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十四

杨小姐意志坚强，她想：「不管怎么样，也要叫他们打开房门，让我瞧个清楚，才不负使命。」她抬头看房门上的气窗，刚好是开着的，上面有一条长约六、七十公分，宽有三十公分的一条空隙，她扫视一下左右无人，赶快从孩子的手上把小皮球拿过来，往气窗上一扔，不准，这一球并未掷入，皮球掉了下来，幸而不曾惊动房里的人。接着，她又调匀了呼吸很小心的把皮球扔了上去，好了，拍皮球拍到人家房间里去了。她不待里面的反应，毫不迟疑的，轻轻的敲了两下门。稍停，只见缓缓的拉开一条门缝，从里面露出多半个脑袋来，也许是只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的缘故吧？冲淡了警戒心，打开了半扇门，扔出那个小皮球，有一个气呼呼的大汉站在那里两眼直瞪杨玉珊，看样子，可能原要发作几句，一见杨小姐满脸堆笑，不停的赔不是，也就软下去算了，随卽掩上了房间。趁着推门、掩门这一霎间，杨小姐看到房里灯光明亮，的确有四个人在打牌，刚才开门扔皮球出来的那一个，是所见的第五人。打牌的桌子斜摆着，坐的方向都不正，除了对面的那一个可以看得到大半个面孔外，其它三个人都只能看到半边脸或是脸上的一小部份。坐在对面左首的那一个，显得特别突出，虽是坐在那里，也比其它三个高出半个头。此人细眉单眼，方脸大下巴，嘴上留着两撇胡子满腮都是青青的胡子根，看上去显得很不顺眼。杨小姐心里判定：这些人就是郑三爷见过的那批人，其中高出半个头的大个子，不是吉鸿昌又是谁？

杨玉珊叫孩子捡起皮球，牵着小手走向楼梯，嘴里哄她说是到院子里宽敞的地方去玩。一边走着，又偏过头去看了看站在远处的陈国瑞。陈国瑞看他姐姐拉着孩子下楼去了，什么东西也没拿，赶前几步，紧跟着也走下楼梯。出了国民饭店的大厅，向左小转弯，十来步，是饭店外面的铁栅栏，也就是大门。这一道门，经常都是开着的。他看见杨小姐弯腰抱起孩子，举步安详的朝北而去，可又不住的回过头来看看。陈国瑞出了大门之后，反向朝南，沿着人行道快步疾行，来到吴萍的停车所在。吴萍把车上的玻璃窗子摇低，招手叫陈国瑞近前问道：「好消息？」陈国瑞说：「那个人还在，已经从一三八号搬到一四五号去了，快跟我来，我在大厅楼梯口等你们。」他说完了也不待吴萍的反应，掉转身子又走进了国民饭店。想是要钉牢那帮人，惟恐他们会跑掉似的。吴萍下车，检视前后轮胎。坐在紫竹林咖啡室大玻璃窗里面的王文和我，都看清楚了。王文站起身来，紧了紧裤带，不经意的摸了摸腰里别着的手枪。他望着我，看我还有什么事叮嘱他，我没有说什么，含笑欠身祝他此去成功！我眼看着王文夹在人羣中穿过马路，头也不回的走进国民饭店的大门。此刻，我心跳得好厉害，坐下来，定了定神，这才叫伙计结了帐，付过钱，走出紫竹林咖啡室，站在一家西服店的橱窗下，假意的看样子，一心在等消息。

 

停留在国民饭店大厅里的陈国瑞，一看王文满脸通红的从外面进来了，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兴奋。他以近乎跳跃般的步伐前导上楼，王文撩起长袍，手按枪把随于后。到了二楼，陈国瑞直奔一四五号门口，站稳了脚步，看看王文也跟着来到门口，就伸手轻轻的转动门球，门球纹丝不动，他退后半步，举起右脚，用足气力一踹，硬把房门给踹开了。陈国瑞跨开半步，闪在一旁，让出路来，王文乘势窜进房门，在离着麻将桌子尚有大约三公尺处停下脚步，破口喊了一声「吉总司令」，但见那个大高个子猛一抬头，刚要站起来发话，王文举枪便射，一连三响，眼看着有两个人软绵绵的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其它几个人也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王文料已得手。掉转身子奔向楼梯，就在这时候，眼角上瞄到甬道上已有人打开房门探头观望。他也顾不了许多，手里提着枪飞跃下楼，三步两步就到了国民饭店大厅，一个转身，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顺当当的脱离了现场。王文到了街上，还看到陈国瑞的一个背影，因为这时路人太多，转瞬间已经找不到了。王文并没有往南走，可能走不预备搭吴萍的车，不一会儿，也挤入人羣中不见了。我在马路对面眼望着他们两个前后出来，都朝北走去了；再注视国民饭店门口，与往常一样，什么异动都没有，我非常纳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王文他们没有「动」？我正在充满疑虑之际，不留心，王文却笑咪咪的出现在我身边，他一句话也不说，径自往南走去。噢，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引开这块地方，然后再和我交谈，他朝前走，我跟在后面，走了大约一百多公尺，路上的行人略微少了些，王文放慢了脚步凑近我低声说：「做完了，响了三下，有两个人躺下，其中一个我认得就是那小子。」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上车，早一点离开此地？」他说：「我是顾虑到有人钉我记下车牌子，那不就留下痕迹了吗？」对！他比我想得周到。

