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荷马，你让那么多英雄倒在血泊中，仅仅为了染红一位美人的石榴裙。你让一座城市玉石俱焚，仅仅为了自己的诗卷能够获得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力量。诸神都是虚设的，你才是真正的铁石心肠。而你最后却把这种责任全部推卸在海伦身上。为了使海伦获得金钢钻般的魅力，你必须首先制造出一个瓷器一样的特洛伊——它的使命就是被打碎。哦，这过于奢侈的牺牲品！
荷马与特洛伊■ 洪烛
荷马做了一个漫长的白日梦。梦中的城池叫特洛伊。在他醒来的那一瞬间，这堵非人工所能建造的城墙垮掉了。他从堆满残砖碎瓦的床铺上站起来，坐到书桌前，忠实地记录梦见的人与事。他只要稍微慢一点儿，海市蜃楼就会从头脑里消失。幸好他是迅速的。
自这一天开始，他成为一位诗人。诗人的使命，就是在梦的废墟中写作。但诗人绝不仅仅是捡破烂的，他还需要将那曾经屹立过的建筑物逐一恢复。对梦的复制，有时比在一片空地上进行原创还要艰难。但这正是对诗人的考验。他是否秉承了神的旨意？是否能够超越个人想象的极限？
所有的废墟都是失败了的建筑。即使建筑已不复存在，可一种深深的失败感，依然按照原有的规模与格局笼罩着并站立着。当然，只有境遇相同的失意者，才能触摸到那在回忆的地平线上高低错落的影子——而影子似乎比原先的建筑本身更为沉重。由此可见，在盲诗人梦见一座影子城市之前，战败了的特洛伊，一直都在苦苦寻找着能够为自己谱写挽歌的人。它终于把目光投到落魄的荷马身上。
明明是一位卖唱的乞丐所做的梦，后人却将其追认为最早的史诗，并且据此产生了无限的猜测。幻觉也可以造就真实感。借助于荷马的呓语，特洛伊就这样避免了失传！它虽然在与希腊联军的交战中败北，却战胜了时间。
至于荷马，他是以卖唱行乞的方式，替自己的白日梦寻找着听众，等于是在替自己的遗产寻找着继承者。
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在《新世界的地图之一·群岛》中写道：“十年的战争结束了。海伦的头发，一簇灰云。特洛伊，一个白灰坑，在细雨蒙蒙的海边。细雨像竖琴弦般绷紧。一个眼神忧郁的男子捡起雨丝，弹奏《奥德赛》的第一行。”他把荷马的琴弦，比喻成雨丝做的。正是在这如泣似诉的琴声中，奥德修斯出发了（或返航了）。
作为最古老的流浪汉，奥德修斯面对的是命运强加给他的旅行，他不会为了自己有可能进入史诗之中而感到丝毫的骄傲。甚至对旅行中必然会出现的诗意，他不得不忍耐——因为这原本不属于他而属于远方的荷马。他相信自己同时还作为另一个人在故乡成长：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抑或一个不会射箭的农夫……他时常感觉到体内激荡着一股异己的力量。他逆来顺受地承受了命运的任何惩罚。虽然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惩罚就意味着了结。这是他倍感轻松的原因。
我更愿意相信：荷马本人，就是那归来的奥德修斯。他上岸之后，以放下宝剑的手拿起了笔，开始谱写那部在记忆中逐渐退潮的“海上史诗”。或者说，奥德修斯的晚年，成了失明的荷马。为了成功地转变为另一个人，他必须穿越整座海洋。
还乡，为了续接上自己被纂改的前半生，也为了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从不曾离开家门的人。奥德修斯可以毫不冲突地过着两种生活：在远方的，以及在原地的。当然，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体会到两种死亡：两个人同时在他身上消失。归来的老水手，飘散的头发已经像芦苇一样泛白了。漫长的航行，岸一直在折磨着他——思念是一种不露痕迹的酷刑。然而现实永远是令人尴尬的。奥德修斯啊，你回到故乡之后，感到自己再次成为异乡人。只有当年曾目送你离开的那条看门狗，没有觉得你陌生。
老荷马在奥德斯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一次人生。与其说他在写史诗，莫如说在写自传——这自传纯粹是虚拟的，却使他像额外活了一回般满足。他相信自己可以在写作中逐渐变成另一个人，并且身临其境地出现在那个人的生活中，而不被识破。但他最终也搞不清：那个人的妻子、儿女、朋友、仇敌，究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确实存在？他只知道自己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越来越小心翼翼。有时候，就像归来的武士接受盘问之际会下意识地握紧腰间的剑，他牢牢地抓住能够保佑自己摆脱尴尬的笔……
他开始撰写一部虚构的回忆录。记载的是自己各个年龄阶段的幻想。那些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充斥了他的回忆，以至他遗忘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
巴特农神殿残存的石柱，是古希腊的肋骨，支撑起永恒的星空。虽然那个时代华丽的肉体早已经腐朽了，却留下了拒绝毁灭的象征。
从荷马（包括后来的弥尔顿、博尔赫斯等盲诗人）身上，可以发现：几乎没有盲人！只不过大多数人的眼睛是朝外看的，而有些人的眼睛却长错了位置，长在了体内。诗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管他失明与否，都需要有一双内视的眼睛，擅长洞察内部的黑暗。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是无法真正了解世界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世界尚未显示出来的另一半。
