是仁与义。因此儒家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主张。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4] 孟子讲得更为具体。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25] 他还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的取舍为喻来说明舍生取义的道理[26]。可见儒家扅非常反对苟且偷生的态度。 儒家不但反对苟且偷生，而且也反对各种不合礼义的“轻死”（轻易就死）行为。孟子说过：“可以死，可以无死。”如果“死伤勇”的话则可以“无死” [27]。又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28] 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与之不为改视，垂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而“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至于“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避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 [29]。他还说：“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30] 总之，儒家总是将仁义、礼等问题置于生死问题之上来考虑，无论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成仁取义的需要。 道家则主张“贵生重身”。当然，就生与死之间来说，道家要求不悦生不恶死：而当生死问题与其他社会人生问题发生冲突时，道家则要求贵生重身，甚至将身体性命看得比天下国家还重要。说什么“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31] 儒家说“士见危致命”，要求人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勇于牺牲生命，而道家提出“不以国伤生”[32]、不以攫天下而废一臂的主张（“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33]。庄子要人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以避害全生[34]，批评儒家所称许的伯夷、叔齐是“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35]。这都反映了道家头脑中并无“不避义死”、“见危致命”的观念。道家要求人对顺应自然的生死寿夭不入于心，却不愿为其他原因如仁义、国家利益等而牺牲生命。道家并不认为人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别，有是否合乎礼义之别，只认为有是否合乎自然之道之别。在其看来，凡不是顺乎自然之道而死的，都是“亡身不真”、“残生损性”。如庄子就说过：“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损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36] 因此道家极力主张人要因任自然、合乎自然之道顺情遂性而死，而合乎礼义与否则在所不计。 3．“疾没世而名不称”与“死后之名非所取”儒家对生前与死后都同样地重视，而道家则重在生前而不顾死后。这是两家生死观方面的又一明显区别。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7] 他还将齐景公与伯夷、叔齐作对比，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下，民到今称之”[38] 儒家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民到今称之”的效果，而对人身死名没，“民无德而称”则持否定的态度。而道家则认为“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因而主张“且趋当生，何遑死后”、“死后之名非所取也”[39]。 由于“疾没世名不称”，因而儒家反对人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地活着（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亦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40] ）要求人们努力于修德为道，有所作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41] 曾子也提出要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42]。道家“无取于死后之名”，因此反对“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43] 的做法，主张“当身之娱非所去也”，“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44]，表现出与儒家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4．修德治身与因任自然的养生之道儒道两家都谈及养生的问题，而在如何养生的问题上则观点不同。儒家以养心修德为养生之本，强调清静节欲、循乎礼义。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45] 荀子说：“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 [46]。又说：“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长寿，忧险者常夭折。”[47] 都是将治身修德为养生之本。而道家在养生问题上则不讲修德、礼义一类的话。道家把因任自然作为养生的关键。《庄子·养生主》提出的养生之道就是“缘督以为经”（即遵循自然之道并以为常法），要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安时处顺。 在如何因任自然这一点上，先秦道家似有不同的两种观点。一是主张清静无为，摈弃各种外物的干扰。如庄子说：“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48] 又说：“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49] 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肆情以乐之。要人恣耳目口鼻之所欲，“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50]。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对立而实有其相通之处。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这固然是清静无为的表现，而纵情任性，也就是顺任自然之情性，而不是人为地矫情损性，这也是“无为”的一种表现。列子甚至认为“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即“恣意之所欲行”、“恣口之所欲言”）比起“心不念是非”、“口不言利害”（即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的意思）来在“无为”方面还更进了一层。[51] 可见恣耳目之所欲与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实乃同一事物的两面。两者皆统一于“无为”。总而言之，道家的养生之道，其根本就在于因任自然、虚静无为。 5．送死以礼与“送死略矣”儒家重视治丧送死，并强调合礼。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52] 孔子谈及孝道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53] 儒家经典《仪礼》中有讲送死服丧之礼的专章，如《士丧礼》等。还有许多关于如何送死治丧的内容散见于儒家其他著作中。有人说儒家主厚葬。其实不然。儒家只是主合礼之葬，对于不合礼的丧葬，即使是厚葬也是反对的。孔子说过：“称家之有无，有，毋过礼；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悬棺而封。”[54] 孔子就曾因颜渊家贫而不同意自己的弟子厚葬颜渊。[55] 又如，有一次孔子病危，子路为其准备后事，拟用诸侯之礼为其治丧。