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常建华
摘要：在五代时期，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祭祖带有佛教的色彩，南宋的朱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祭祖制度，加速了宗族祠祭祖先脱离宗教的独立化趋势。在朱熹《家礼》的影响下，在仙游地区出现了族祠这一名词，宗族依照朱熹在《家礼》中的模式祭祖并购买土地以支付祭祀费用。在明朝建立独立的族祠更为普遍，人们尤其是士大夫热衷与族祠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的讨论。兴化族祠的设置一般是由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族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族祠的设置是共设五室，中室祭始祖，左右祭祀支祖。
关键词：家族；族祠；祭祖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唐五代时期盛行佛教，宋代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强盛。福建诸府中位于东南沿海平原地区的兴化府（今莆田市，辖有莆田、仙游二县）科举文化最为发达，有大量文献存世，宗族遗迹亦复不少，是中国宗族史上值得注意的地区。长期研究福建特别是兴化府社会文化史的学者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1]（以下简称"汇编"）大型资料集，目前已出版兴化府分册，该书收集资料全面而且系统，具有权威性，祖先崇拜问题是其中的一类资料。编者从田野调查、金石集、文集、族谱中，收集了现存的五代十国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大量有关宗族祭祖和祠堂的资料，可以使我们藉此了解到兴化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以及在明代的形态[2]。因此，我们以该书作为基本史料，结合其它文献，将福建兴化府作为研究明代宗族祠庙祭祖问题的一个个案。
一、明代以前的宗族祠庙祭祖
兴化，秦属闽中郡，莆田在南朝陈时建县，仙游于唐朝置县。在唐朝先后隶属于丰州、泉州，五代时由王氏闽政权控制。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开始于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僻在东南的福建，成为避乱的乐土，大量北方以及其它外地人来此居住。兴化的宗族祠庙祭祖，目前可以追述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
（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祖先崇拜与佛教的结合
这一时期的宗族祠庙祭祖鲜明地带有佛教的色彩。以禅宗的盛行为标志，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尤以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前禅宗极盛。福建地方史专家朱维干先生的研究表明，禅宗盛于南方，而尤盛于福建。王审知对佛教崇奉备至，在闽增建佛寺267座[3]。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可追溯到晚唐。清刊本《莘郊黄氏族谱》[4]卷二《唐赐谥妙应大师》记载传主：“生有异质，精于青鸟家言，就黄巷祖居卜地建黄岗祠，祀始祖开国公以下四世考妣。”又据同卷《妙应大师传》可知，妙应大师本莆田黄氏子弟落发为僧，生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卒于昭宗干宁五年（898）。如果此说成立，则莆田黄氏在晚唐已有祭祀始祖以下四代祖先的祠堂。另外，清代所作《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196号）记载：“景祥禅寺离郡城六七里，即吾家唐状元公讳寅所鼎建，而宋状元讳铎所重兴，规模宏敞，佛火辉耀。而寺之东有堂翼然，几与寺埒者，则寺僧之崇祀二公檀越祠也。”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64号）记载：“粤先辈秘书寅公尚志时，物色于僧，既得志，随捐资创寺，名立‘景祥'，舍田七余顷。”据寺中长老说：“寺立公祠，为檀越，意可想也。”寺中建有祭祀施主徐尚志的祠堂，极有可能是在唐代。莆田徐氏捐资创寺，同时设立祠堂。明代永乐年间所作《林氏重修祠堂记》（《汇编》第80号）记载：“林氏祠堂者，莆田林氏所建以祀其先也。上世有永公者，在唐大顺间素善浮屠涅盘。永将构堂以为蒸尝之所，涅盘为卜莆之城东前埭为宜，且曰：‘是必有异。'既发地，得异石宛然若龟、笏各一，遂谶谓：‘五百年后，当有状元及第。'永遂筑祠，岁春秋荐享，举族集祠下，恪恭祀事。”据此则林氏唐代祖先永公在昭宗大顺（890-891）年间即唐末建独立性的祠堂祭祖。
