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前202年~220年):前道后儒 汉初的黄老之治——无奈之举 汉高祖刘邦深知秦朝灭亡的原因,没有再沿用法家为主的治理逻辑,一直到后来的文帝景帝采用的都是黄老之治。之所以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创业成功后的刘邦最好的选择是把土地分封给各个开国将领作为奖赏,这时采取君主专制时机还不够成熟,帝国也没有形成复杂的官僚体制来统治这么庞大的领土,尽管刘邦杀了大部分开国将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依然不高,地方经济发展处于放任自由状态,说好听点就是无为而治,现代的说法是靠看不见的手让经济恢复。 汉初的黄老之治催生了对道家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墨、法、阴阳和儒家思想,但主旨属于道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最高成就。后世儒释道融合,很多观点相互借鉴不足为奇。比如《淮南子》原道训有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恶生焉。这与宋代理学宗师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讲的类似:“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五性感动而善恶分”;原道训又言: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把这句话反向理解是不是就有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 如果黄老之治延续下去,这套书必定大放光彩,可惜他碰到了汉武帝。 汉铜车马仪仗队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教的诞生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要北击匈奴,无为而治下的国家太松散,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儒家强调等级观念是一个很好的思想格式化工具;二、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汉以前的君王都是贵族出身,凭什么平民出身的刘氏可以做皇帝?如果人人都像陈胜想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岂不暗潮涌动?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为“大一统”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本书里的“微言大义”还被汉朝人用于断案,即所谓的春秋决狱,董仲舒写了这本书的读后感《春秋繁露》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把皇帝合法化——天是宇宙的主宰,天子是天在地上世界选的代表,所有人必须听天子的,如果皇帝做的不好天就会把他换掉,需按照儒家规矩行事才能算一个好皇帝;如果天不满意天子的表现,就会降出灾祸让人明白天的不满,反之天就会降出祥瑞给人间。这就是折磨了大汉王朝三百多年的谶纬,符命,祥瑞和灾异的理论基础,也深深影响了后世朝代君主的统治。当宋神宗认为地震是老天对他的变法不满想要终止变法时,王安石说出的话至今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定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战略目标后接下来就是怎么执行了。汉武帝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把原来各个学说都研究的博士改成“五经博士”,只研究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二、设立太学,每年从地方招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五十名(后发展到上千名)入太学跟随五经博士学习,合格后授予官职。这样几代以后民间开始拥抱儒学,只有这样做才能被选中当官,朝中做官的慢慢变成了儒生,为皇帝提供参考意见的博士也是学儒出身,于是完成了儒家思想对整个官僚系统以及平民阶层的格式化。至此,儒学变成了儒教,成为帝国一种犹如宗教信仰般的存在。 宋本《春秋繁露》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纷争与统一 儒家经典被奉为唯一官方教材后,“古文经”和“今文经”的争端贯穿了两汉。汉初官方采用的儒家经典多为秦朝遗老口述所传被称为今文经,而西汉人后来通过“考古”发现了更早以前的经书版本被称为古文经,例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两经的内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今文经的内容提供了大一统理论,“微言大义”和对天人合一理论的支持,古文经的儒家学说讲的是比较纯粹的仁义和礼仪的传统,今文经博士显然不愿意改正错误,否则就否定了大一统和天人合一。可大家又不可能对“正确”的古文经熟视无睹,于是今文经学者和古文经学者分道扬镳。两汉的皇帝比如汉宣帝和汉章帝都主持过调和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的会议(石渠河会议和白虎观会议),虽然不能给古文经设立新的博士点,但把古文经列入了官修课程。 统一古文经和今文经这件事最终在郑玄手上完成,因其具备三个条件:天时——东汉后期学习今文经更多是一种做官的途径,在野的古文经研究学者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而不是早期那种今文经学压制古文经学的态势;地利——东汉皇帝普遍重学,修建了大量学校,而且学子们游学很常见,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学问;人和——郑玄四处游学,同时精通古文经和今文经,特别是拜师当时最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马融,获其真传。郑玄拒绝了多次做官的机会,甚至因党锢之祸坐牢时都在潜心编注儒家经典,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所长进行了融合,使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这种经学也被称为“郑学”。郑玄出身寒微而能成一大家,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也是汉代重视教育的结果。 汉曹全碑 迷信与反迷信 汉武帝只想利用儒教来控制思想加强统治,没想到自己的后代入戏太深都开始相信谶纬、命符、祥瑞等鬼话,王莽利用了这套工具成功篡位。王莽崇尚古文经,他的“复古改制”其实是按照古文经学说进行的,遂引起天下大乱继而被绿林军所杀。刘秀和公孙述等人趁乱而起,也用了这套工具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当然在乱世中刘秀最终还是靠武力当上了东汉皇帝。 光武帝到底是主席欣赏的男人,他以武功立国,沿用儒术治国,利用图谶正如汉武帝利用儒教一样是为了定义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但韩非子早就看透了臣子的本性——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光武帝好图谶,而群臣言必称图谶。于是朝堂之上尽是各种预言、灾异和祥瑞之词,不信的说久了都开始信了,更何况民间。 汉光武帝 在众多反谶纬的人中思想家扬雄是个另类,他的出名不是靠“注”经而是靠“仿”经。他模仿《论语》写了《法言》,模仿《易经》著《太玄》等等。但他在著作中表现出了对正统儒学的捍卫,寻求让儒学回归本源,反对谶纬神学;强调了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驳斥了灾异之类的迷信,可以说是古代“唯物主义”的先驱。后来王充接过了这面大旗,他的著作《论衡》“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如果说扬雄是从“儒家”的角度反迷信,那么王充是从“道家”学说出发提出“元气自然论”,否定了天人感应学说,很多说法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可是否定归否定,古人又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些理论,不可能动摇当时官方的主流学说,但他们敢于挑战和质疑权威,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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