孔子因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而很不高兴，认为这是欺天行为[56]。可见儒家对于送死合礼一事的重视。 道家则主张“送死略矣”。《列子·杨朱》说：“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袞公繡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庄子则干脆提倡不葬（即暴尸露天），还说：“在上（指暴尸露天）为鸟鸢食，在下（指入土埋藏）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57]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道两家的生死观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总的来看，儒家注重的是人在处理生死问题上的态度，至于生与死本身的问题，诸如生与死的本质属性及其间的关系，则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而道家谈及生死问题时则几乎涉及生死观的所有方面，而且注重对生与死本身的问题作思辩性阐说。儒家偏重于将生与死的问题放在与其他社会人生问题如礼义、名誉等的联系上进行考虑，而道家则往往就生与死本身的关系上来谈生与死的有关问题。儒家讲生死问题时处处强调要合乎礼义，将合乎礼义作为生死观中的价值尺度；而道家则处处强调合乎自然之道，以顺任自然作为生死观中的价值尺度。人是自然界与社会的共同产物，因而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儒家的生死观更多地从人的社会性方面着眼，教人在社会中如何生活得更合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要求；道家则更多地从人的自然性方面着眼，教人如何生活得更加逍遥自在。儒家的生死观充满了入世精神，道家的生死观则颇有混世味道。 儒家注重现世的伦理与政治，注重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而道家则注重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主要是作为生命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与协调。我们认为，这正是儒道两家生死观所以有以上区别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生命历程乃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实践中创造生命价值的过程。因而着眼于人的社会性而形成的儒家生死观与着眼于人的自然性而形成的道家生死观比较起来，前者的起点更高些，其社会价值与意义也就有可能更大些。事实上，儒家生死观的大部分内容，如果剔除其中封建礼教的毒素，突破其阶级、时代的局限，的确可以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观点，教人坚持义理、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便是很有意义的。中华民族光辉的史册上便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光辉的形象永远激励后人。这对于社会的进步、道德的完善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相对说来，道家的生死观中则有较多消极的基至极为有害的东西。例如：“贵生重身”、“不以国伤生”的观点，教人只顾着一己的完身养生而置国家利益、社会责任于不顾；“人死无贤愚”、“且趋当生，何遑死后”的观点则教人只顾着纵情任性而不讲是非贤不肖，不讲节操；养生在于肆情以乐之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享乐主义思想；而生苦死乐、人生如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58]）的观点则又反映出悲观厌世的情绪。这些都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 当然，儒家的生死观中也有不少消极的地方。这主要是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道德性）而忽视、压抑了人的自然性的方面。尤其是其往往根据剥削阶级的政治伦理要求来强调人的社会性，以致过分地压抑了人的自然性（发展到后来便有宋明理学家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摧残人性的主张），妨碍了人格的健康全面发展。而道家的生死观中也有其一定的合理、积极之处。如其所谓方生方死、死生一体的观点，看似荒诞不经，其实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就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生是指人的自然生命的开始与生命活动的存在；而死则是指人自然生命的完结、作为个人的自然生命活动的消亡。就这方面来说，生与死是矛盾对立的。然而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的。无生则无死，无死亦无所谓生。苏格拉底也曾指出：每个事物都有其对立面，而每个事物都只能产生于它的对立面；生出于死，死亦来自生，生与死既是相对立的而又具有相互产生的关系[59]。道家这一观点正是揭示了生与死二者的辩正关系中相联系相依存的一面。这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生与死的本质与关系。又如道家所谓不悦生不恶死的态度就显得非常达观。它教人摆脱对个人生死问题的过多的关心与思虑，这对于消除或减少人们对于死亡的苦恼与恐惧，无疑也是有帮助的。此外，道家生死观较重视人的自然性，重视作为一个自然中人的要求，这对于由于偏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的儒家生死观来说，也起着一种互补作用。 先秦儒道两家的生死观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其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来剔除其糟粕，利用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本文努力于此，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注】 1．《荀子·礼论》 2．《礼记·祭义》 3．《庄子·养生主》 4．35、43：《庄子·盗跖》 5．18：《列子·天瑞篇》 6．《论语·颜渊》 7．《列子·力命》 8．《庄子·渔父》 9、19．《庄子·至乐》 10、15．《庄子·知北游》 11、23．《荀子·正名》 12．《庄子·天地》 13、14、17、20、21、22．《庄子·大宗师》 16、25、26．《孟子·告子上》 24、37、40．《论语·卫灵公》 27、52．《孟子·离娄下》 28．《孟子·尽心上》 29、47．《荀子·荣辱》 30．《荀子·不苟》 31、32、33．《庄子·让王》 34．《庄子·山木》 36．《庄子·骈拇》 38．《论语·季氏》 39、44、50．《列子·杨朱》 41．《论语·里仁》 42．《论语·泰伯》 45．《孟子·尽心下》 46．《荀子·强国》 48．《庄子·天运》 49．《庄子·在宥》 51．《列子·黄帝篇》 53．《论语·为政》 54．《礼记·檀弓》 55．《论语·先进》 56．《论语·子罕》 57．《庄子·列御寇》 58．《庄子·齐物论》 59．《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中《费多》篇。 ——1990年10月发表于《韶关大学 韶关师专学报》1990年第一期（总第一期）P79—84 【附记】 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中将列子、杨朱等与老子、庄子并列先秦道家学派。并指出今本《列子》一书“为湛（按：指晋代的张湛）所伪造，似无可疑。然谓其绝无根据，则亦不然”，“此书盖佛教初输入时之作。然作者于佛家宗旨，并未大明，故所言仍以同符老庄者为多，与庄子尤相类”，“以之作《庄子》参考书最好”。吕先生还特别比较了《列子 · 杨朱》篇（吕先生谓其“盖真伪参半。盖剽取先秦古籍而又以己意润饰之者耳。”）与《庄子 · 盗跖》篇这两篇中的有关内容，从而指出《杨朱》所宣扬的“且趋当生，何遑死后”、“说（悦）其志意，养其寿命”的思想属“道家养生论之末流。”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详见“百度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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