五代十国宗族祠庙祭祖的记载远较唐代具体，莆田郑氏向佛寺施田为祖先修设斋供、进行追荐是兴化府早而确凿的事例。《汇编》第6号《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记载：“梁开平三年，檀越主都督长史郑筠偕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抽出考廷评皋公在日置买得陈二娘平陵里小塘瓯垄田一派，产钱九百贯，舍入灵岩广化寺，充长明灯，追荐祖廷平府君、妣夫人陈氏。兼考延平在日，曾抽塘坂上下田六十余段，舍入本寺，为露公太府卿、庄公中郎将、淑公别驾名，充忌晨修设斋供，租付佃收，课归祠纳。仍请立碑于大雄宝殿侧及影堂之内，尔寺僧遵之，不得遗坠者。干化二年五月十日，檀越主郑筠、郑震谨志。”可知郑氏向广化寺两次施田，一次是延平捐田六十余段，请寺庙祭祀三位远祖；另一次是梁开平三年（909）其子郑筠、郑震兄弟捐田、捐钱追荐祖廷评夫妇。从第二次即干化二年（912）所立碑记看，与第一次相同，仍旧“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据此判断，影堂似乎是修设斋供的祭祀之所，因绘有被祀者的画像故名。我们知道，北宋时代士大夫有在影堂祭祖的主张，如程颐说：“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5]主张把影堂作为祭祖场所。北宋的影堂已有一定的普遍性，司马光讲到祭礼时说，因当时除温彦博设家庙外，他人均未尝设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6]，说明影堂是多数人的祭祖之所。莆田郑氏的事例告诉我们，后梁时期佛教寺院有为檀越设影堂祀先的做法，应该是当时的习俗。换言之，人们的祭祖采取寺院立祠的形式进行。
莆田郑氏还建有墓祠祭祖。据元代《南湖山郑氏祠堂记》（《汇编》第二代66号）记载，南胡三先生不仅居于南湖山广化寺，还迁祖坟于西峰下。“后埭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创庵，即崇圣庵，又割田若干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纳款如约不替。旧有碑记，御史黄公滔为文，兵火磨灭。”可见崇圣庵是一所墓祠，由僧人管理。黄滔，据《四库全书》为其文集《黄御史集》所作提要可知系唐末昭宗干宁二年（895）进士第，王审知据有全闽，黄滔尚在世，推断黄滔为郑氏写碑记在闽政权控制福建时。
莆田方氏也在五代十国的闽王时期设立祠堂。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莆田方氏重修祠堂，刘克庄为其作《荐福院方氏祠堂记》（"汇编"第44号），说“旧祠长史、中丞、长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供则合祭，六房之后各来瞻敬，集者几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后稍衰落，赖宝谟公、忠惠公宋后先扶持而复振。”方氏六房几千人之众，可见其宗族规模不小。根据该记可知，“长史”即都督府长史方琡，唐末人；“中丞”是琡子殷符，为威王府咨议，僖宗中和四年（884）以平定黄巢功“进银青兼御史中丞”；“长官”指中丞第三子庭范，先后任长溪、古田、莆田三县县令，人称“长官”。长官始定居于莆田，“怆念中原，蒿葬祖、父衣冠于乌齐丰田。及卒，葬灵隐山。”“长官尝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他的六个儿子协力以成父志，建荐福院，共施田59石种，产钱7贯265文。记文还说，“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皆仕王氏。”“王氏”当指王潮、王审知控制福建的闽政权，存在时间为893——945年。记文中说，至景定元年“创院逾三百年”，从闽政权到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时间正好在315——368年，符合"逾三百年"的说法。荐福院方氏祠堂也属于寺院立祠的形式，与莆田黄氏在寺院设立影堂的时间相距不远。
以上黄、徐、林、郑、方5姓是兴化府最早祠祭祖先的家族。
