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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老子“三宝”的第一宝是“慈”。慈，包含有柔和、爱惜之意，即爱心加上同情。慈，不仅是仁慈加于人，而且还要不做害人之事，不说损人之话；仁爱加于兵，使之“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同样可以“慈心”于一切物，戒杀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养天和。就是要“慈心”于胸中，使之“慈祥”、“平和”之气充盈其中。慈是三宝的首要原则，用慈进攻可以得胜，退守则可坚固。 老子“三宝”的第二宝是“俭”。“俭”即含藏培蓄，不奢侈，不肆为。“俭”的内涵有两层：一是节俭，吝惜；二是收敛，克制。老子要求人们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还要聚敛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这就是说，对于“俭”，不仅只在用财当俭，一切事情均可用“俭”，“俭”于饮食可养脾胃，“俭”于嗜欲可聚精神，“俭”于思虑可除烦恼，“俭”于言语可养气息，“俭”于酬酢可息身劳，“俭”于夜读可安神思。 老子“三宝”中的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争，谦让；二是退守，居下。老子的“三宝”是他对于道和德的社会实践意义上的总结。老子身处战乱，目击了太多的暴力和残酷场面，深深地感受到治国安邦离不开这三宝，因而才极力加以阐扬。老子认为使用这三宝于社会诸领域就能取得胜利，反之，会导致失败。 老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不管是过去和现在，老子的“崇俭”思想都是极其重要的。它凝固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将过人的机智与俭朴谦逊的美德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晏婴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晏婴，字平仲，后人尊称他为晏子。晏婴出身于齐国贵族，长期居于要职，在当时列国间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清廉而俭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孔子曾说：“晏平仲真善于同别人交往！人们同他相处越久对他就越加尊敬。”司马迁更是充满感情地说：“如果晏子活到现在，我即便为他执鞭驾车，也感到十分幸福！” 公元前556年，晏婴的父亲、齐国大夫晏弱死去。当时，卿大夫的丧礼是非常隆重的，且不说小殓（为死者穿衣）、大殓（再次为死者穿衣并以尸入棺）、代哭（死者家属轮流哭丧守灵）、迁柩朝祖（将棺柩迁入祖庙停殡）这套繁文缛节，单就送葬规模来看就已十分惊人：送葬时，在前面和左右两侧牵引柩车的人成百上千，为使送葬队伍顺利通过，出殡前常常需要重新拓宽道路，甚至不惜拆除一些重要的建筑设施。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丧仪，除能维护贵族的体面外毫无意义。为矫正时弊，警醒世人，年轻的晏婴顶住流俗的压力，勇敢地对传统丧仪做了改革。按照礼制规定，为晏弱送葬时应有遣车（装载随葬牲体的送葬车）五辆，晏婴却只安排了一辆；按规定灵柩下葬后主持丧礼者还要请参加典礼的宾客们聚会一番，举行繁琐的拜宾、送宾等仪式，晏婴减掉了这套程序，安葬完毕即刻返回家中，让送葬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去。对这种违背常情的做法，不但当时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就连后来某些儒家学者也未能看出其中的深意。有一次，孔子的弟子曾参和有若两人谈起晏婴的为人，曾参称许晏子知礼，有若说：“晏子办理父亲的丧事，仪法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说：“你哪知道晏子的良苦用心！当国家混乱无道时，一个君子是耻于礼仪完备的。国家奢侈成风，君子就应大力提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之处。”现在来看，曾参对误解晏婴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晏婴当然也不是因为对晏弱感情淡漠才简化丧仪。在停殡期间，晏婴身着粗布丧衣，脚穿草鞋，每日以粥代食，夜晚睡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下铺粗苫，头枕茅草。这种接近于士大夫阶层守丧规定的仪法连晏氏家臣也觉得过于俭苦，他劝告晏婴说：“您现在已继任为大夫，这样守丧不合您的身份。”