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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学说，此六经被古人称为宝典。“经典”在古代主要就是指这六经。汉代是经学研究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对于经学的研究分两个思想派别，一派是古文经学，另一派是今文经学，两派长时间争辩，但也互相渗透和整合，到后来，两派在思想上出现了统一趋势。 汉代经学的出现既是在与道家的论争中发展的，也是对于先秦易学、儒家思想等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是对与魏晋玄学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准备，即通过将经学推到了理论顶峰的方式终结了经学，以此来开启玄学。 后世回头看汉代经学，会感到经学比较保守、繁琐、争论不休，缺乏实际意义；可是，两汉经学对于塑造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的统一性和兼容性方面，具有构架系统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 第一，两汉经学是如何产生的？首先，儒学曾进入低潮，先是被法家、纵横家等占据主导地位，后又被道家占上风，成不了主导思想。 前秦百家争鸣时代，儒学的影响力还不如纵横家、兵家和法家等，因为儒家的基本理论不适应战国时期列国争雄、战争频发的局势，各国君王感到纵横家、法家和兵家等对于富国强兵更有用。秦国的几位君王主要是靠法家取得成功的，秦统一之后，法家思想一度占了主导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宣告结束，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推行“焚书坑儒”，使儒学的发展在秦代进入低潮时期，儒学论著不如法学书籍吃香，甚至不如兵书等让人感兴趣。 楚汉战争之后，汉代秦而立，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刘氏王朝很重视吸取秦朝失败的历史教训，刘邦和他身边谋臣都非常重视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检讨依法家理论治国的得失。于是，汉代刘氏王朝重新调整意识形态，此时，开始重视道家和儒家。 刘邦是小吏出身，属于文化水平低的一类，刘邦不重视文化礼仪，他喜欢喝酒、骂人，还好色，而他骂得最多的是儒生，但他并非不用儒生，他身边也有不少儒生，如刘交、郦食其、陆贾、娄敬、叔孙通、随何等谋士或辩士，几乎都是儒生出身，但好几个人被他骂过，比如，著名儒生郦食其被他骂是“竖儒”，大儒叔孙通被他骂是“腐儒”。刘邦甚至还说要把儒生的帽子拿来当夜壶。 不过，骂归骂，对于儒生刘邦至少比秦始皇要重视，他用秦博士叔孙通来帮他制定礼义，而他对叔孙通的表现也比较满意，毕竟礼仪制度使他的帝王威严得到了维护和强化，这有利于他的集权统治。班固的《汉书·高帝纪》有记载称：“（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这就是说，汉十二年十一月，刘邦从淮南回到关中，路过鲁地，以太牢礼祭祀孔子。这表明刘邦在世时，对于儒家开始接受。 刘邦驾崩后，刘盈继位，刘盈废除了“挟书律”，允许儒学在民间传授，这对于儒学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改变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消极影响。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汉王朝对儒家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开始下令四处搜寻经典，开启献书之路。其中，典型事例是文帝派晁错专门去找儒学名家伏生，求其授《尚书》；此外，文帝时还开始设《诗》博士。景帝时，朝廷又立《春秋》博士。所以，文景时期，儒学已经开始受到了重视，儒家是学宫之中教育的重要内容。 只是，当时儒学的地位还不如道家学说，文景时期，朝廷对道家更重视，道家是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治国的理论基础。其实，在刘邦时期，就对道家士人比儒家士人更重视，刘邦打天下时最重要的两个谋臣张良和陈平都不是儒生，而是研习道家学说的，属于黄老之学一派的，刘邦对张良、陈平比对于郦食其、叔孙通重视多了。 文景时期，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学的内容，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其主要的政策诉求是让民众修养生息，“文景之治”主要是推行“黄老之学”思想政策的社会政治成果。所以，在汉武帝之前，儒家虽然也开始受重视，但仍占据不了主导地位， 其次，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学得以复兴。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刘彻行冠礼，十天后，景帝驾崩，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当时，以太皇太后窦猗房为首的保守派势力仍很强，掌控着朝局，太皇太后窦氏试图在幕后执掌皇权，让汉武帝按照她的政治意志来治理朝政，其统治思想仍然延续着景帝时期的黄老之学，加上淮南王刘安等皇族实力派的支持，“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继续延续。 可是，汉武帝刘彻有雄才大略，他不是一个愿意任人摆布的皇帝，即便是太皇太后窦氏也不行，当时，权力斗争还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夺，太皇太后窦氏和刘安等试图延续黄老之学，而汉武帝却不愿意继续以“无为而治”方略来治国，他需要积极有为，需要强化帝王专制集权，不容许后宫、贵戚和权臣干政，于是，汉武帝需要新的治国策略，需要一帮新的大臣来为他实现其雄才大略服务，同时，摆脱太皇太后窦氏等保守势力的牵制。 