佛教与祖先崇拜的结合还有功德坟寺的形式。所谓功德寺，即由皇帝将寺院敕赐达官贵人。功德寺出现于唐代，因这类寺院置于坟所，守坟祀祖，故也称之为功德坟寺。台湾学者黄敏枝发现2例盛唐、5例五代十国时期功德坟寺的事例，其中五代十国有3例是福建的[7]，福建功德院的事例之所以多，是同当地重佛有关。其实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结合是以家族的葬祭活动为契机的，汉明帝于陵上起精舍，此后百姓亦在坟墓旁建佛寺，《宋书?萧惠开传》说萧氏为亡父起四寺，其中禅亭寺建于墓亭，可能是佛寺和墓亭的合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功德寺还是寺观立祠，均是东汉以后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结合的产物[8]。
（二）宋元时期合族祠堂的出现
宋于泉州游洋镇设兴化军与兴化县，以莆田、仙游来属，后迁军治于莆田。元改为兴化路。兴化文化昌盛，宋代已号称“文物之邦”、誉为“有邹鲁遗风”，还有“家贫子读书”之俗。当地“比屋业儒，俊造如林；诗书礼仪，为八闽之甲。”[9]崛起的士大夫热心于乡族活动。
宋元时代的兴化宗族祠祭祖先进一步发展，特点是逐渐脱离宗教寺观而独立[10]，尤其南宋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仙游人陈谠《道庆堂记》说：“兴属仙游为壮邑，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多世家宦族。今有合族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者，仿文公《家礼》而行。”[11]据清代《仙游县志》记载：陈谠，字正仲，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官至兵部侍郎，宁宗嘉定（1208-1224）初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年八十二卒[12]。又据近期学者的研究，《家礼》是朱熹着于孝宗干道己丑（1169）或庚寅（1170）年，《家礼》成书不久即被人窃去，朱熹殁后一年——宁宗嘉泰元年（1201）是书复出，嘉定四年（1216）出现最早的刻本，南宋时代《家礼》已有多种版本[13]。因此，结合陈谠致仕和《家礼》刊刻时间，估计《道庆堂记》作于嘉定以后，也就是《家礼》刊刻不久。我们知道，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并著述、讲学和居住于福建，朱子学首先是福建的地域性学派[14]。福建是受《家礼》最早影响的地区，陈谠的记载说明《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这大约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也就是说，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宗族组织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家礼》以及朱子学既然开始作为地域性学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地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莆田黄氏的事例就证明朱熹的祠堂之制受到福建民俗的影响。
莆田黄氏的始祖黄岸为唐桂州刺史，玄宗时代始迁于莆田涵江黄巷。据南宋时朱熹《唐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黄公祠堂记》[15]记载：“刺史六世孙校书郎，偕其孙奉礼郎文惠，孝心纯笃，爰建家庙，未既既卒。其孙世规，以国子司业赠朝议大夫，于明道元年（1032）命工营建，榜曰‘黄氏祠堂'，定祭田以供祀典，未备复卒。世规孙彦辉历官潮州通判，捐俸新之前堂后寝，焕然有伦。”明道为北宋仁宗年号，可知这时黄氏已经营建“黄氏祠堂”。该祠堂是完成建设家庙的未竟事业，其实质即家庙。而且朱熹在记文中还说："世患无祠堂耳，而世之有者，创于一世，不二世而沦没者多矣。"从"沦没者多矣"可以看出，宋代建祠堂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旋兴旋灭，难以为继。因此，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或许还是由于受到现实社会家族祠堂启发的结果。换言之，朱熹《家礼?祠堂》的方案，不是出自设想，而是社会习俗与礼制的结合。黄彦辉新修"黄公祠堂"，朱熹为之作记，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这是黄氏再一次建设祠堂。
