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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中国民党军统的经典暗杀
背景资料：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沦陷区也开辟了敌后战场，尤其在一些日伪严密控制的大城市，沦陷前夕，国民党做了较为充分的潜伏布置。
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时间里，除了初期苏联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国几乎是在独自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国民党经常在城市采用扰乱、暗杀、爆炸、恫吓、策反、反间等方式打击日伪，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铁路、公路、水路等各种交通设施，不计其数，似可称之为“城市游击战”。
关于暗杀活动，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1939年3月20日，军统追杀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仍坚持不止，牺牲了多位勇士。虽未成功，但吓得汪精卫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
华北的军统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动，其中有成功（如成功刺杀了张敬尧），有失败（如刺杀石友三、殷汝耕），有误杀（如1938年3月29日下午2时，行动小组于北平煤渣胡同20号原平汉铁路俱乐部外行动，击毙与王克敏同行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受伤。而刺杀汪精卫时错杀了其副手曾仲鸣）。
在“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少数是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
例如，1937年12月30日，在吕班路，刺杀了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的华商领袖陆伯鸿。
1940年1月15日晚上8点，在公共租界牛庄路，更新舞台花楼，刺杀了为日军搜购军需物资的俞叶封。
在1939年大年初一的夜晚，潜入戒备森严的私宅，成功刺杀了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1940年8月14日，数次逃脱军统特工暗杀的上海滩三大亨之一、汉奸张啸林，被上海区第2行动大队安插的内线，张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法租界张宅。
同年10月11日，上海区第2行动大队军统特工成功策反伪上海市长、汉奸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将傅刀毙于上海市虹口日租界的祥德路26弄2号傅宅卧室中。次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
后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首先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日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将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
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军统在上海的特工又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杀得驻沪日军单枪匹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汉、广州、开封等沦陷的大城市，也时有类似事件发生。
1939年8月11日，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一一五联队近田部队作厨役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军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
1941年9月17日，军统广州站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军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3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
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日，河南站行动1组与打入日军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及川贞作、山本午、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
12月19日，行动组在开封社下基79号，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
沦陷区内军统特工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与无畏的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国民党军统、中统是神秘阴森、叠床架屋的特务组织，主要用来对付反对力量。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战时期，他们出于民族大义，也开展过抗日的特别工作，自身付出很大代价，对敌后抗战做出了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局的前身，1938年7月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1939年2月19日，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戈青奉命刺杀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是其中最为轰动的事件。
一 1939年2月中旬，沦为“孤岛”的大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显得愈发阴冷、萧瑟。 在日寇统治的铁蹄下，人人心头都笼罩着乌云，谁还有心思过年？行人极少的大街小巷里，全然没有往年那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只有刺骨的寒风挟持着纷纷扬扬的雨雪，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
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得力干将、被称为超级杀手的行动组长刘戈青，从南京的日伪内线处得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即将回上海过年。
刘戈青是一名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实，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
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