此刻，已是满街灯火，看时间，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我们走着，好象听到马路对面有不太响亮的「笛笛、笛笛」的汽车喇叭声，扭过头去一看，没有料到吴萍正开着车子，缓缓随来，想必他是一直在照顾着我们。于是，我和王文穿过马路，上了车，往前驶去，过了两个街口，已经到达英国租界了。这是当年天津租界地的一大特色。因为各国租界毗连，各有各的法律规定，只要跨过一条马路，就能改变一个环境。我们也就利用了这一点点方便。我们为了多加一份小心，可在马路上兜了一个大圈子，这才开到吴萍的住处。他们先把身上带着的枪枝放好，然后洗了一把脸，原想休息一下，我的意思还要吴萍跑一趟，先去通

知吕一民，再请吕一民火速转告郑三爷他们，赶快找个地方避一避，以免受到牵累。吴萍答应立刻就去，王文打算到河北大街同乡开的杂粮店里暂住一宵，明天一清早就先回北平去了。我虽急于回北平去，可是也得等个确实的结果才好动身。当晚，还是回到小白楼过了一夜，一切等到明天再作决定。

 

此际，急于想知道，就是今晚的行动结果，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如果王子襄兄不死的话，他在天津熟人多，法租界工部局也有朋友，一个电话就能打听到确实的消息。目前，「天津站」的工作布置旣不够普遍，如个人的社会关系也极为有限，照这种情形，也只有等到明天早上看报纸了。记得那个年代，还不曾建立广播电台一类的传播系统，一般的新闻报导，也不如今日之快速，事情旣然发生在晚间，晚报自然来不及刊载，所以非等到第二天看日报不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次日清早醒来，打开报纸一看，凉了半截，死者只有一人，可不是行动目标吉鸿昌，却是一个名为刘绍勷的陌生人。

刘绍勷，何许人也？我们事先一无所知，也绝对料想不到，竟会挂误到这么一个人，不要说是他的底蕴，就连他的名讳，也是在报纸上首次看到的。此后，经过多方查证，才确定他的身份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的代表，前来参加「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于此又可以发现共党的分化活动，是如何的恶毒了。其实，卽使我们事先晓得他是「西南」方面的代表，也不会损及他一根毫毛。再若说得明显一点，我们根本就没有奉到此项命令，虽然他们也在从事反中央的分裂活动。论起来，此公之死，非常不值，虽然近乎池鱼之殃，总觉得有点冤枉。谁知道天下之事，就有那么凑巧的──六年之后，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位朋友何君，他在王芃生主持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重庆相识，今日异地重逢，总得多谈几句，于是我们找了个喝咖啡的地方，叙一叙契阔。想不到，我们一聊，才知道在天津打死的刘绍勷先生，就是何君的老泰山，这有多么窘人，亏得何君明达雅量，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如果换一个易于冲动的人，那就不堪设想了。像这种尴尬的事，我遭遇到的并不是只此一遭，虽然可用「完全为了工作，绝非个人恩怨」这两句话聊以自慰，但在内心深处，又何尝得以释然。这且不谈，此刻，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吉鸿昌的生死下落。