晏婴回答说：“只有那些高居卿位的人才算得上大夫。像我这样刚刚继承父爵的人怎敢僭用大夫之礼？”晏婴以这样“低级”的标准为父守丧，除了向世人说明自己简化丧仪完全是为矫正奢侈之风外，还有意同那些不顾廉耻、服丧期间便无所顾忌地纵情声色的贵族们区别开来。 在祭祀制度方面，晏婴也做了大胆的改革。按当时的礼制规定，大夫一级贵族祭祖时应当采用以羊和猪为祭品的“少牢”之礼，而晏婴却自降一级，采用了只以猪为祭品的士级祭礼，而且故意同注重牲体肥壮的传统用牲习惯唱反调，只用一些病瘦的小豚充当牺牲。后来某些旧礼的卫道士们以夸张的口气说：“晏平仲可真是节俭到极点了，他用来祭礼先人的豚肩（猪腿）连小豆（一种器物）都盖不过来，这样的人简直没有器量！”实际上，晏婴对祭祀的改革同他简化丧仪的做法一样，都是从“国奢则示之以俭”的目的出发的。在他看来，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只有勇敢地向传统礼仪挑战，用事实说明节俭的意义，才能彻底扫除弥漫在齐国上下的奢侈风气。 |
2009-12-29 10:52来源：一元一国学网作者：常桦浏览：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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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生活的时代，正是齐国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齐国王室日趋衰弱，卿大夫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国氏、高氏等原有的大族外，又兴起了一些新的卿族如崔氏、庆氏、陈氏等。在新老卿族以及卿族与国君之间，围绕着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不少卿大夫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独裁者，但立足未稳便被更强的对手所推翻。权贵们依恃富有不修德政而导致迅速灭亡的事实，使晏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聚敛无度的危害。因此，他在担任大夫后有意识地立身于争权夺利的漩涡之外，始终不渝地奉行着俭朴廉洁的生活原则。 为表彰晏婴当年反对崔、庆专权的举动，齐景公特将邶殿（今山东昌邑西北）附近的六十座小邑赐给晏婴，晏婴却拒绝接受。子尾问道：“凡人没有不求富裕的，你为什么不接受赐邑呢？”晏婴回答说：“人在富裕方面必须有个限度，不可追求欲望的满足。庆氏的封邑满足了他的欲望，也恰恰导致了他的灭亡。我现有的俸禄当然不够丰腴，加上邶殿六十邑后也许会感到满足，但这样一来恐怕就要大难临头，连原有的小邑也难保住了。我不接受邶殿之邑，并非生性厌恶富裕，而是为了巩固现在仅有的家业。况且按照礼制的要求，每人占有的财富必须符合制度，就像布幅要有一定的宽度一样。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贪婪纵欲，只能自取灭亡。我岂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国家的制度？” 公元前544年，吴国大臣季札访问齐国，与晏婴一见如故，甚表倾慕。季札预感齐国的平静形势下仍潜伏着大族火拼、社会动荡的危机，他建议晏婴交出自己的封邑和有关政务，以免卷入战乱之中。这个建议正合晏婴的意愿，随后，晏婴就向齐景公提出“纳邑与政”的请求，将所辖封邑以及管理封邑的职权全部交还给国家。从此，晏婴的生活更为节俭。在晏氏家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婴本人常常穿戴着洗旧的衣冠朝见国君，一件狐皮外衣穿了三十多年也不舍得扔掉。在其他贵族官员们费尽心机追逐利禄的时候，晏婴却一直安于这种清贫淡泊的生活。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你现在的住宅邻近闹市，周围吵嚷嘈杂，尘土飞扬，而且地势低洼，又潮湿，又狭窄，怎能长住？我给你换栋宽敞明亮的房子如何？” 晏婴辞谢说：“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住过晏家好几代人，我的功业比不上祖先，却能承受祖先的恩惠，住上这样的房屋，已经够奢侈了。况且邻近闹市，购物便利，也是一条好处，哪敢麻烦您为我换房？” 时隔不久，晏婴前往晋国商讨两国通婚事宜，齐景公知其不在，强令晏家周围的居民搬到别处，拆毁他们的住宅，为晏婴建造了一座堂皇华丽的新居。晏婴返回齐国，对眼前的事实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拜谢了齐景公的好意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派人拆毁新居，修复周围的住宅，请那些流散各地的邻居们返回故里，并向众人解释说：“大家早已卜居此地，相邻相亲，这是神明安排我们有这段缘分，神意岂可违背！