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爱情观内在建构的多层次性
孙晓东
内容提要：本文拟就汤显祖《紫钗记》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改造以及对《紫钗记》与《牡丹亭》和未完稿《紫箫记》的比较分析来具体探讨汤显祖爱情观内在建构的多层次性问题。认为汤显祖的爱情观中存在着“常情”、“痴情”、“至情”三个层次，他肯定“常情”，讴歌赞赏“痴情”与“至情”，并且在晚明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对其爱情观形成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常情 痴情 至情 多层次性
“情”是贯穿汤显祖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汤显祖认为“人生而有情”[1][P1188]，“世总为情”[2][P1110]，而爱情又是“情”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3][P1875]并且汤显祖“四梦”中的《紫钗记》、《牡丹亭》都是爱情题材的作品，再加上未完的《紫箫记》，爱情题材的作品在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占的比例是很大的。那么汤显祖是怎样看待爱情，在他的戏曲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本文拟通过对以上三部爱情戏的分析，对汤显祖的爱情观作具体的探讨。笔者认为，《紫箫记》及《紫钗记》中的李益与霍小玉分别体现了汤显祖对“常情”与“痴情”的态度，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则寄予了作者的“至情”理想，从而得出汤显祖爱情观的内在建构具有多层次性，即“常情”、“痴情”、“至情”，作者肯定“常情”，讴歌赞美“痴情”与“至情”，并且进一步在晚明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对其爱情观形成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李益的形象首次出现是在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在唐传奇中，李益虽不是像《莺莺传》中始而乱，终而弃，在高中之后就抛弃了莺莺的张生那样的负心汉，而是在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负约，但其抛妻的行为是无可置疑的。而当汤显祖接过这一题材，重新构思他的传奇剧本时，明显地李益这一人物被赋予了新的思想与性格，体现着汤显祖不同于蒋防的价值判断与批判指向，并且沾染上特定的时代气息，此乃明代李益非唐代李益也。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以进士擢第”，“俟试于天官”[4][P316]，是一个青年才俊。但他一方面有当时世家子弟放荡与轻浮的一面，如他“每自矜风月，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4][P316]，当鲍十一娘将霍小玉提给他时，“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4][P317]，完全是一副轻浮之态。另外他还有封建知识分子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如当他回到家里听说母亲已经给他定下婚约时，“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4][P318]，对已娶霍小玉的事连提都未敢提一下，后来也一直不敢面对霍小玉。其实他对霍小玉的感情也有真的一面，毕竟两年的感情不是强装出来的，但在封建家庭和世俗面前，他犹豫了、退却了。李益这一人物形象体现着唐传奇作者蒋防对封建婚姻制度和不公正的社会习俗的强烈批判。
而这一人物形象在汤显祖的手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汤显祖的《紫钗记》是对早年未完稿《紫箫记》的改写，两稿相距时间比较长，有十年的时间，情节变化也比较大，是汤显祖人生不同时期思想境遇的体现，故本文依次分析，以求得汤显祖完整的思想变化轨迹。