刘彻为了摆脱太皇太后窦猗房、皇太后王娡等保守势力的制约，他曾采取了强硬行动来调整朝中高官，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刘彻罢免了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起用魏其侯窦婴为太尉，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这是为了调节与太皇太后窦氏以及皇太后王娡的关系，也是为了以儒者来瓦解窦氏守旧派的统治意识，窦婴是窦氏的侄子，田蚡是王皇后同母弟，而两人都喜好儒术。此外， 另一方面，刘彻又分别任命儒者赵绾和王臧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赵绾和王臧都是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的弟子，显然，刘彻新任命的这四位重臣都是喜好儒学的。 此外，刘彻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来增加儒者的作用，一是下旨令丞相田蚡等内外大臣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二是派文臣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去传旨征召大儒申公，申公劝谏刘彻应寡言力行，但刘彻喜好文词，因而对申公不满意，不过，刘彻还是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与他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巡狩封禅等礼制之事。 可是，刘彻的这些政治措施使太皇太后窦氏感到了势头不对，她觉得刘彻是想通过重要儒生来毁掉他推崇的黄老之学，是图谋要架空她。建元二年十月，恰好御史大夫赵绾上奏汉武帝，请求皇上不应上报太皇太后关于朝政大事，这惹恼了窦氏，窦氏是一位很有手段的掌权者，他令人暗中收集赵绾、王臧等非法牟利的罪证，要求刘彻将赵、王二人下狱治罪，当时朝中老臣主要是窦氏的势力，刘彻没有办法，只好照办，结果，赵绾、王臧皆死于狱中；之后，随后，太尉窦婴和丞相田蚡也被罢免，改任开国功臣后裔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而申公所制定的明堂礼制等也被废弃。汉武帝重用儒者和推崇儒学的行动失败了。 在此期间，刘彻韬光养晦，装成沉湎于微行和狩猎的样子，而暗地里仍在寻找人才，想办法进行改革。 机会终于来了，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窦氏死了，于是，汉武帝将汉文帝时期的察举贤良方正的选拔官员的方法更新使用，以此来选拔一批新官吏，汉武帝需要以儒者新官吏来取代朝中的旧官僚。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元元年辛丑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贤明仁君，招四方贤士，征治国方略。” 汉武帝亲自主持策问，对选入参加策问考试的考生提问关于“古今治道”，让考生论贤明仁君，讨论治国方略，以及如何选拔四方贤士。 儒者董仲舒的表现最出色，他在应对策问时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儒学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资治通鉴》） 这次君臣问策十分重要，汉朝到了武帝时期，这已经初步奠定“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的理论基础。儒家的“仁、义、礼、乐”基本理论成了治国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学逐渐取代汉初的黄老之学，成了汉王朝的治国策略的依据。而有了董仲舒这“独尊儒术”的倡议，在董仲舒成了汉武帝所信任的政策顾问之后，由于汉武帝频繁与儒学学者接触，接受儒家的治国方略，后来也就有了“罢黜百家”政策的推行。  董仲舒画像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来有争议，其中“儒术”是指什么呢？儒术所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其主要内容是个人的内在修养与治国的理念和策略，其理论基础是经董仲舒改造了的儒家。其理论源头是孔子和孟子两位儒家代表的思想，但董仲舒并非只照搬孔孟思想，而是将其作了更新和改造，于是，后世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想为“新儒学”。 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的策问时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独尊儒术”起初的表述，其主旨在于强调思想的大一统，只许传播研究“孔子之术”、“六艺”，其它的理论学说都不要了，“勿使并进”。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了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思想变得不允许争鸣了，当时是法家兴盛，儒家受到打击；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却是儒家兴盛，其它百家被遏制了，董仲舒的建议是“独尊儒术”。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实施强化思想大一统的策略。建元五年（前136），朝廷推行兴太学、置五经博士的政策，下令各以家法传授儒学。而在太学中，所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因而，从汉武帝重用董仲舒为政策顾问之后，儒学便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儒学迎来了少有的大复兴。曾经被秦始皇压得差点灭绝的儒学经过董仲舒的呼吁和努力，成了汉代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成了最热门的学说，儒学扬眉吐气。 再次，从春秋公羊学受青睐到古文经学的兴起。 汉武帝兴太学、置五经博士，所重视的就是今文经学，而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董仲舒是一位专门研究春秋公羊学的专家。所谓“公羊学”，即公羊高、公羊寿为《春秋》写的传注所代表的学术观点，即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学术观点。