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从上层到中层，军统的官员从小读的都是经史之学。
传统的通俗文化赞美战国时的刺客，歌颂三国时的英雄，他们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戴笠曾经对部下说：“千百万无名英雄的牺牲才换来历史短暂的辉煌……历史记载丰功伟绩，白纸黑字一目了然……你我的历史地位在于为这些丰功伟绩做出无声的贡献。我们为其他人的成就作铺垫，我们是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我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我们是领袖的工具，而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
后来，戴笠在“陪都”重庆市中二路罗家湾29号——军统局本部后面山坡上树的石碑就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而碑的两面则一字不刻。
早已奉命制裁汉奸陈箓的刘戈青，冒着风雨，叫了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东昌旅馆，会合住在该处的军统人员徐国琦、朱山猿等人，商议刺杀行动具体方案。
与刘算是老乡的陈箓，1877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属福州市），字任先，号止室。早年肄业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1901年，武昌自强学堂毕业后，留校教授法文。
那时的陈箓，受甲午战败刺激，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于1903年争取到了“留学生领班”的职位，护送8名被清政府选派的学生赴德。后转赴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07年毕业，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留学生。
回国后，陈箓参加清政府廷试，被授予法科进士，随后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法律馆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职。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大力起用留学生，对学法语出身、熟悉国际法的陈箓尤为看重，委任他为外交部政务司司长。
1913年12月，陈箓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官。
1917年底，陈箓出任外交部次长。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陈箓为驻法国全权公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8年，是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最长、并享有“法国通”美誉的驻法使节。但是，由于秉承北京政府意旨办事，陈箓成为中国留法学生和团体攻击的对象。
1928年7月后，陈箓在上海赋闲，改任律师，1934年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和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等虚职。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3月28日，年已六旬、静极思动的陈箓，与梁鸿志、温宗尧等人筹组伪维新政府，陈出任“外交部长”，甘当日本人“以华制华”的汉奸傀儡。他还凭借以前在北方任职时的关系，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京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极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权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
由于陈箓以前的显赫经历，他的投敌被认为是日伪方面的重大胜利，因此成为重庆方面的心腹大患，下决心要除掉他。
二 陈箓上海的家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现已拆毁），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 最大的好处是安全，小楼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靠近沪西警察署，西距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南距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丁默邨、李士群活动的地点很近。陈箓还在家门口设置警卫岗亭，常年派两名保镖值守。
1939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陈箓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家中，告诉提前回沪为其打前站的儿子、担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的陈友涛（张学良妹妹张怀英的丈夫），说自己将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1950年8月，经铁道部批准，上海北站正式更名为上海站，随后核定为特等站，办理客运和零担货运。1987年，被新建的上海铁路新客运总站取代），要儿子安排接站。
当日下午3时，陈箓乘坐的火车准时到达上海北站。陈友涛带着一群保镖在月台上接到父亲，簇拥着钻进小轿车，快速驶向1934年春季竣工、设在上海外白渡桥北侧的百老汇大厦（现为北苏州路20号、1951年改名上海大厦）的维新政府外交部大楼，仅停留10分钟即离开，开回愚园路陈公馆。
为提防刺客，这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从外表上很难分辨。陈箓安全到家后，松了一口气。此时，花园里鞭炮炸响、银花飞溅，一片欢声笑语；厨房内，热气腾腾，熘炒烹炸忙得不亦乐乎；客厅内，更是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谈笑风生。陈箓身着一袭玄色暗团花长袍，得意地捋着下巴的胡须，与几个前来探望的朋友及家眷闲谈……
下午4点，刘戈青就得到陈箓已经回家的确切消息，立刻通知徐国琦等人，次日（大年初一）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刘戈青最后通知隐居在法租界一家旅馆的刺杀小组成员平福昌，次日早晨9点到沧州饭店一楼大堂见面。
2月19日，大年初一上午，平福昌准时到达沧州饭店，刘戈青已坐在大堂的沙发上。
刘递给平一张字条，安排后者去喇格纳路（今崇德路）一个姓刘（实际是军统上海区行动二组组长林之江。后任汪伪特工“76号”第一行动大队长。1940年2月，执行杀害参加中统局工作的郑萍如。上海解放后，携带多年搜刮的不义之财逃到香港。1950年患精神分裂症，举止怪诞，每每在梦中大呼恶鬼缠身，从此精神一落千丈，次年吐血而亡）的家里去取武器。刘嘱咐平福昌：“拿到武器，赶快回这里！”
平福昌刚走，刘海山如约走进沧州饭店。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而是刘戈青的朋友，刘戈青对其以大哥相称。