除了历史之外，肯定还有一部关于历史的历史：阐述历史如何诞生，如何遭到无情地纂改，以及如何自欺欺人……它就跟史前史一样，隐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它就跟史前史一样，找不到自己的作者。然而我相信，这一切瞒不过诗人的眼睛——哪怕这位诗人不幸又是个盲人。他总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史之外的诗歌史，或者，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从荷马开始）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说实话，荷马在我眼中已经够古老了，还有比他更为古老的诗人吗？在荷马史诗之前，是否还有史前的史诗？假如时间确实是循环的，那么这一切就不是疑问。
荷马史诗即使再丰富，也有其局限。我希望能从对它的局限的发现中找到乐趣。
我只为我想象中的荷马史诗而激动。它不是荷马写的，而是我写的，是理想中的经典，同时也是一部无法存在之书。它比书店里摆放着的精装本荷马诗史更完美，具有无限的内容。严格地说，它是任何人（包括荷马、包括我）无法逐字逐句写出的，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作者。一部读不完的混沌之书，却能以偶尔泄露的光线，照亮我的生活。
我觉得，阿喀琉斯之所以令敌人闻风丧胆，并不仅仅因为他武功高强，还在于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刀枪不入的神话。如果他一直不曾受伤，这个神话必将完好无损地保持下去。然而他偏偏还是中箭了！为了免得谎言被戳穿，他忍住疼痛，将神话稍加修改：当年自己被母亲倒提着浸入冥河，惟有脚踵的位置未接触到河水，因而成为全身上下仅存的弱点……我想假若他中箭的部位不是脚踵而是手指，他也会替手指找到类似的理由。（除非对手一箭击中其心脏，他才无法喋喋不休地开脱自己）。留下这是有决定意义的遗言之后，他终于可以像英雄一样无憾而体面地死去。在我眼中，“阿喀琉斯的脚踵”这个典故，与其说象征着英雄身上惟一致命的缺点，莫如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残酷的荷马，你让那么多英雄倒在血泊中，仅仅为了染红一位美人的石榴裙。你让一座城市玉石俱焚，仅仅为了自己的诗卷能够获得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力量。诸神都是虚设的，你才是真正的铁石心肠。而你最后却把这种责任全部推卸在海伦身上。
为了使海伦获得金钢钻般的魅力，你必须首先制造出一个瓷器一样的特洛伊——它的使命就是被打碎。哦，这过于奢侈的牺牲品！
有一千个读者也就有一个千个海伦，甚至还要更多。爱尔兰诗人叶芝在1909年7月8日的日记中大发感叹：“两天前我梦到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人们虐待我们的缪斯，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既然海伦在世的时候，他们所给她的不过是一支歌和一句玩笑？”他醒来后写下一首《海伦在世时》：“在绝望中我们曾号泣：／为了一点琐事／或喧闹、野蛮的竞技，／人们竟然放弃／我们曾历尽千辛万苦／赢得的美人心；／然而，假如我们漫步／在那些高塔里，／遇见海伦和她的情侣，／我们也只不过／一如特洛伊别的男女，／打个招呼，逗个乐。”是啊，海伦在世时，人们也许对美及其所需要支付的昂贵代价习以为常；然而当她彻底成为传说之后，人们只会变得更为吝啬了，已懒得去追求所谓的轰轰烈烈。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置身于一个海伦已不在的时代，我不得不克制内心的浪漫、激情以及对戏剧性的偏爱，才能跟周围享受廉价的爱情的人们保持一致。否则，我的存在必将成为特洛伊城墙最后坍塌的一角。
叶芝骨子里有一个“海伦情结”。他还将自己苦恋的女演员兼女政治家毛特·岗比喻为海伦。对于他而言，这段持续多当的单相思不亚于一场个人化的特洛伊战争——尤其当毛特·岗嫁给别人之后，叶芝的心情遭到沉重的打击。他写过一首《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对毛特·岗在爱尔兰政治运动中鼓吹暴力革命不太赞成：“我何必怪她，说她使我的日子／充满了不幸，或者说她近来会／教给无知群众极端狂暴的方式，／或煽动小百姓去与大人物作对，／只要他们有着大如欲望的勇气？／什么又能使她安静？既然生就／被高贵锻炼得单纯如火的心地，／长得有如满月似的美貌，具有／高傲、孤独和极其严肃的品格，／在这样的时代里显得很不协调。／嗨，她就这样，又能做出什么？／难道还有一个特洛伊供她焚烧？”叶芝的海伦，居然跟荷马的海伦如此相似，都属于既美又不安份的女人。第一次见面叶芝就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或许，每位诗人的生命中都将遇见自己的海伦（在情感上既是“救星”又是“克星”），并且因为恍若梦境或蚀骨的烦恼而歌吟。海伦，开启了诗人歌喉的塞子。
荷马只塑造了一个海伦。可她却在后世有无数的影子。在但丁那里，在歌德那里，在叶芝那里……我怀念古希腊。古希腊既是一个古老的时代，又是人类文明永远的青春期。在我想象中，荷马是其惟一的皇帝，海伦是其惟一的王后。这是被诗与美所彻底统治的王朝。