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主体，融合阴阳家、黄老之术、法家思想等，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大一统思想体系。也正是董仲舒之所以倍受汉武帝青睐，也正是因为他的大一统思想理论，当时，汉武帝正需要有这样一种理论来为他强化皇权集权专制服务。因而，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所呈的对策三篇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之后，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主张也为武帝采纳。 这就是说，董仲舒的学术思想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政治形势的需要，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学说，在原始儒家礼治思想基础上提出“三纲”思想，明确宣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主张。孔孟的仁爱思想被改变了，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这仁爱之心被董仲舒改造成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君臣之间没有仁爱之心，只有臣对君的尊敬和服从，父子之间的慈爱之心变成了子对父的尊敬遵从，夫妻爱情变成了妻对于父的绝对顺从无条件牺牲。所强调的是臣对君要应“委身致命”,“善皆归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同时，父权和夫权具有绝对的性，子孝妻惠不容许改变。 董仲舒对儒家的这一改造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这一套“三纲”理论对于强化汉王朝的皇权专制统治秩序太重要了，太有用了，自然很受汉武帝的欢迎。而这也是汉武帝提倡春秋公羊学的主要原因。《春秋》这一经典是孔子正名分的著作，有利于将儒家理论应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策略上。其它经书在政治方面的实用性都不如《春秋》。而且，《春秋》经文字句简要隐晦，便于学者发挥和引申。《公羊春秋》很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这一位春秋公羊学的出色理论家，当然也倍受汉武帝的青睐，董仲舒成了“群儒之首”。 当然，董仲舒作为儒家学术大师，他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很重视民本思想。他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就是说，上天设立君王是为了使万民安乐的，而非给万民带来灾害，能给百姓带来安乐，上天才会让他当君王。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说，把君主专制理论与民本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主张以“三纲”来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有重视民生，提出“任德不任刑”的统治方法。这是要避免出现秦亡的历史悲剧重演。 汉武帝除了重用董仲舒之外，还重用了《公羊》学的大师公孙弘等人。公孙弘是一位狱吏出身的儒生，重视儒学研究，他先后二次被国人推荐，征为博士，后来他成了《春秋公羊》学大师，进入仕途后，十年之中，他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先后被任为左内史（左冯翊）、御史大夫，最后任丞相，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于相位逝世，谥献侯。之前，汉朝的丞相皆是列侯贵族，公孙弘是第一位出身贫寒的儒生成为丞相的，这与当时汉武帝重视儒士，重视春秋公羊学有很大的关系。儒生拜相是武帝时期在人才政策上的创举，也是当时儒学独尊的体现。 总之，在西汉前期，文景之际开始确立齐鲁韩三家《诗》为博士，此时开始重视今文经学，至武帝时期，立五经七博士、兴太学，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加上春秋公羊学大师公孙弘任丞相，这使汉武帝特别重视今文经学，重视《春秋公羊》学，自那时起，研读今文经出身的官员成为汉王朝封建政权的主体，今文经学占据了当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今文经学的视野中，研读经书是为了经世济民，其实就是把经书当成政治哲学，由“三纲”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策略，甚至也借助于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今文经学家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其理论目的是建立大一统的“天人感应”、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治国方略。 到了汉成帝刘骜（前51年~前7年4月）时期，古文经学的典籍受到了重视。 成帝刘骜爱读经书，喜欢文辞，宽博谨慎，他在读古籍时发现秘府之书多有亡散残缺，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图书文献。他下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委任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令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令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令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而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做成提要，辩其谬误，编著者将其上呈刘骜，由他亲自观览定夺。这为古文经学的兴起创造了政策背景。 