前面提到的莆田《荐福院方氏祠堂记》（《汇编》第44号）还讲道，至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出，将委之而逃。”族人寺丞君慨然出私钱输官平债，经理两年重修祠堂。为了维持祠堂，率宗族向地方政府提出今后酌减岁纳助军钱，允许本宗官高者选举主僧，蠲免“诸色泛敷”。结果地方政府“照所陈给据”，并经中央政府批准。方氏还制定了祭祖规约：“南山，祝圣道场也。岁满散日，族之命士有随班佛殿而不诣祠堂者，自今祝香毕，并拜祠饮福，院办面食，并劳仆夫。又灵隐金紫墓，昔拘蒸尝分数，命士、举人、监学生多不预祭。自今省谒，院办酒食，请众拜扫，内赴官入京人免分胙。”即要求族中的士大夫在南山、灵隐金紫墓两处祭祖。从这两处祭祖均由荐福院办理酒食来看，寺院服从方氏宗族领导，为方氏宗族服务，实际上是方氏宗族的组成部分。难怪记文说，“今十有二僧，略如丛林”。该记文还说，“新祠成，并祀二贤于两旁”。即增祀方宗卿、方忠惠两位有功先祖。
莆田徐氏在宋代由状元徐铎重新兴建祠堂。清乾隆《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207号）说：“至宋熙宁间，族祖讳铎魁天下，官尚书，复整是寺，增施田二顷，住僧戴德，饰祠宇，祀二祖，额曰‘二状元祠'。”由此可知，景祥徐氏祠堂重建于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64号）记载：“宋季科征取给于寺，景祥遂尔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该记文开头还有一段论述祠庙祭祀风俗的话：“余考，家有庙，祭有田，古制也。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制虽非古，然报本始，昭不忘，一也。”这一段记载相当重要，指出"近世"即唐宋以来大家族通过舍田创寺建祠设主，实现祖先崇拜，此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在宗族制度里，与家庙、祭田的古制原理相同，具有同样的地位。
林氏也是莆田大族。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林氏一门忠义祠堂记》（《汇编》第41号）记载：“入本朝，名深之者赠通议大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继之，孙又继之，为莆名家，以忠义祠于乡国者有四人焉。”林氏为科举世家，“一门四人伏节死义”。忠义祠堂是礼部以诏书的形式要求地方政府立祠给田的情况下，由地方官助金而成的。后该祠被售人，林氏“出私钱千二百余缗以赎，又尽赎旁地。”这样一来，祠堂或许归林氏所有了。而且潮州知州林朝擢返乡后，“率其宗之稚耋，自期至缌，皆会祭祠下”。该祠从纪念名人祠堂向宗族祠堂变化。
莆田朱氏北宋时建有“朱氏祠堂”。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朱氏13世孙朱元功作《群仙书社祠堂记》（《汇编》第45号），言其五世祖宣义十五公于舍南僻地创设群仙书社，堂宇二座三十余间，“前座为家庙，祀先世神主，以寓时思之敬，揭其匾曰‘朱氏祠堂'。后座为家塾，训子侄读书入仕，以为报国之忠，揭其匾曰‘群仙书社'。”从该项记述载于高宗南渡之前来看，朱氏祠堂建于北宋时期。
莆田蔡氏大约在南宋建有祠堂。莆田蔡襄为北宋名臣，南宋孝宗时追谥忠襄，子孙为之建祠，后成为宗族祠堂。明成化时所作《蔡氏祠堂记》（《汇编》第101号）追述说：“蔡氏旧有祠堂，在莆城南三里许，宋端明殿学士忠惠公所创居第，公卒因祠之矣。其子孙若曾玄而下凡几世，皆合祀是祠，以忠惠公为始祖。”这也是一所由纪念名人祠堂转化的族祠。
仙游朱氏在南宋已有祖庙。该族始祖朱敬则为唐相国，世居于亳。七世孙朱玑唐朝咸通进士，“率族属奉绩于闽之侯官，遂至莆相宅水南。”又三世分迁仙游，又五世分籍钱江。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090）“迁居于此二三百载”，将谱系刻碑，树于祠堂。第12代孙朱泳作《钱江朱氏祖庙碑刻谱系记》（《汇编》第348号）。该祠被称为“祖庙”。
大约南宋度宗时代，莆田黄仲元不欲将族伯的旧厅分而有之，改造为思敬堂，祭祀族祖。并亲自作《族祠思敬堂记》（《汇编》第46号），称该祠为“族祠”。又说“堂以祠名，即古家庙，或曰影堂，东里族黄氏春秋享祀、岁节序拜之所也。”可见族祠是从家祭的家庙、影堂发展而来，强调祭祀“族祖”。该祠祭祀始祖黄滔，已下传十三代。如同前引仙游人周谠所说，属于“合族祠堂”。
莆田国清林氏，始迁祖为唐朝邵州刺史林蕴之裔大理评事林元，“五传为睦庵府君格”，明初宋濂作《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汇编》第72号）说林氏：“其先祠旧在浣锦社，盖以睦庵为之宗。......睦庵在宋时已置祭田”。林氏先祠建于宋代。