奥德修斯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顿时体会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那份悲壮。他们冒着同样的危险，却是为了盗取不同的事物：“海妖的歌声是异端的美，天堂的火种则是神圣的光……这就是盗火者与窃听者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幸运与不幸，他们享受的冒险的乐趣以及不得不承担的惩罚。
塞壬的歌声今人是无法听见了，甚至，也无法想象。是美声唱法还是民族唱法？没有其他乐器，只靠海浪伴奏。她们迟迟不愿上岸，莫非准备做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可是，谁敢娶她们中的一个呢？这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看来音乐是嗜血的。要想抗拒这挡不住的诱惑，只能用蜡团堵住耳朵。耳朵，是水手身上惟一的破绽。
合上书页之后，我不断地回想起荷马史诗里那群神秘的女歌唱家……
遗憾的是，我生活在塞壬已失踪的年代。唉，此曲只应天上有！即使我愿意做美的牺牲品，也找不到值得为之献身的那种美了。大海啊大海，碧波万里，却没有一处可做我的墓穴。因为没有一处可做塞壬的婚床。
看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当忧伤的主题歌响起，我仿佛又回到那片地址不详的水域。裙裾被海风掀动的女歌手席琳·迪翁，莫非是塞壬的复活？
因为对大海充满想象（而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荷马史诗对我的培养），在真正见到海之前我就是一个生活在陆地上的水手。我希望自己的心是铁锚的形状。我最偏爱的服装是海魂衫。我的罗盘，是一部精装本的《奥德赛》（据说它曾经装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行囊里）。我在梦中从不迷航。
荷马史诗每翻译一遍，就等于被重写。所有的译者，都自觉地成为荷马的替身。
荷马史诗究竟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究竟有多少译本或版本？据博尔赫斯统计，荷马史诗在若干年前仅英文就有二十九个译本了：“越来越多的大量译本是古代的诗歌生命力的象征（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它们永垂不朽的象征）。但是，这同时也说明荷马早已死去。那各色各样的译本都是为了使他死而复生的、无用的、人为的做法……”有的将荷马史诗译成四音步诗或六韵步诗，有的译成古意大利诗的形式，有的译成亚历山大体，有的用词组和短诗译成，有的索性逐字逐句译成严谨的散文，还有的译者努力让荷马史诗“与《圣经》相适应”。“种种译本全都出现了，但没有一种译本是令人满意的。”我想，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译本，都会使那本应属于幻觉的《荷马史诗》显得过于具体、过于现实。而荷马史诗里的人物，原本都是梦中人。一旦做梦的人醒了，他们就会在日趋淡薄的记忆中失真。
有人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诗歌翻译有其不可违抗的独特准则。首要的准则是，不应该创造。”博尔赫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神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荷马这样的天才诗人而言，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或者说，荷马史诗本身就已达到了完美。它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部尽善尽美的作品，是不可修改的。当然，这主要指它的原文，那是我理想中的荷马史诗。事实上，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很严重的修改。很难有谁使荷马史诗的魅力在经过翻译之后而不打任何折扣。
我更愿意相信自己读到的译本是荷马史诗被削减后遗留的一部分。还有什么能比我对荷马史诗的想象更完整呢？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块金币的正面与背面。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况且还有一位绝代佳人担任女主角，英雄的血、美人的泪调和成一杯鸡尾酒，令人不饮自醉，点燃起满腔的激情。
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爱《奥德赛》，从主人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人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无限的可能性）的全世界，只是被惊涛骇浪重重阻挠的一个家。怀揣梦想的火种走得有多远，梦想破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到起点。