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刘歆为古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汉成帝了解到刘歆通经学、善属文，召见了他，任他为黄门郎。刘歆随其父进入天禄阁，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 刘歆校读秘籍时，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见过孔子，所以，《春秋左氏传》应该比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传更为可信，于是，刘歆引《左传》解释《春秋》。开启了古文经学解《春秋》的基本方法。  刘歆 刘歆对古文经学有三大贡献： 其一，他发现了一批晚出的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他倡导和宣扬研读这批古文经书，使士人们开始重视古文经典，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其二，他通过引《左传》解释《春秋》，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逐渐把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的方法转向了重视训诂，以古文的字体笔意来解经。这等于是否定了董仲舒开创的以微言大义解经的方法，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其三，为古文经学争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力图使古文经传于学官。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针对着当时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局面，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仪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他试图使今文经进入官方学宫，并使古人学家成为太常博士。可是，当时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学家，而且，朝中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主张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他提升古文经的官方地位的设想没有能实现。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排除众异设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到汉章帝《白虎通议》的颁行，才真正标志着古文经学逐步跻身显学之列。 据《汉书》记载，古文经书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汉景帝时期，被封在山东的鲁王刘余扩修宫殿，拆迁旧殿时拆到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了《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几十篇“古文经书”。 （二）山东鲁国有个叫做淹中的地方，发现了古本的《礼》，有十七篇是跟“今文”相似，但却比今文多出来三十多篇。 （三）河间献王刘德因为喜欢古学，四方之人纷纷来献书，而所得到的古书，几乎与长安官学今文典籍差不多。 第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有什么区别？到了西汉末期，经学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并互相攻歼，争论不休，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首先，今古文在经文表现形式有所明显区别：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而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的。虽然二者皆是先秦儒家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是，在经学家和儒生们看来，区别是很大的，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 其次，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不同： 今文经典：1、《诗》三家：《鲁诗》《齐诗》《韩诗》；2、《尚书》三家，伏胜、大夏侯（胜）、小夏侯（建）；3、《礼》三家，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4、《易经》四家：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5、《春秋》三家：严氏（严彭祖）《公羊春秋》、颜氏《公羊春秋》、《榖梁春秋》； 古文经典：《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周礼）；费氏《易》、高氏《易》；《春秋左氏传》《邹氏传》《郏氏传》。 今古文主要是围绕五经争论的，其实，五经本为六经，或称六艺，还有只有乐谱没有文字的《乐经》，它被认为毁于秦火。 再次，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典的排序不同： 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 古文经学者班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 此外，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待孔子和五经的评价也不同： 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而古文学却认为孔子是“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而古文经学却认为六经皆是古代史科；今文经学认为汉代五经均为全本；而古文经学却认为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不可靠。 