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因了要研究一个问题，特地要好好访问一下钱穆先生的史学著作，一口气买了四本摊在桌上：《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着看着，突然感觉，对于当代人来说，钱先生的历史著作，至少从两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错过的。
第一，正说中国史。 所谓正说，就是从正面解说中国史。按道理说，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中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煌煌二十四史，都是正说。但问题就在于，自从近代之后，凡是写中国史的史家，基本上就是反说（或者歪说），大体分两类：一种是否定批判；再一种，就是作者在意识里也想正说，但潜意识里掩藏不住对中国文明的深深的自卑，终于是歪说。所以，他们的史书的价值，从写作者的心态上就已经注定打折了。 钱先生位列新儒家大师（现代学术界公认者，大致有十位）之一。新儒学的特色，基本上属于，好比强势的西方文明如重锤猛烈冲撞过来，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口洪钟，自然要给以回应。新儒学基本上就属于这种回响，一种正大光明的回响。但是钱先生的回应与其他几位不同，他不是从哲学文化思辨的角度回应，而是从历史叙述的角度回应，自然更加真切。这也是钱先生写史学的初衷。从心态上来说，钱先生不是那种：“外国人有什么，我们老祖宗其实也有什么”，“我们早就有什么了，比西方还早”那种；而是真正地基于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认同，对西方或西方式的误解，所作的澄清。 最下等的，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冯友兰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国文明史的解构，他们骨子里认同的是西方的文化理念，所以你只能看到按照西方文明理念编排的中国历史事件，这是反说中国历史。好一点的，会摆出一副颂扬中国文化的面孔，以“中国也有什么什么，中国早就有什么什么”的口气来叙述中国史，这背后还是心虚，还是在迎合西方文明，因为他们采用的价值标准仍然是西方的，他们对中国文明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也就没有真正的理解。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对中国文明有自信，才有可能理解。有理解才可能沉下去，道古今说兴亡，是是非非都不掩藏，中国文明的价值，才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说。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想正说中国史的人不少，但我以为能赶上钱先生的寥寥。按说由于时代的关系，后人的心态上会比钱先生更冷静些。但真正有钱先生那种对中国文明的自信的学者，真的不好找。 第二，趣说中国史。所谓趣说，直接的意思，应该是把历史写得富有可读性，读起来有亲切感。如今，一说到趣说，往往被联想为戏说了，就是加些噱头，搞笑，让人读着好玩。但我所谓钱先生的趣说中国史，不是这个意思。读钱先生的中国史，就是有一种入情入理的味道，由此自然生发的趣味性。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读现代人写的历史是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刻板。据说在史学界，还把这种刻板当成一种科学的态度：历史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有多少材料，说话说到什么程度。你乍一看，他们还真是挺科学的。但你读了钱先生写的历史，就知道他们的“科学”的刻板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要说事实，历史从来都只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我们读历史，想要知道的，从来都是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要搞清历史事件的因缘与意欲，还原历史的可理解性。因此，历史从来都不应该是事实的罗列，而是需要解读，需要把这些事实的碎片，通过推敲、想象，构造成一个有机的链条，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变与不变。 所以，我们再反过来看那些所谓用事实说话的历史作品，为什么给人的感觉那么刻板，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东西：在他们摆出的那些事实之间，缺乏可理解性。反之，能理解，能融入，历史才变活了，趣味自然就出来了。 因了这两个原因，要想不数典忘祖者，一定不要错过前穆先生的史学著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