君子不为非礼之举，百姓不做不祥之事，这是古代遗制，我哪敢背离古训？”在晏婴的反复请求下，齐景公也不再坚持原意。结果，晏婴仍然安居旧宅，邻里之间和睦如初。 晏婴一生经历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世，从崔、庆家族垮台后，晏婴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成为齐景公最得力的辅佐。到齐景公后期，晏婴已是年迈的老臣，但嘉言懿行愈发传播四方，在列国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却从不以德高望重而自傲。 有一次，晏婴乘车出门，车夫的妻子从门缝中偷偷观望，只见自己的丈夫策马急奔，意气扬扬，一副自豪自得的神气。等丈夫回家，她忍不住提出分手的请求。车夫追问缘由，妻子回答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辅相齐国，名显诸侯，但我今天看他坐车的神态，却是那样庄重，那样深沉，似乎满怀忧国之思，毫无傲慢自满的表情。而您呢，身长八尺，体魄伟岸，却只能为人驾车，还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最了不起的人，我为您感到羞惭，因而请求离去。”后来这位车夫一改旧时姿态，变得谦虚、稳重起来。晏婴发现这种变化后询问其中的原因，车夫便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过程。晏婴对车夫勇于改正缺点的做法表示称赞，并推荐他到官府中担任重要的官职。 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染上严重的皮肤病，继之又转为疟疾，一年之内未能痊愈，前来探视慰问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等人说：“这次国君得病，我们拿出最丰厚的祭品祈求鬼神消灾免祸，但君主的病却有增无好，这是负责祭祀、祷告的祝史们用心不诚所致。别国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由于我们祭品不丰、不敬鬼神！现在应该杀掉为首的祝固、史嚣，也好对各国使者有个交代。”齐景公听后颇觉顺耳，就将此事告知晏婴。 晏婴说：“早年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的时候，楚大夫屈建曾向晋大夫赵武询问已故晋国名卿范会的德行。赵武答道：‘范氏治家井井有条，为政不讲私情。他家的祝史祭祀时总是如实地向鬼神诉说，毫无愧怍之色。因为家中没有彼此猜疑之事，祝史也从不向神灵诉求什么。’屈建将这番话告知楚康王，楚康王慨叹说：‘范会治家理政使神人无怨，他能辅佐五君称霸诸侯真是理所应当啊！’” 景公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正谈想杀祝史的事，你为何扯那么远呢？” 晏婴回答：“一个有德之君，国事、家事俱不荒废，鬼神、人民都无怨声，一举一动不违礼制，这样祝史言辞诚信，无愧于神灵，国家才会受到福祉。但是在昏君那里，外内邪僻，上下怨痛；沉迷声色，放纵私欲；摧残民力，聚敛不休；暴虐成性，肆无忌惮；不顾谤言，一意孤行。这时，如果祝史如实告知鬼神，就等于暴露国君的罪行，如果隐恶称善，就是欺骗神灵，祝史们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只好虚言媚神，于是鬼神降祸，国无宁日。刚才我举范会‘神人无怨’的事例，就是想说明道理比祝祷更为重要啊！” 景公又问：“那么应该怎样做？” 晏婴说：“不可滥杀祝史。看看当今齐国的状况吧：山林湖泽之利都被官府垄断；境内关卡重重，关吏肆意盘剥；世袭贵族，强购民物，大兴土木，丧尽廉耻；国家政令无常，横征暴敛；宫中妻妾，恃宠跋扈，巧取豪夺于商市；左右小臣，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于边鄙。百姓痛苦万状，无不诅咒国君。祝祷如果有益，诅咒岂能无损？在齐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诅咒者该有多少？宫中几个祝史再有本领，怎敌得过亿人的诅咒？国君还是缓杀祝史，赶紧积善修德吧！” 齐景公听后心悦诚服，便下令取消山泽之禁和关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晏婴痛斥奢侈浪费，抨击征敛无度和严刑峻法，无情地抨击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不但本人厉行节俭，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节俭，这些都已远远地超越了他当时所处的历史局限，而具有永久的思想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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