首先来看《紫箫记》，这是汤显祖未出仕前的作品，约作于1577—1579年。在这部戏中我们根据已成的三十四出和第一出《开宗》里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故事情节与《霍小玉传》有很大变化。在《紫箫记》中“李益才人，王孙爱女，诗媒十字相招”后来又有“和亲出塞，战苦天骄”的情节，还有“汉春徐女，与十郎做小，同受飘摇”，最后“姻缘好，从前痴妒，一笔勾消”[5][P1715]。并拥双美的结局使它成为一个类似才子佳人的故事。但《紫箫记》里的李益与《霍小玉传》相比，少了几分放荡气与轻浮气，而多了几分才子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娶妻的标准“一要贵种，二要殊色，三要知音”[5][P1750]。虽然这三条标准仍反映出他固有的门第观念，但“知音”毕竟也是必要条件之一，这使李益的形象大大改观，他虽不能坚持一夫一妻的专一感情，但却没有负约、抛妻的行为。这一形象更多地体现了同为才子的汤显祖的思想性格，可以作为未出仕前的汤显祖对才子佳人爱情理想的一种向往。才子“诗媒”风流，边塞建功立业，最后并拥双美，可见当时的汤显祖虽因不肯结交张居正而两次落第，但对官场及未来仍抱有着乐观的态度。
但到了《紫钗记》中，故事情节与思想倾向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紫钗记》是在《紫箫记》辍笔十年之后又重新续写的。此时的汤显祖在张居正去世的次年（1583年）才以低名次考中进士，又因为不接受另两位内阁大臣申时行与张四潍的接引，被派到南京太常寺当一名博士，主管祭祀与礼乐。这是一个清闲的官职，有充裕的时间，再加上近年种种不如意的遭遇，使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又重新拿起了笔，续写传奇。此时的汤显祖对官场的险恶有了更进一步切肤的体会，因此在《紫钗记》中增加了卢太尉这一角色作为戏剧冲突中强势的一方，而把李益与霍小玉作为弱势的一方，体现了权臣的飞扬跋扈和权势对爱情的破坏，而剧中的李益形象既迥别于唐传奇，又较《紫箫记》有所发展。在《紫钗记》中，李益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一人流落长安求取功名，年及弱冠的他内心充满了对功名的憧憬和对爱情的渴望，如他说：“年过弱冠，未有妻房；不遇佳人，何名才子？”[3][P1877]一种对才子佳人美满婚姻的渴望，他想求的是“妻房”，而再不像《霍小玉传》中那样“博求名妓”了。与《紫箫记》相比，《紫钗记》继承了它的一切优点，同时又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汤显祖的第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尤其是在《紫钗记》中作为戏剧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部戏剧的矛盾更加尖锐、鲜明、强烈了。作为强势一方的卢太尉拥有滔天的权势，“自家乃卢太尉是也，卢杞丞相是我的家兄，卢中贵公公是我舍弟，一门贵盛，霸掌朝纲。”[3](P1921)“倚君王，为将相，势压朝纲。三台印信都权掌，谁敢居吾上。”[3](P1999)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权势何人敢与他对抗。太尉府里的堂侯也劝李益说：“参军爷，岂不知太尉威福齐天？你且从权机变，暂时应诺，再取次支吾脱绽。”[3](P2003)当他选中李益作为他的未来女婿时，李益除了支吾拖延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只此人兄弟将相，文武皆拜其下风，既有此情，不可骤然触忤。” [3](P2003)他不敢公开反抗，所以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才子而已。他有封建文人在面对封建势力时的软弱性，但他再也不是一个负情之人，他思妻、爱妻，从未起过抛妻的念头。当他被卢太尉拘禁在参军别馆时，他虽然不敢偷偷去看霍小玉，但他心里思念的却是小玉，“怎忘的我小玉妻也”[3](P1997)，想起往日“意中人，好腰身似兰蕙薰。长则是香衾睡懒，斜粉面玉纤红衬。和娇莺枕上闻，乍起向镜台新。似无言桃李，相看片云。春有韵月无痕，难画取容态尽天真。”[3](P1997)想起现在自己不在妻子身边，小玉她“独自个易黄昏，将咱身心想伊情分。则他远山楼上费精神，旧模样直恁翠眉颦。”[3](P1997)对小玉可说是挂念在心啊！而当卢太尉以小玉之紫钗骗李益说小玉已改嫁，李益的第一个反应是“闷倒”，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妻呵，是俺负了你也”[3](P2020)，当卢太尉要李益以紫钗行聘其女时，李益却以“少不得钿合心坚要再见他”[3](P2021)为由予以拒绝。最后当他面对崔韦二人的质问，自我剖白说：“二君不知我，因卢太尉恩礼，宛转支吾，那曾就亲卢府？誓盟香那得无始终？傍权门取次看行止。”[3](P2043)从始至终他都未起过负约抛妻的念头，显然在《紫钗记》中的李益形象变得更加复杂，性格更加丰富了，他爱小玉，也坚持着他们的爱情，但他并没有冲破权势追求爱情的魄力与能力，没有突破“常情”的范围，最终也只能依靠黄衫客的超常关系实现了他们爱情的团圆，但能做到如此也属不易，故汤显祖对李益之“常情”有所批评之余亦基本肯定。
二