最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研读经典的目的大不一样： 今文经学讲经研经的主要目的是发挥经典中的观点，阐述经世济民之学，比如董仲舒就解释成“三纲”理论，引申为“天人感应”的学说，重点是为了推衍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今文学说的主要方法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引为治国方略。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其理论走向没落。 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却把经籍看成是历史文献，主要是将其作为授徒讲学的教材，注重的是文字训诂的方法，主张复古，专注于学术。古文经学讲究典章制度，注重依古圣先王来讨论治政。演变到最后，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各家有家法，师承专师，因循守旧，门户极严，走向没落。 第三，对两汉经学还如何评价？西汉末期开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派互相攻讦，各言其是，使儒生们莫知所从。到了东汉末年，郑玄（127～200年）试图调和两派，他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经学之说，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之言。《后汉书·郑玄传》曰：“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裕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其实，郑学的主张表明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已经基本平息，融合成了趋势。郑学被誉为是“通学”。 只是，郑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的对立立场，但是，对于经学深层理论危机，他并没有能解除。 首先，郑玄与西汉末期的今文学家一样，相信谶纬，常以谶纬附会经说，这是得经学走向神秘和独断性，失去了董仲舒时期的哲理性，丢了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其次，郑玄与后期的古文经学家一样，是经学研究日益变得繁琐，纠缠于细节，令人生厌；最后，东汉末年读经已经很难进入仕途，经学的衰落趋势已经出现，郑玄也阻止不了这种趋势，郑玄只能是经学的末期大师。 对于两汉经学的评价，主要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经学的兴起，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系统性文化理念，将政治、哲学、伦理与天人合一的学说紧密统一起来。秦行法家政治，焚书坑儒，儒学遭受浩劫；文景时期，汉王朝重视黄老之学，虽对儒学也开始重视，但其主导思想是“无为而治”，儒学尚未成为主导思想；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的发挥和改造，迎合了汉武帝大一统政策的需要，经学兴起，取代黄老之学成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经学被用来解释、论证大一统的政策，把儒家伦理赋予政治策略，并与“天人感应”说密切结合在一起。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这是董仲舒等经学家一贯主张的天变灾异需反暴政的理论，天人相通，君王必须以德治国。这其实也融入了民本思想，这是把儒学的“仁政”学说作了重要发挥。有德之军受天佑，无德暴君遭天谴，天人一统，伦理政治一体化，同时，以“三纲”理论来维护皇权集权专制体制。 其二，从文化思想上看，表面上“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等大一统思想观念体现了封建专制政策对思想文化的箝制与窒息，如果仅仅从这方面看待汉代经学思想是片面的，其实，汉代经学具有塑造汉文化系统性、融合性的特点。 秦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秦在疆域、军事和度量衡等方面推进了统一，而在文化思想方面，却是在汉代完成统一性和兼容性的。汉代“大一统”条件下的文化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 汉代文化思想却是有政教合一、高度集权、舆论一统一的一方面的，在人们的思维模式方面，倾向于规整一致，看似缺乏独创性，其实，汉代文化思想建设是在统一、系统和兼容方面体现其深刻性，文化心理的大一统创设，有其反对分裂，抑制动乱，避免偏离的特点，这是很厚实的文化心理积淀。 从秦到汉，有“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历史趋向，而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较少融合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并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成就。 其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儒术被尊为思想权威其实是是宣帝、元帝时期完成的。石渠阁会议之后，经学的地位达到意识形态的最高点，今文经学成为国教，不容任何质疑。这就是今文经学开始走向终结的迹象。西汉末期，今文经学的粗劣变种谶纬经学出现了，是巫师、方士用宗教预言、符箓瑞应等附会儒家经典来影射朝局的变化，预言王朝兴衰，预测权贵的命运等等，今文经学异化了，走向了神学迷信。到后来，由汉章帝出面召集白虎观会议，裁定经学的正宗理论，这其实是加速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名为修缮儒学，其实是毁了儒学，汉代经学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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