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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和秦代书法 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约自公元前１６世纪至公元前２２１年。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时代特色。董作宾先生（彦堂）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气格阔大，雄壮卓伟；第二期由旅、大、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规矩森然，法度谨严；第五期由黄、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工稳典雅，布局精到。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董作宾说：“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收迄，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其发挥也还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
２、商和西周金文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浑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 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有的达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铭》《宰甫卣铭》等。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看来，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起收随处可见尖形；结构仍多取纵势，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谨严而自然。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健峭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见，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扬先祖等六大类，文辞最长可达４９７字（《毛公鼎》），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１）西周前期 其中《大盂鼎》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庄雄浑，字迹瑰丽遹伟。其铭文严谨端庄，笔划尖圆并用，体势纵长挺拔，结字密致凝练，章法整齐有序，在书法上属方笔壮伟一路；呈现出一种高华肃穆、瑰奇典丽、端重卓伟的庙堂之气，已经具备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气质。长期以来被视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２）西周中期 《大克鼎》，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字迹特大，结体修长峻拔而具端穆之致。由于铭排列于界格之中，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
《牆盘铭》也是杰构，笔划婉转含蓄而不失畅达，结体谨严密致，全篇整齐疏朗，整体气息端稳庄重中时露清新秀洁，堪称西周金文代表作。
（３）西周晚期 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晚期传世最大的青铜器，长方形，长一百三十点二厘米，宽八十二点七厘米，高四十一点三厘米。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铭文一百一十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有所虏获，受赏于周庙的事情。此盘字迹出于大篆而不尽相似，笔划纵向舒展，转折处圆劲，注意笔划之间的平行、等分关系，结体修长，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优雅清疏。论者以为实乃《石鼓文》之滥觞，由此而向小篆递进，顺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为法。
厉王时的《散氏盘》，也称《矢人盘》、《散氏鬲》，乾隆年间出土。盘腹有铭文十九行，满行十九字，计三百五十字。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契约，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经过，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笔划一改典型金文的横平竖垂、匀稳工正，代之以欹侧斜正、粗细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与其它作品的长方或近方、端正稳重的体势不同，在金文中可谓别构一格。习篆籀者多取以为范。这种风格出现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联系西周晚期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分化的趋势，应当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散氏盘铭》与《大盂鼎铭》，在清代有“四大国宝”的美誉。此外的代表作品还有：夷王时《多友鼎铭》、宣王时《颂鼎铭》等。 总体看来，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铸造，不仅仅是为表达文字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书写、铸造文字时的审美意识。例如笔划的圆转、方折、粗细、刚柔、曲直的变化，结构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对称、疏密等形式规律的运用，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书写者的匠心，艺术性比甲骨文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和丰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笔划、结构和章法上的处理，圆熟自如，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和铸造方法的特长来发挥创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独具一种凝铸效果，端严肃穆、气息高浑，令人观之而有如入庙堂、如对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却又有慈霭温婉、如沐春风的亲切感，通常认为，这应该是所谓“大篆”的特有气息。这种气息是非常可贵的，在后世书法家那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成为后来者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被认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学习大篆的典范。
此外，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商和西周时代还有其它记录文字的载体，《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尚未发现这样的典册。不过，却有其他文字资料，如玉片朱书“束于丁”、陶片墨书“祀”字、《妇好墓石磬刻》等。由于考古所见有限，我们还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它们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另一种面貌。 ３、春秋、战国金文 伴随这一历史大变动，文字的应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容庚说：“铭文的特征是文字图案化，装饰代替了书史性质”、“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不过，他的概括并不全面。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这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地域风格的逐步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变；二是在一些诸侯国里出现了文字装饰化的倾向。同时，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为适应其需要，产生了明显的文字简化趋向，并进而导向了隶变。