仙游傅氏由泉州分派而来，始祖仆射公。据元代泰定二年（1325）撰《正伦堂记》（《汇编》第363号）记载：“异时建祠堂于罗峰之龙头界，祠仆射以下，而神灵咸在，丁丑毁于兵。朝廷车书大同，孝治天下，族之长老言曰：‘人本乎祖，报本返始，其可忽诸？'乃于壬寅年壬子月重新轮奂，题曰‘奉思'，崇祀如旧，春秋时祭惟谨。奉思之前，曰‘正伦堂'，俎豆萃陈，长幼森列，以次受胙，朔旦则以序拜。......复建妙应殿于堂之西偏，严香火之奉，意谓仆射公与佛有因，克昌厥后，虽诗书之泽，亦我佛之相也。”文中的“丁丑毁于火”之句，由泰定二年上推，为宋端帝景炎二年（1277），距宋亡仅两年。自然“朝廷车书大同”，当指元朝统一，则“异时建祠堂”应该是说宋朝事情。另据明代傅氏子孙所作《重修祠堂记》（《汇编》第369号）说：“傅氏祠堂创于宋”，证明我们的判断不错。壬寅年应是元成宗六年（1302），傅氏重新修建祠堂。
由上可知，宋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表现为：唐及十国时代建祠的黄氏新建黄氏祠堂、思敬堂，徐氏、方氏重建祠堂；而莆田林氏、莆田朱氏、莆田蔡氏、仙游朱氏、莆田国清林氏、仙游傅氏则创建祠堂。以上十例的时间分布为：宋代1例、北宋1例、仁宗1例、神宗1例、南宋2例、光宗1例、理宗1例、度宗1例、端宗1例，南宋至少有6例，数量在增加。
以上讲的是宋代的宗族祭祖情形，下面来看元代。
元朝崇尚佛教，佛教势力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明代林文所作《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汇编》第94号）说：“至元至正初有诏，凡寺院旧檀越施主祠堂礼废，举行。于是，远孙前埭秉成、后埭同祖等，与寺僧谋兴旧典，绘三先生像，祀于司马庙右。”可见郑氏重建祠堂受到元朝政府扶持佛教政策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情的时间，另据元末至正十三年（癸巳，1353）郑棱所作《南湖山郑氏祠堂记》（《汇编》第66号）记载，他于是年倡族人及僧“绘三祖像，崇奉于司马王庙之右”。此外，莆田郑氏十国时代所创的崇圣庵，元代尚存。
仙游傅氏元成宗六年重新修建祠堂，以奉思堂祭祖、正伦堂会族序拜。还建有佛殿，使我们看到佛教与祖先崇拜的和平共处。到了元至正甲申年（三年，1344），“族长以励贤田所入葺而新之”（《汇编》第365号），重修奉思堂。
仙游郑氏在寺庙立祠。至正元年（1322）郑汉作《龙华普惠寺郑氏祠堂记》（《汇编》第二把手364号），其文如下：“普惠寺院，初通惠庵也。记云：地居于仙邑之右，基创于龙池之左。乃四代御史中丞郑良士公舍地施田以创之。于是僧人于法堂之东，建檀越祠堂以祀良士公神像，而酬施舍之恩。至五代祖太保尚元弼公，复以善化里郑庄田，该税里壹百陆拾斛，充入本寺为忌辰等祀。今之子孙，岁序拜谒，本院款待如仪。邑人传云‘巩桥郑氏乃普惠寺檀越主'云。”这是郑氏施田与寺院，由寺院为施主建祠。后世子孙岁序拜谒，成为宗族祠堂。
莆田徐氏的景祥寺在宋季衰败，其本房诸父昆弟恻然于怀，元朝末年“重绘先影，增置圭租，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从至正六年（1346）写作《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64号）和文中“今日”用语来看，重修时间当在至正六年或稍前。值得注意的是该祠重修时名为“徐氏祠堂”，更加突出宗族的性质，这是时代演进带给祠堂名称的变化。徐氏“重绘先影”，说明该祠从一开始就是影堂。
仙游钱江朱氏子孙在清代雍正时所作《重修宗祠记》（《汇编》第408号）追述说，朱氏大宗祠“建自元至治十六代允中公”。
国清林氏至元末明初重修先祠。时林衡“患祠之规制庳狭，不足以交神明，乃与从子厚谋，共白于宗长伯济而改图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俾族之贤者司其启闭。经始于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讫功于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群族皆出泉布来助，而曰曾恕、曰天禧者为多。”（《汇编》第72号宋濂《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这所祠堂从至正十八年（1358）筹建，因元季乱离，到洪武三年（1370）历时12年才建成。宋濂说国清林氏自睦庵后分三房，垂十三代。“当日南至，群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于四世别各行之于家。岁旦则展谒，举序拜之礼。若冠若婚，宦学出入，悉于此告焉。”形成了祠祭始祖、家祭近祖的大小宗祭祖制度和组织原则。宋濂还说国清林氏的祭田在元末已累增至二千多亩，有宗长，又新建宗祠，看来该宗族已被制度化和组织化。
