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汉武帝之思想统治政策，即让儒学成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然近年学界有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真实性。今于刘教授之课，一视频更有孙文先生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之证据源于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特指，该段文字“背之于《武帝纪》和《儒林传》”。司马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而孙文先生之强调旨在纪年之误。而不适于董仲舒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过程，则“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之证据也就不足为据也。
董仲舒乃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今河北枣强人士，“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专精于述古”之声誉，为“博士”。
晚年辞官“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此外《春秋决狱》、《玉杯》、《清明》、《竹林》等著作，“凡百二十三篇”。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卫绾乃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为武帝为太子时之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然汉武帝即位，即将卫绾“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其乃黄老派之政治报复。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而后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于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而果；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汉武帝即重起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治上大成。
然政治之成无不逊于其政之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问贤良，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董仲舒以儒为基，兼收刑名、以“天人感应”为核之新儒学思想体系，从理论上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任务。那武帝何要发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耶？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犹在。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西汉政府便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政策，方有“文景之治”之盛世。汉武帝即位之日，西汉于国力雄厚之际，便内多兴作，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施展其之雄才大略，而黄老之术“出世”之性质和“无为”之取向，与其抱负相左。于此绌抑黄老成历史之必然也。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孔子倡“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至董仲舒之际，其发展主要有四：其一，“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二，“君权神授”。“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其三，限田、薄敛、省役。其四，“三纲五常”，倡孝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为此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
汉武尊儒，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董仲舒之“定太学以教救国”，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其《诗》乃《诗经》；《书》即《尚书》；《礼》就是《周礼》、；《易》就是《易经》，、；《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之编年体史书。汉武帝还立专事研究、传播五经之教官“博士”。挑“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之人为博士，责传授学问。
于此，吾自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