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叛徒，一群最可爱的人对于“叛徒”这个词汇，人们很不陌生。由于任何概念都是模糊的，不同的人由于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叛徒”一词是褒是贬，难以定论。 对于某人同样的行为，其原所属的组织詈骂其为背信无耻，逆子贰臣；而接纳收留其的组织则赞其为“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如果我们撇开狭隘的自我利益视角和浅薄的感情色彩，就会发现“叛徒”其实不过是政治（经济、爱情等）市场上的投机主义者。 一说到投机，人们更不会陌生了。在经济层面，投机者就是为实现收益最大化，自由行使自身资源（体力、智力、货币、美貌等）选择配置权的理性经济人。可以说，任何人（理性经济人）都是经济生活中的“叛徒”：炒老板鱿鱼就是做了原公司的“叛徒”，跳行转产就是做了原行业的“叛徒”，抛掉股票甲就是做了股票甲的“叛徒”，抛掉股票乙就是做了股票乙的“叛徒”......在这些“叛徒”不断的“无耻”背叛中，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配置，生产力提高了，各群体处理矛盾的手腕更灵活了，心胸更开阔了，社会也变得更和谐了。经济生活中的“叛徒”并没有遭到人们的唾弃，相反人们还要创造各类交易场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等）方便这些行为的发生，其中的“背叛”高手还是人们仰慕的对象。 然而，政治市场上的叛徒就没有这般幸运了。在政治市场上，每个个体都很固定从属于某个政治团体（如国家），基本不存在处于游离状态的个体（即使胎儿也要团结在计生委大人周围)。由于资源有限性的束缚，各个政治团体之间关系很不融洽，总是时常处于严重对峙状态之中。由于某些个体的利益取向与团体总目标存在着不一致，背叛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叛徒对团体的生存有着极大的威胁，所以各个政治团体都要竭力清除这种危害。采取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事后严惩，一种是事前预防。侧重采取时候严惩手段的政治团体一般来说由于体系内矛盾调解难度很大，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此不过是南辕北辙，会使内部强势弱势群体之间更加离心离德；二侧重于事前预防的政治团体则心态比较积极，胸怀宽广，内修良治，外拓资源，使内部关系更加融洽，既防止了内部个体的叛离（很少见到大批美国人投靠金光大道国家），又能吸引其他较落后政治团体的叛徒（柏林墙下的累累死尸也没有吓倒东欧人民投奔幸福的渴望）。 说到底，所有的“理性经济人”都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在任何一个政治或其他类型的组织内，由于背景出身机会的差异和自然禀赋的不同，强弱总是处于不断的分化状态之中。体系内的强者总是能依赖武力智谋保证自己的利益实现最大化，相对而言，弱者如果在原体系内总是被迫处于亏损状态，则就不得不行使选择权，依靠当“叛徒”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民其实是最大的一群“叛徒”。人民的叛变基本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逃离，即投奔另一个比较先进富裕的政治实体。二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奋起反抗。力图推翻原来的强势群体，夺取社会资源的控制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有人问，如果任何人都忠于自己的利益，可为什么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先进分子竟然背叛原来所属的阶级参与人民的革命呢？实际上，这仍然是利益决定的。他们当叛徒，也是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由于资源的稀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分赃不均的问题（正象在动物界目前，整个人类也不过是一个分赃不均的统治阶级），他们之中也分强弱，其中的“弱者”就有了利用人民革命推翻“强者”的动机。由于他们与一般下层人民相比，具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所以充当人民革命领导者的机会较多，比留在原来统治阶级内部做配角前景要光明得多。而且当人们革命成功概率越大，这种“叛徒”也越多，就像陈胜吴广是嬴氏铁军的新兵营正副营长，刘邦是乡派出所所长，王世充是隋末洛阳市政法口负责人，袁世凯是清朝最后的不愿为清朝顶梁的顶梁柱，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看来，我们当今的政治文明是在不计其数的“叛徒”推动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叛徒”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最终堆砌了富丽堂皇的民主主义大厦，可以大庇其子孙了。民主政治的运行，极为有效地使几乎所有人在有限资源的框架内实现了次优化目标。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似乎“叛徒”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背叛的组织了，“叛徒”就要绝迹了。当然，小叛徒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过想背叛民主的坏蛋在人民的选票监督下，是翻不起大浪来的。 随着无限资源时代的到来，“叛徒”将最终走进历史。在“叛徒”们即将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之际，我谨以此文向他们逐渐模糊的背影高喊一声：感谢你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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