或许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三世纪的克塞诺斯和革拉尼科斯提出异议：两部史诗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像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亚历山大城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则认为：这一切只能证明两部史诗系同一位诗人创作于人生的不同时期，《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期的作品，《奥德赛》则诞生于作者晚年。就我而言，我更支持后面这种说法。
一块金币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镌刻着青年的荷马与晚年的荷马。而它们更像是两个人，更像是两个人的头像。一个是意气奋发的青年，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他在成长，他所虚构的那个世界也在成长。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从他的梦里几乎看不出任何抄袭的痕迹。他仿佛是人类中第一个做梦的人。
荷马也有荷马的困惑。他寻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因为它尚未诞生。对于他而言，表达永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放弃了表达，又更为空虚。为安置那个混沌的梦，他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并完善了史诗的体例。随着他本人的成熟，他苦心经营的史诗也日趋成熟（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
即使创造者死去，如影随形的作品也并未停止生长。荷马缔造了史诗的传统。后人的写作，无不是为了尽可能从中挣脱出来。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传统之中一阵又一阵的抽搐。所有的诗人（包括但丁、歌德在内），都在不自觉地帮助荷马续写他的史诗未完成的部分。这几乎是一项无限的工程。
我替一首古老的诗歌修剪着新长出来的指甲。虽然我的心已经被划伤了。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你系了一个活结，然而你并不准备再亲手把它解开。你的力气已经用尽了。却又反对别人靠近这根危险的绳索。你究竟想用它来束缚自己呢，还是捆绑别人？你怕死。不愿意死。又无法很好地活着。只好系了一个活结来考验自己——勇气，耐心，以及抵御诱惑的能力。
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谁。我同样也不认识你。但这根绳索却似曾相识：它曾经捆绑过奥德修斯。
你究竟是荷马本人，还是跟我一样——属于荷马的读者？
阅读荷马史诗，必须用掀动书页的手，轻轻解开那根悬念的绳索——它正是作者亲手系上的，应自己所塑造的人物的请求。再大的风浪，都可以被这一绳索束缚住！
如果没有荷马（这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古希腊的画面必定显得模糊与苍白，欧洲的文学传统亦将失去它最为坚实的基石——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也会不得不改写了。如此想象一番，我们就会更加意识到荷马的重要性。他用来捆绑奥德修斯的那根绳索，此刻又牢牢系住我的心，只不过它已变成无形的了……
假如荷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像后世的一部分研究者所猜测的那样），那么《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他或他们，是否会为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而遗憾？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非历史的误会。他或他们，为了更彻底地消失在作品背后，不仅创造了两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史诗，而且虚构了史诗的作者？荷马本身，就是他或他们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即便真的如此，未来的诗人们，多么需要这样一个虚拟化的教父！
当我坐在书桌前，一位古老的诗人就代替了我而存在。所以我总是无法追忆写作时的那份激动与狂喜，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我只是在继承着荷马以来的诗歌传统，从来不曾想过做他的叛徒。我以灵感是否附体来鉴别他的在场或缺席。失去了灵感的诗人，体会到的是丧偶般的痛苦。他甚至比任何鳏夫还要孤独。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直到今天，它仍在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翻动。在岸上灯塔的眷顾下，一部不朽的史诗又开始涨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