刘海山是东北人，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长，非常痛恨日本侵略军，支持军统刺杀汉奸的行动。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干过，巡捕房里有朋友，租界里消息灵通，与陈箓家的东北籍保镖也很熟。开始，刘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他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
一见面，刘海山道：“戈青，我有个请求。刺陈时，能不能让我也参加？”
刘戈青看了看他，沉吟不语。刘海山急道：“怎么，你还信不过我吗？”刘戈青摇摇头：“不是。我是怕连累你。事发之后，租界肯定会下通缉令。那你的前途岂不是都毁掉了吗？”刘海山道：“为国除奸是我的夙愿。我才不在乎地位、事业什么的。”刘戈青只好同意。
他又联络了特训班的同学朱山猿、徐国琦、谭宝义3人，准备届时一齐动手。
刘戈青约他早点来饭店 ，是想再次核对一些情况。
刘戈青问：“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刘海山说：“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7点吃年夜饭，忙得很。”两人小声交谈，刘戈青再次仔细询问陈箓家的地形、房间等情形，计划先解决门卫，进大门；然后进厨房；从厨房通客厅的门进客厅。
时间以傍晚6、7点钟为宜，此时为晚饭之前，仆役们准备晚餐，进进出出，便于活动。
再说下午4时，徐国琦、谭宝义两人如约来到沧州饭店。看到刘戈青等6人已经到达，8人围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坐定后，刘戈青把4把勃朗宁手枪和附带的16发子弹，还有一把日本产的手枪及15发子弹，分发给众人，交代此次行动的任务：去杀一个姓陈的伪维新政府高官。行动时，刘海山、徐志浩两人在院外放风、观察；平福昌、朱山猿两人在院内房外接应、掩护；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跟刘戈青共4人进客厅行动。然后，8人分作几批，三三两两离开沧州饭店，约定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集合。
三 傍晚6时，8个人如约会合了。分开来在愚园路上走一趟，发现尽管天色已暗，凄风冷雨，路灯下行人倒还不少。不远处，陈箓家大门口更是热闹，人们进进出出，看起来是些拜年的人。刘戈青招呼大家进一家酒吧坐坐。 晚7点，雨下得更大了。刘戈青站起来，穿上雨衣。7个人跟在身后，鱼贯走进愚园路668弄，分两边向25号大门扑过去。
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只有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带枪值班。他见两边来人来势不善，不由心慌意乱。
刘海山一把夺过警卫的枪，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门口，扮成警卫。
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将警卫的口堵上，拖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进入厨房。
厨房里几个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见几个身穿雨衣、手握短枪的人闯进来，目瞪口呆。
刘戈青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两人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从厨房冲进客厅。
7点15分左右，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突然看到两个穿门卫制服的人闯了进来，心想手下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在众人面前丢了自己的面子，他怒声喝道：“你们……”话音未落，参加行动的徐国琦甩手冲他一枪。子弹顺着陈箓的耳朵飞了过去。他一把抓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一旁。
客厅顿时大乱。刘戈青原计划是用绳子或刀将陈箓杀死，免得枪声惊动左邻右舍，不好脱身。可是，当此之际，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他大踏步冲上前去，照准其头部连开两枪。
陈箓大叫一声，顿时倒在血泊之中。陈的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事后陈箓被送往医院，未上手术台就气绝毙命）。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随即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扔在陈箓的尸体上。上书：“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除灭奸贼、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友涛在楼上，闻讯出来，和保镖一起向楼下射击。刘戈青一边还击，一边和徐国琦，连同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火速撤退（事后被报纸报导为刺客裹胁保镖一起逃跑）。
陈友涛等不知刺客有多少人，没敢追出。他指挥着两个保镖向弄堂口射击。
他的用意是好的，想封锁住出口，并让枪声唤出左邻右舍及院内的保镖赶来营救。
可是，意大利兵营的那些宪兵听到枪声，还以为是陈家在放鞭炮，辞旧迎新，谁也懒得伸头看一眼。
而院内的保镖们也已经喝得头昏脑胀，一听到枪声，个个就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平福昌等释放了门卫，大家分头离开，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等工部局警务处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一个。
四 陈箓的死无疑是给日本侵略者和敌伪汉奸政府沉重的一击，同时又是奉献给上海市民最好的节日礼物。 2月20日，上海各报竞相刊载特大新闻：“沪上毙一大汉奸、陈逆箓被刺身死”。《中央日报》还在第3版配发了题为《精神动员》的短评。南京伪维新政府则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沪、宁两地均下半旗，并对其家属发放了10万元抚恤金。
这次刺杀行动非常成功，堪称八年抗战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经典的暗杀之一。当时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破案线索。刺客们迅速离开上海，后刘戈青等5人奉命前往香港领赏。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不同阵营内部产生了很大反响，美国著名学者魏斐德在其力作《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一书中，专门辟有一章，详细叙述了陈箓暗杀案的经过，并对其产生的影响有这样的论述：“陈箓暗杀事件的成功是戴笠的军统局的一个胜利。在此期间，恐怕没有其他行刺能使通敌分子更加牙齿打颤了。”
5个月后，当刺杀小组的平福昌、谭宝义两人再次潜入上海，准备谋刺汪精卫时，因事泄于6月29日，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由于日本宪兵的加盟，平、谭两人于11月8日终于供出刺杀陈箓的情形，当天即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于是各报9日再次竞相刊登新闻，陈箓被刺案的详情方才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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