在唐传奇中，对为爱情而献身的霍小玉写得那么真挚可爱，令人同情。但对小说中霍小玉的身份问题，徐朔方先生认为名为“故霍王小女”，实际上是妓女。[6][P]的确是这样，在小说中作者名义上说她是霍王小女，但实际上的描写确是把它当作一个妓女来写的，小说中的霍小玉具有妓女和郡主形象混淆不清的特点。但在汤显祖的《紫钗记》中，虽然从某些词句上，唐传奇中那些容易引人误会的句子还没有删汰干净，如“有一仙人谪在下界”等，但从戏剧所展开的人物形象来看，霍小玉已经肯定是良家少女，而与妓女无涉了。比如她与李益的初次见面，鲍四娘在向李益介绍霍小玉时，除了她的美貌与才情外，还说了一句“此女寻常不离闺阁”，让他在上元节这个灯月辉煌的晚上去撞撞运气，而不是像小说中那样直接把他带到了小玉的家里。结果真的是机缘巧合，趁坠钗、拾钗，两人倾吐了彼此的爱慕。还有在小说中李益是父母俱在，结婚而不征求父母的同意，这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不合情理的，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在《紫钗记》中，李益是父母俱亡，一人流落在长安，这样的情况下李益入赘霍府是很正常的事情。总之，经过汤显祖的改造，霍小玉已经从小说中有妓女嫌疑的郡主转变为一个纯情的良家少女形象。这样一种改变，让我们对李益与霍小玉爱情的动机与目的与一个清晰的界定，小玉是“颇爱慕十郎风调”[3][P1883]、“不邀财货，但慕风流”[3](P1884)，李益是“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阀，久而未谐”[3][P1897]、“不为淫邪，非贪赀箧”[3][P1903]，也排除了李益留恋风月的嫌疑。如果霍小玉是妓女身份，在当时的时代是难以获得真正的爱情的，而像小说中李益对霍小玉始乱终弃的行为是不会得到任何惩罚的，好一点甚至像《会真记》中的张生在抛弃了莺莺之后竟得到“善补过”的美名，玩弄良家女子尚且如此，何况妓女。而《紫钗记》中的霍小玉是一个纯洁的良家女子，既没有了妓女身份的嫌疑，也没有崔莺莺自荐枕席的污点，她只是在一个少女春心萌动之时，渴望一种正常的爱情，而才子李益正是她爱慕的对象。
霍小玉像那些刚刚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她一心一意的爱着才子李益，但李益未来锦绣一般的前程，自己王府庶出的身份，当时社会强烈的门第观念，都使霍小玉对这段爱情充满了担忧。当李益要去赴官之前，两人告别，小玉充满担忧地对李益说：“以君才貌名声，人家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离思萦怀，归期未卜。官身转徙，或就佳姻。盟约之言，恐成虚语。”[3][P1949]但她又是那样痴情的爱着李益，如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辞》中说的那样“霍小玉能作有情痴”[3][P1157]，她同天下无数痴情女子一样，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当然是现实中能够付出的代价），在《紫钗记》中表现霍小玉“痴情”一面有三个地方，即“八年之约”、“侧室之想”、“撒钱之怨”。虽然她认识到她和李益的婚姻会受到挑战，但她还是希望维持一个八年之约，“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宿昔之愿，于此足矣。” [3][P1949]但当她听王哨儿说李益想入赘太尉府，想到自己为他朝思暮想，八年的短愿也已经成为泡影，但也没有办法，于是退而求其次，自己毕竟与李益成婚，即使无法与太尉之女争夺正妻的位置，但只要与李益在一起，做侧室她也可以接受。“比似你插金花招小姐，做官人自古有偏房正榻。也索是，从大小那些商度，作姊妹大家欢恰。”[3][P1995]这较之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似有退步，汤显祖也似乎落入了俗套，但恰恰是这退步、这俗套，更让读者观众感受到霍小玉如果连这点卑微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真是太值得同情了，从而加深了戏剧的感染力，也为后文黄衫客仗义出手相救作下铺垫，也更突出了小玉之“痴情”。最后当她听老玉工侯景先说李益在太尉府已成新婿，小玉看着自己卖钗得来用来寻找李益的百万铜钱时，满心的怒火喷发出来，“要钱何用！”想着自己的爱人已经离去，金钱对她来说已经失去意义，这使得她漫天撒钱以抒发自己对李益的怨恨。通过这三个地方把霍小玉的“痴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三