以上仙游钱江朱氏、莆田郑氏、仙游傅氏、仙游郑氏、莆田徐氏、莆田国清林氏六个宗族除仙游钱江朱氏、仙游郑氏新建祠堂外，其它四族不是重修就是改建，基本上是维持局面。就宗族祠祭祖先而言，元之于宋，不如宋之于唐末五代十国发展。
唐五代十国到宋元宗族的祠庙祭祖，有一个受佛教影响逐渐减弱的过程，南宋出现的族祠标志着宗族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二、明代兴化的大姓与祠堂设置状况
明代兴化世家大族伴随自身的发展，设置专祠祭祖更加普遍。
明朝设兴化府，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裁兴化县，将其西南乡地入莆田、西北乡地入仙游。如前所述，兴化世家大族历史悠久，势力可观。明正统年间修《兴化县志》[16]卷三特设《大姓志》，虽然这只是兴化府的一部分大姓，仍然能够了解当地大姓的情形，我们不妨引录如下：
郑氏，古荥阳人，梁陈间中郎将庄与其兄露、弟淑倡学南湖，寻卜宅福兴里，寻洋子积事唐为金紫光禄大夫，孙方廷仕为殿中丞、上骑都尉。又析居于广业里霞溪，迨宋末复迁瓢湖。
薛氏，古河东人，宋初有廷辉者为百丈镇将，因占宅于清源西里凤搏，子峦擢第为殿中丞，自是皆世居焉。迨国初屡经灾瘴，遂徙于郡之枫亭。
方氏，按推官华官谱云，方氏盖周方叔之后，东汉纮避地丹阳，至唐有叔达者为泉州祠史，遂家焉。叔达之后，初居莆田之方山，子孙散居郡境，自天宝中由方山出迁游洋。大房子佑，生三子：长迪吉，居百俊，待制偕其后也；次元吉，居赤石；三逢吉，居上仓，其后析居凤冲。
陈氏，古颖川人，唐五代之际，先自光州固始县南来，避地数徙，入山益深，遂卜居福兴里谷目。在广业、瓢湖、 溪者，梁进士沆为天雄节度巡官，知梁政必乱，以父丧在岭南，弃官南走。负丧归，王审知欲辟以官，坚辞不起。男仁璧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劝洪进纳土于宋。太祖嘉之，授检校膳部员外郎、泉州录参，遂家于是。以孙靖赠尚书仆射，后迁于桐刺里。
林氏，唐端州刺史苇之后，苇五世孙名慕舜，咸通中进士，尉永春。自澄诸、三山来居于马洋，继又析一派，居于广业、清源东里之下林。后子徙宅于郡城之赤柱。
黄氏，古江夏人，居于广业、 溪。宋时有中庸者为太常博士，其后子孙相继以甲第显名。
董氏，古陇西人，初自光州固始县辅王审知入闽，寻移于清源东里龙眉。今子孙迁于永福大樟，而龙眉有祠在焉。
谢氏，古陈留人，初自光州辅王氏兄弟入闽，继乃卜宅于来苏里何严。
吴氏，古渤海人，居于兴太里县市，其地因曰吴宅。其在满长者，乃国初始来此而占居焉。
罗氏，古豫章人，唐末始迁入闽，居于清源里之昆山。
萧氏，古河南兰陵人，汉相国何之末裔也。初千夫长彦自光州固始辅王潮及审知入闽，守福州南台江，寻又移镇于永福瑶山寨。八世孙国梁宋干道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元至正间，有德厚者赠文林郎，乃徙于清源东里之陈山。今散居和陵、腾芦、东井、利坝、霞州。
蔡氏，古济阳人，始祖用元，自光州固始辅王审知入闽，据泉州。仕南唐为司空，卜居仙游慈孝里蕉坑。五代孙襄登天圣五年首甲，仕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季子少传旻，迁与浙右。旻曾孙成，承叔祖特进伸公泽为仙游县簿，得临旧邑，因家干何岭之东曰东蔡。寻移灵川、东沙、崇福。暨我明太祖龙兴，有裔孙伯禄者奉天征讨胡元，既而底定，乃奉红牌屯种广业里之霞州，自是世居于此。
论曰：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申焉。
以上共计12大姓。关于其迁居兴化的时间，除了吴姓不清楚外，最早是梁陈间的郑姓；明确指出是唐代的有方、林、罗3姓；指出在唐五代之际来居的有陈、董、谢、萧、蔡5姓；宋代的则有薛、黄2姓。显然，以唐五代之际来居者为多，如果加上唐代的3例，则有8姓是在唐五代时期迁居兴化的。关于这些姓氏迁居的原因，唐五代之际来居的都说是从王审知由光州固始到此；其它除吴、罗记载阙略外，均说是因仕宦来居。可见最集中迁居的原因为唐五代之际避乱。无论如何，来居者多仕宦宗族，诚如《兴化县志》的编纂者所言。其实上述大姓不过只是属于兴化县的大姓，莆田和仙游的一些大姓并未包括，如莆田的黄姓。我们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涉及不少大姓，可以参照。
为了便于对明代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的状况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们根据"汇编"的资料制成下表。
明代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事例表
出处 祠制 时间 建祠者 所祭祖先 备注
74?方氏祠堂记 盐使公故址，为龛十一 洪武三三年 十五世孙邦彦 始祖以下 旧有荐福、灵隐二祠