根据我们所获情报的综合，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事发后约十分钟，法租界捕房接到国民饭店报案后，卽由法籍警官率领武装巡捕及便衣侦探分批抵达现场，随卽将一四五号房间里的一干人等带回捕房问话。并召来救护车将死者刘绍勷的尸体运走。带回法捕房的人，不是四个，便是五个。内中除吉鸿昌、任应岐外，其它姓名不详。至于是否有共党份子宣侠父、南汉宸、张慕陶等用化名夹在其中，亦无法判断。一份报告中指出，吉鸿昌确已受伤，已由法捕房转送天主堂医院医疗。复查的结果，所报属实，吉鸿昌的确在天主堂医院治疗中。法国天主堂医院，在法租界绿牌电车道的终点站后面，是天主堂附设的慈善医院。平日探视病人，出入都很随便，可是现在已加派警探驻守，有一排病房不许接近，显然是有了特别原因。我们判断，就是为了吉鸿昌住在里面。吉鸿昌伤势如何？又成为我们急于要知道的问题：据说，伤在肩膀，并不是被枪直接击中，而是弹回来的子弹擦破了一块皮。证诸事发后的第二天，法租界工部局传讯在押人的眷属亲友，吉鸿昌本人亦在提审之列，这一点来看，吉的伤势一定是轻微得不足道了。再就新闻报导而言，据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天津大公报刊载：标题是「昨晚国民饭店发生离奇枪杀案」，内容大意：「八时余，忽闻屋内砰然数响，继卽闯出一人，手持勃郎宁手枪急向外逃走。行时口喊『屋里有匪』！继复奔出一人，二人齐向大门急逃。因大门附近行人众多，又因洋车夫麕集门前，值岗巡捕当上前阻拦，彼竟连放数枪，又向三十二号路逸去，并将手枪扔在电报局门口，向东南而去。」此外，该报另有一小段：「闻屋内六人均系军人模样，外间传说不一，有谓系出于仇杀者，有谓系共同经营毒品所致者。究竟眞象如何？尚未可知云。」

 

另有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所载──「天津十日专电报导」：「法租界国民饭店惨剧，系九日晚八时半四十五号房内，有四个人搓麻将，一人伫立旁观。门外茶役此时忽闻室内数声枪响，旋有二人夺门下楼，且奔且呼有匪，至前门，因见饭店内人多，遂折返侧门逃出，转三十号路，为当街巡捕所阻，饭店中也有人追来。该二人遂开两枪，转入二十五号路，经三十二号路逃走，过电报局门前，将其手枪拋弃，内有子弹四粒，为巡捕拾去云云。」此外，天津出版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也略有记载，其与众不同处有这样一句：「据信，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的动机。」

总而言之，无论是根据情报资料或是新闻报导，这一件以吉鸿昌为目标的制裁工作，用单纯的任务观点来说，当然算是失败的，但就政治观点而言，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仅给予共党一次严重的打击，而且粉粹了共党策动的一次反政府的阴谋。

于此附带一提的，是有关本案新闻报导的可靠性。按本案的经过情形，在我们这一方面，一如前文所述，毫无虚伪，在若干小节上，或有遗漏；因年代久远，也说不定小有舛错，但却用不着神乎其神，故弄玄虚，连工作失败的责任，我们都承当了，还有说谎的必要吗？报纸上说：「因巡捕阻拦，当街连放数枪」。没有这回事，王文和陈国瑞均未遭遇阻拦，当然不会开枪，又何况陈国瑞的身上也没有带枪。报上又说：「将手枪扔在电报局门口」或「过电报局门前，将其手枪拋弃」等。王文用的枪带回来了，并未扔掉。如果巡捕眞的拾到手枪，那也不是我们的。从这一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的眞象，往往与事实相差甚远。从而可见一部人类的活动史又将打了多少折扣。

再说这件案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其失误部份，到底是怎样构成的？我们自己也曾作了检讨。照常理判断，执行者王文同志，原本就认得吉鸿昌，他跳进四十五号房门站定脚步之后，曾大喝一声「吉总司令」，这含有「镇慑」与「识别」的双重作用，当时，吉鸿昌且立卽有了反应，所以才准备站立起来想要反扑，可见绝不致认错了人。其次，吉鸿昌与刘绍勷二人，在体形像貌上，也有很大的分别，当然更不会因视觉上的幻象而产生误差。可能的是：在牌桌上，四个人的头部及胸部，彼此间相距咫尺，而且每个人的坐姿都有点「内倾」，所以头胸部相距更近。在此情况下，射击者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或在射击时因把持不稳而使枪口稍有轻微摆动，都会射击到目标两边的人，若是牌桌上的人，恰巧「适时」的有些摇幌，也会碰上射来的子弹。此外，可就提不出合乎理解的说词了。如果有人责备执行者王文的枪法不准或临场慌乱，那也无从答辩，就让我代他受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