对霍小玉与杜丽娘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仔细比较，看到的更多是她们的差异。她们虽都是贵门之女，但地位显然不同。在正庶差别非常大的古代，我们可以看到霍小玉虽然名为郡主，但由于是庶出，完全没有郡主的高贵地位，当霍王死后，他和母亲则被分与一些财物而搬出了王府，与被赶出无异。在这样情况下，母女相依，母亲当然希望她能早成佳配，了结自己的心愿。而杜丽娘则是杜宝的独女，视为掌上明珠，杜宝还希望她读些书，“但略识周公礼数”，将来得配佳偶，但并不急于考虑她的现实婚姻问题。另外小玉虽然平时不出闺门，但经常来访的鲍四娘则带来外面的各种消息，李益的诗就是她带来的，“鲍四娘处闻李生诗名，咱终日吟想”。而杜丽娘则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父母与春香，就只有一个从不知道什么是伤春的陈最良，以至于她连自己家的后院有偌大一个后花园都不知道。而她们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到了青春爱情萌发之际，小玉还有李益这个才子作为爱慕的对象，杜丽娘却找不到她的恋爱对象，当她游园时看到“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而自己在这“良辰美景奈何天”却得不到真正的现实的爱情，逼得她就只有“因情成梦”了，在梦中寻找自己的爱人，实现自己的爱情，梦醒之后感叹青春荒废，写真留念，怅然而死。而当爱人在现实中来到她的身边时，她则又为情而生。为情而生死，汤显祖就谓之“至情”。杜丽娘这样的爱情表现方式也是在现实情境的逼迫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她也想直接勇敢地去追求爱情，但她不能，反对的力量不允许。所以她只能通过内心和梦中、死后对现实反抗，而这样的反抗通过戏剧冲突表现出来，反而显得更为深沉，更为有力，这就是汤显祖所赞扬的“至情”的力量。
所以，杜丽娘之“至情”显然与霍小玉不同，杜丽娘为情而病、而死、而生，付出了燃尽生命的代价，她是在极度压抑无法排遣的情况下感情“喷发式”的涌出，我们看《惊梦》一出，杜丽娘在游园前的精心打扮简直像一个美丽的新娘，园中之梦又是多么的甜美畅快，这让醒来的杜丽娘更加失落到极点，接下来“寻梦”不成，哀叹青春虽美却无欣赏之人，只好“写真”留念，最后则在极度的哀伤中死去。而且这“喷发式”的爱情不但来势迅猛，持续的时间也久长，杜丽娘在阴间同判官力争，最后才得以与自己心爱的人重新相会。而霍小玉的感情则是“浸润式”的，通过鲍四娘的传诗，小玉早知才子李益之名，并引为知音，“幽兰原自有知音”，她萌动的青春之情被很自然地导向了才子李益，所以后来 霍小玉虽也为爱情散尽家财，险些病死，但因为她“浸润式”的爱情发展模式使得她达不到杜丽娘“喷发式”所能达到的“至情”的程度，不能跨越生死矢志追求爱情，小玉可为情痴，为情死，但却不能为情而再生，两者之间是有层次上的差别的。
四
汤显祖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涌起了近代化的思想启蒙思潮，李泽厚谓之“浪漫洪流”，李贽是这一思潮的中心人物。“他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7][P318]，提出“童心说”，吹起了思想解放之风，和徐渭、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人相互交往、赞赏、推引，推动这股启蒙思潮的发展。而汤显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与以上这些启蒙思想者们有着密切的往来，如他与公安三袁之间有书信往来，还曾一起“聚首都门”，“周旋狂社”。与徐渭交谊甚深，汤显祖所著《问棘邮草》曾由徐渭作评，他也称赞徐渭《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8][P2572]因此汤显祖也是这一思潮中的活跃人物。他首倡“至情”，借戏剧之道来弘扬他的“至情”理想，一部《牡丹亭》，“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9][P206]，成为“浪漫洪流”滚滚向前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情”也成为人们谈论汤显祖爱情观必提之词，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汤显祖的爱情观中明显存在着三个内在的层次，即“常情”、“痴情”、“至情”。李益之情谓之“常情”，在权势压迫之下，能够不负心抛妻，坚守爱情，值得肯定。霍小玉“能作有情痴”，不懈地追求爱情，终于冲破权势的阻力，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可谓之“痴情”，汤显祖十分赞赏小玉之痴情，安排了“黄衣客回生起死，钗玉永重晖”的情节，肯定了“爱情”的力量。这两点是现实的层面。至于杜丽娘穿越生死的“至情”，则是汤显祖极力弘扬的，是汤显祖爱情观多层建构的最高层次，也是他用来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武器，是理想的层面。“常情”、“痴情”、“至情”构成了汤显祖爱情观完整的多层次建构，是汤显祖文学情感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明启蒙思潮的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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