77?永思堂记 居室东构堂数楹 永乐二年 莆守周氏 双亲 周氏祠堂
80?林氏重修祠堂记 永乐三年 林德全 唐已建祠
92?余氏祠堂记 祖祠旧址，前后二座 天顺六年 贞吾遗孀戴氏 水南巨族
94?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 重建于广化寺 成化五年 莆、仙子孙 梁、陈间三位祖先 寺僧旧祀三先生
96?清江周氏宗祧碑铭 堂北列五龛 成化十六年
周孟仁之子孙 宋代始祖十七府君 祭田几三百亩
97?和美林氏祠堂记
以旧居为祠；中堂四楹，翼以二室 成化十年
林叔文 高祖以下 九牧林氏，祭租岁入五百石
100?林氏重建孝友祠堂记 择地另建
宣德？ 宗族与知府
唐代祖先
林居莆八大姓之首，旧有祠堂
101?蔡氏祠堂记（参108-109） 正寝之东 成化 潮阳丞蔡应元 宋代人蔡襄以下 旧祠约建于宋，弘治、隆庆[17]重修
102?杨氏祠堂记 居室东北，堂中三间 成化 族长崇进等 列祖 旧有祠
103?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 厅事故址，五龛
成化二年
族长等
制干、佥判以下
西墩支
112?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 祖居西南，祠堂近北列龛五 弘治十五年 吴朝器 始迁祖念四府君等 始建祠堂
118?沂山曾氏祠堂记 因居为祠，一堂三室 正德十三年 族长佐，房长植 始祖以下 先祠久弊
119?黄巷黄氏祠堂记 一堂五室
正德十年 黄巩等
再迁黄巷始祖以下 有旧祠
120?周氏西族总祠记 五龛 正德十一年 周良勤 唐代始迁祖 祀田三十亩，二房已有祠
122?林氏忠烈祠碑铭并序 道院之左
正德七年
林俊
唐代始祖蕴
祖祠，以别家祠
123?郑氏祠堂记 屋三间，为龛五
正德
郑继之
始祖以下
祀田十五亩以上建祠费三百金
131?永思堂记 治居室先建祠 嘉靖初
李廷安
曾祖以下
白塘李氏之家祠
132?蒲坂郑祠增建记 旧居改造
嘉靖五年
郑岳
蒲坂始迁祖冲远 南湖郑氏露公支
136?小宗祠碑记 故居之南，为龛五，后设总牌 嘉靖六年 方良永 高祖以下 祭田四亩五分，相对后埭大宗祠
138?南湖郑氏祠堂记 设于广化寺，中龛三，左龛二，右龛一 嘉靖十年
郑岳
始祖以下
寺故有祠
143?李氏重修东墩祠记 建于始祖故居 弘治十八年 李古愚等倡族人 始迁祖江王以下
155?衍德祠妥主祝文 万寿宫东
万历五年
林炳章
祖、父
林氏新创
156?重建梅峰徐氏祠堂记 梅峰之麓 万历六年 徐琦等
初祖以下
祭田三十亩，故有祠，重建
367?永思堂记 构祠于罗峰之阳 明初
傅元素
祖父
创建
369?重修祠堂记
旧址
景泰四年
傅文征
傅氏祠堂创于宋，景泰重修
373?仙邑陈氏祠堂记 三堂十二龛
弘治二年 陈俨 始祖、两房近祖 宋有祠堂
376?屏山家庙记
义聚堂之东，堂五间
成化十五年
郑纪
曾、祖、父 割田五百亩，另有祠堂祭祀始祖
397?郑氏祠堂记 创祠三间于蜚山之阳，中列四龛 弘治（？）
郑仪祥 先世神主 乐山郑氏
386?罗峰傅氏重建祠堂记 荐井之东 嘉靖三八年 傅日、傅可九 宋祠重建，傅氏在宋有进士26人
408?重修宗祠记 钱江朱寨
万历
朱彦卿
元祠重整，系大宗祠
上表共计31个事例，其中第156号以上24例为莆田的，第367号以下7例属于仙游的。
表中事例实际上只是兴化宗族祠堂的一部分，莆田人郑岳指出：“莆右族必有祠，祠必有祭。”[18]当地世家大族设祠祭祖十分普遍。如莆田柯氏的事例就需要补充，据丘浚《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记》说：“莆田柯氏，世居其邑东南之安乐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当有宋盛时，构屋数楹，以为族人总会之所，名以都厅，又于厅之东建祠堂，祀其始迁祖赠承事郎昱及其子[阙]丰令新之，处士辉之，盖数百年于兹矣。子姓环近而居者，母虑数百家，世远而派分，岁时祭荐，虽各于其寝室，至于报本返始之祭，咸必会于斯焉。历宋元迄于国初，屡修屡坏，至承事公十一世孙德平，乃慨然撤其旧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费，一出诸己。而族人弗与焉。时正统己巳岁冬十月，毕工则明年夏五月也。规制位设，一如其旧。”[19]可知莆田柯氏在宋代就已设置祠堂，祭祀始迁祖。还“构屋数楹”总会族人，实为族祠。宋元以来，该祠不断修理，明正统年间再次重修。再如郑纪《刘母朱氏墓志铭》记载：“成化丙申以故居闹市，恐夺家教，遂谋子闵，迁诸近村，先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20]刘母为莆田人，所建祠堂当是一所小祠。又如莆田宋氏，郑岳为宋友泉作墓志铭说：“宋氏自节推讳铣者，自晋江徙居莆之后埭，族久以大。......家居仕宦无厚蓄，训导、助教祠田薄，公割私田以助，构专祠以祀立斋，且倡修大宗祠，割地租以充祠费。修始祖节推评事公墓，而并及先世诸墓，割租田以祭。”[21]文中的训导、助教分别是宋友泉的曾祖和祖父，他们已经有祠，立斋系宋友泉的父亲，泉为其新设专祠，而且倡修大宗祠。可见宋氏近祖代代设祭，大小宗祠均有。此外，蔡襄的第三子蔡旻移居莆田东沙，为东沙蔡氏始祖。洪武年间后裔建立祠堂，嘉靖时毁于兵火，隆庆五年（1571）重建东沙祖祠[22]。