这两大变化，构成了春秋战国书法的基本发展线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风格仍有所延续，构成春秋战国书法的第三条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称作：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装饰化）、隶变。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主要存在于金文中，隶变主要发生在简牍书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简牍中共同存在的。 （１）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 （２）金文的地域化发展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确实非常纷繁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其中有历史共同性的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规范化。在三个系统中，西土一系，主要是这条道路；而东土、南土两系，也出现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虽然三系之间的文字形体差异很大，但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却在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共同点，这就是笔划的均匀化、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文字的应用特性所规定的，也是人们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结果。文字的规范化，是文字在应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字进行美化时的一种道路。不妨这么说，假使不是秦统一了中国，而是其它六国之一统一了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形式上类似小篆的篆书字体，作为规范的文字体式。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前面所举各例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铭文。 ４、秦国《石鼓文》和《诅楚文》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其“石鼓”，所刻文字为“石鼓文”。文为四言诗，述秦国国君游猎事。其刻制时代，尚无定论，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其字犹存大篆典型，但笔划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因系原石，历来受到宝爱，由唐至今，每视为国宝，咏赞极多。师法者或强调其大篆气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参之，得其匀稳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诅楚文》，战国中期以后秦石刻，内容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传宋代先后发现：㈠嘉祐年间凤翔开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时取归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发现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时亡佚，所传拓本都系翻刻。现存摹刻在《绛帖》和《汝帖》上的是前两种，已失原形，不过骨架犹存，可以看出与小篆的渊源。
５、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墨迹 （１）《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
（２）《楚帛书》 楚帛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笔锋运用的变化不大，笔划呈弧形而且倾斜，富有动感；字形多取扁势、侧势，有一种自然随意的效果。
（３）简牍书 这些楚简与楚帛书接近，不以规范、工整为追求目标，而首先满足书写、制作时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笔简捷、字形欹斜。楚简的应用性更突出，因而这些特点更强烈。如江陵望山简结构疏密调整甚巨，大开大合；《信阳楚简》结构错落，起笔时每有重顿，形如钉头，洒然自得；《长沙仰天湖楚简》用笔雄放；《包山楚简》则或沉着或灵秀。总体看来，既统一又有较大变化，显示了活泼的生机。
秦简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青川木牍。１９８０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第５０号墓出土，计有２枚，时间约当秦昭王元年（前３０６年）左右。 《青川木牍》只有一枚正面字迹清晰，其余皆残损过甚，不可识读。内容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会、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古隶。篆书圆曲形笔划已渐渐被分解为直的笔划，体势平正并趋向隶书的扁势，波磔已有萌芽迹象。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隶书字体已逐渐成形。
二、秦 秦朝（前２２１年～前２０６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嬴政自号“始皇帝”，国祚虽短，却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推广小篆，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分化。秦同时还推行了隶书，使之逐步成熟。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战国秦文字的进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于官方文诏、刻石、符印等。现在可见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这三类。 《史记》记始皇帝立国后四次出巡，刻石七处，分别是：《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为证明其出于始皇，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诏。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仅《瑯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者残存十字，在山东泰安岱庙。《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则只有后人摹本。通常认为秦刻石的书写者为李斯。秦刻石文字笔划整齐划一，转折方圆并用，有如曲铁，富有弹性；横、纵排布秩序井然，讲究对称、平行，因而结构均匀工稳，比例极为协调。虽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实际上仍是生机盎然。
（２）虎符
（３）度量诏 金属制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笔划多直，转折多方，笔划排列往往不能均匀，结构时见倾侧欹斜，疏密开合变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处理随机应变，因字布势，故无论单字还是全局，均有质朴率真的特质，与严谨密致的刻石在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陶制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制成，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圆转畅达的特点。草率简捷，天真烂漫。这种风格面目，近来已日渐引起关注。 ２、秦隶 主要是《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墓葬１２座，时间是战国末年至秦。其中４号墓出土木牍２件，内容是家书；１１号墓出土竹简约１１５０件，内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编年记等，最晚至公元前２１７年，距秦立国已经过了４年时间。其书写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隶书的发展水平以及书写者的书写水平。从整体上看，介于篆隶之间，而隶书的因素已经非常突出。
（２）瓦文陶文 ３、秦代书法家 推行小篆的参加者赵高、胡毋敬，应当也是小篆书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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