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方向新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一个包涵内容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今天只就几个“断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愈益突出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２１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民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在２１世纪初叶不仅会呈现规模日益扩大之势，而且在性质上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愈益突出，既是中国城市化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化进一步推进中的一大难点。因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发生于农民工——市民的角色转换之中，但又与农民——农民工转换中所发生的地域流动、职业变更密切相连，它涉及到城市和农村两大系统，是衡量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非常明显，大量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表征，是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一个看似寻常却异常复杂的问题
移民融入问题，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所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更多是跨国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则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移民融入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融入”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一些国家并没有“融入”这一词语，类似的表述也是大相径庭的。如：澳大利亚的“同化”；波兰的“扬弃的同化”；新西兰的“新型的同化”；西班牙的“文化杂交”；意大利的“理性的融入”；挪威和瑞典的“种族文化多元主义”；新西兰的“二元文化主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在移民融入问题上所持的理论视角颇多，诸如“盎格鲁遵从”论、“大熔炉”论、“文化多元论”、“文化生成论”，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学术界有人载文将移民融入问题称之为：简单的问题，复杂的答案。
尽管如此，移民的融入依然是可以定义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１）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
（２）融入并不是一个移民者发生改变的单向性过程，而应是一个包括移民者和非移民者均发生变化的双向过程；
（３）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
（４）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
本文正是在以上涵义上使用农民工城市融入概念的。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
农民工由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确有一个逐步增强城市适应性的问题，其间有一个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问题。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迁移者的作用很大。伊兰伯格和史密斯就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在目的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帮助移民实现降低心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愿望，形成一种连锁迁移现象。王春光通过对巴黎的温州人考察后指出，社会网络是移民在他乡和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移民融合的障碍。国内诸多调查也表明，农民工在生存和发展阶段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明显差异，但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很重要的社会资本。
问题在于，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过程中，虽然发生了社会生活场域的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纽带。一般而论，农民工在城镇所建构的关系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建构次级关系。必须肯定，在原有初级关系网络基础上，再逐步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次级关系网络，这是农民工力图摄取更多资源的必然性选择。但农民工在进城后主要凭借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农民工的原居住地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愈高，光凭初级关系网络就愈有势单力薄之感。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而言，确有一个扩充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的问题。并且，凭借初级关系网络，尤其是家庭网络，农民工可以较好地“进入”城市，但很难“融入”城市。局限于初级关系网络不能自拔，正是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深层制约。君予不信，到加拿大、美国的“唐人街”走一遭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残酷的现实业已将这一难解的方程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四、制度化构成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经指出：来自一个山村或是来自于一个小城市中的新来者，经常被大城市的特殊的冷酷或是大城市的冷漠方式的对待所打击。确实，在社会性冷漠的作用下，进城农民工极易产生心理、观念、行为层面上的隔阂，充当“匆匆过客”、“陌生人”的角色。要消除这种社会性冷漠，转变市民的认知、态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制度化构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只有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取得相应的地位、资源，才能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必须强调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暴露的诸多不适，与市民在结合和互动中出现的种种裂痕，究其深层原因，与其被排除在城市分层体系结构之外密切相关。只要这种边缘群体的状态不予改变，农民工不仅会在心理、现象、行为层面上产生隔阂，而且还会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困惑。在我们今年对长沙市的调查中，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城里人的占１０．９％，是农村人的占５４．９％，居然还有占３４．３％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里人。
毫无疑问，农民工要稳定地生活、就业于城市，要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其生存、适应和拓展、建构自己社会空间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已经成为构成城市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由边缘群体到最终纳入城市居民体系之中，在制度化构成中，是尽快去除农民工的痕迹，还是在一段时间内，让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而存在？我的看法是后者。要改变农民工称谓确实容易，但要改变其实质性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很难。就是在号称“文化多样性”的加拿大，依然非常关注“移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农民工经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阶段，对其融入城市反而是有利的，关键在此阶段要注重消除歧视，达到一种“异质共生”、“和而不同”的状态。为此，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拓展农民工维护自主发展的空间，健全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要与市民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改变，其中蕴涵着向市民角色转换的丰富内涵。农民工在进一步实现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也必然经历着文化震惊、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以及文化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确有一个进行角色的自我调适、提高融入能力的问题，但来自城市社会的外部赋能也相当重要，其中尤有一个市民与其保持良性互动关系的问题。
融入不是单方面的被动适应过程，而应是双向的互相适应的过程。人们为什么在使用“同化”一词时比较慎重，关键在于传统的同化观是把同化视作是吸收新来者而自身不发生变化的单向过程，极端者如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帕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彻底的人格转化，个人和群体取得了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事实上，同化是一种双向的同化，是一种文化上的整合，一种由撞击而形成的生成体。农民工的融入也不是单一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会发生角色的深层转变，市民也将在互动中得到角色的升华。
促进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个消除社会隔离、实现社会融合的命题。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社会隔离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可忽视居住隔离所产生的影响。与“唐人街”作为实际居住区域有所不同，国内存在的“浙江村”等不过是农民工相对集中居住的社区，但这种状况的存在，只是农民工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居住隔离，与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体制相关，同时现行的一些旨在帮助农民工的政策，又在有形或无形地加大了这种隔离，如目前少数城市所试行的“廉租房”建设就是一例。长沙市“江南公寓”成为农民工廉租房建设一个失败的标本，个中原因固然很多，如：是租床位而不是租单独住房；远离城市中心，等等，但与政府集中兴建农民工公寓的意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无关系。集中兴建起来的农民工公寓，看上去非常壮观，但也不可避免地贴上一种“标签”——穷人居住的地方，这会使钱包稍微鼓起来一点的农民工会躲之不及。如我们调查的长沙市高桥市场开店设厂的老板，就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农民工，他们眼中的农民工是建筑工人、保姆、小摊小贩等。实际上，国外已有一些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如加拿大，属于世界上比较典型的集中大批兴建廉租房社区的国家，尤以多伦多为最。但他们多年的实践表明，大规模的兴建廉租房，必然形成只供低收入者居住的社区。这样的社区，不可避免地带来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的落后、社会秩序的紊乱。目前，加拿大已在一些社区实行１５年的改造计划。在我们考察的一个低收入移民者社区——麓晶园社区，计划用１５年时间，将现有１．２万人住廉租房的社区，改造成为高、中、低住宅各占１／３、总人数达到４．５万人的社区。
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系统工程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到城市与农村两个系统，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个主体，它的推进又是一项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制度创新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户籍制度改革完成后尤其如此。与此同时，制度创新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应以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为原则，并就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作出整体性安排。与此相适应，应以城乡一体发展为导向构筑基本政策框架，改造现行城市社会政策体系，近期尤要突出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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