以上35个事例，分布在方、周、林、余、郑、蔡、杨、李、吴、曾、黄、徐、傅、陈、朱、柯、刘、宋18姓，其中方姓2例、周姓3例、林姓5例、郑姓6例、蔡姓2例、李姓3例、傅姓3例，有2个事例以上的这7个姓氏除周姓中有1例系地方官所建外，基本上出自同一始祖。也就是说，随着大姓的分衍，出现了不同支派的祠堂。如傅姓宋以来有族祠，明初创建的永思堂则祭祀祖父近祖；李姓分东墩、西墩两支，前者为大宗，后者为小宗，均有祠，而且李姓还有祭祀祖、父的家祠；蔡姓从蔡宅分出东沙支，二者都有祠堂；南湖郑氏是莆田最古老的宗族，除了广化寺的总祠，还有蒲坂的支祠等；九牧林出自莆田，兴化的林姓均以九牧为始祖；周氏西族总祠的名称就已表明还有支祠的存在；方姓既有大宗祠，又有小宗祠。兴化祭祖场所除了个别的总祠、宗祠外，一般叫作某氏祠堂。
兴化明代宗族祠堂与前代相比，在建筑地点上明显地脱离寺院而转向住所附近。《汇编》第77、101、131、136、376诸号的祠堂系家祠，就建于居所旁边。其它祠堂多建于祖先故居或族人遗产改建[23]。林氏、郑氏的祠堂与寺院有关，都是沿袭传统。明代兴化宗族祠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为祖先设龛，而不局限于祖先影像，一般是设置5龛。
表中有建成祠堂时间的共32例，其中明初1例、洪武1例、永乐2例、宣德1例、景泰1例、正统1例、天顺1例、成化7例、弘治4例、正德5例、嘉靖5例、万历3例。从成化开始事例明显增加，其中成化以前97年共8例，大约平均12年1例；成化至万历155年共24例，大约平均7年1例。显然，明代兴化宗族修建祠堂兴盛于成化以降的明中叶，即从15世纪后期开始增多。而嘉靖初年以后祠堂事例减少的原因是嘉靖三四十年代倭寇对福建的军事袭击。特别是兴化的壬戌之难，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攻陷兴化府城，不少宗族祠堂毁于战火。如徐氏祠堂为景祥寺檀越祠，“嘉靖壬戌郡城陷于倭，而寺与祠亦尽付诸灰烬之中”[24]。倭乱改变了兴化宗族祠堂建设的发展进程。
兴化宗族祠堂的设置形式一般是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族长在其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例如，《林氏重建孝友祠堂记》（《汇编》第100号）记载，唐朝因林氏孝友为其建双阙于门，且有祠堂。后祠毁，明代林氏在地方官的支持下重建，当时“族长理宗暨某等捐财协力，以成其事”。又如，《杨氏祠堂记》（《汇编》第102号）说，杨氏于明初新修旧祠，“时忌者讦其过侈疲民，没于官，其地遂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族长崇进、贵成等欲闻于官，乃复”。再如，《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汇编》第103号）表明，李氏先祠经数任族长努力始成。永乐间李氏旧祠毁，“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成化二年，岁在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制定祠制仪节。还有，《沂山曾氏祠堂记》（《汇编》第118号）指出：“正德癸酉，太二玄孙煊、燧当岁祀乎承，痛先祠久弊，谋割金储粟以为祠。倡族之长佐，房之长植、杜，群而和之，属纲纪于燧。燧遂割五金，族共割八金，累息二十金而奇，积粟百十石而奇，经始于丁丑之春，比戊寅祠以成告。”最后，《黄巷黄氏祠堂记》（"汇编"第119号）记载：“正德乙亥，主事子职方郎中巩谨承先志，谋之族之长尚义晟、宗孙增，合族属以相揆力，偕义以任，成于巩。”族长在建祠中的活动说明，兴化宗族的组织化程度是高的，像沂山曾氏的族、房长体系，白塘李氏的族长不断设置，都是显例。
除家祠外，明代兴化宗族祠堂一般祭祀始迁祖，多为唐宋时代之人。
明代兴化宗族祠堂虽有新创建者，但有相当数量是重建、重修，说明宗族祭祖有古老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宗族祠堂往往设置祭田，数量多在三十亩以下。
总之，明代兴化世家大族设置祠堂具有普遍性，它既出自祭祖的传统，也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历史变化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