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他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数番宦海沉浮，终身倡导洋务，却因此而知音寥寥，终至一生孤独。本文截取了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片断，以飨读者。]
明清以来，中国渐渐退出所有国际交往，以至于缺席了。闭关的铁门，锁住了“危险”，也锁住了进步。“不知今夕是何年”的人们，于门破洞开之时，还迟迟不愿醒来。 这时，惟有“独醒者”郭嵩焘，第一次兀然地站在雾中的伦敦，花中的巴黎，向世界宣示着中国人重出江湖的信息。他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一切都无成法，一切无从就教。千头万绪中，惟有自己的胆识可资商问。也许，不幸的中国，在它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时，有这样一位使者，亦算是极大的幸事。 郭嵩焘甫出国门，便进到了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走入了国际社会“重磅人物”之中。 觐见英女王的次日，郭嵩焘便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活动。他先是拜会英外相德尔贝、首相毕根士由、御前大臣赫弗，接着访俄、法、德三国公使，然后依国别大小一路拜下去，连英国各部大臣在内，一口气竟走了三十六处之多。 西方报界开始注目于这位中国公使。1877年2月21日，郭嵩焘的附照新闻特写，仿佛在提醒人们：中国人真的来了。 对于此次出使的宗旨，郭嵩焘始终清醒而明确：“吾辈奉使海外，委屈以通和好，富郑公所谓主忧臣辱，正今日之事也，务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病得失；苟利于国，仿西行之，则置之，一存薄视谩侮之心，动作议论，必有不能适宜者，非奉命出使之旨也。” 在郭嵩焘的日常应酬中，除外交人员外，贵至英皇室和法国总统、两国内阁议院要臣，杂至学界、企业界、商界各色人物，甚至广到了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名人，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英国前首相罗素与格立斯敦、巴西国王夫妇、波斯国王等等。其耳目闻见的程度，恐非仅用鸿儒白丁的形容所能概括得了。 以六十岁的衰病之体，每日奔波于茶会盛宴，私宅场馆，且要时时提起精神，处处留心体察，事事力求得体，语语不卑不亢，着实不堪其累。而每遇一稍可记之事，可感之人，回馆后便以蝇头小楷，字斟句酌，仔细录下，作为公使的身心之劳，郭嵩焘感之弥深矣！ 他日记中最长的一篇，几达六千字之多。视力原已不佳的眼睛，便常常在这日不稍歇的写作中，涩痛、发炎、泪流不止。然而，昏花的双目，却挡不住郭嵩焘明澈的判断：中国要自立于世界，必先遵从国际社会的规则。他甚至有一个至愿：每个国际场合，都应该有中国人的身影。 郭嵩焘当年的这种强烈国际参与意识，仅从如下三事便可窥见一斑： 出席“万国刑罚监牢会” 在近代国际会议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并列名于“主持”之列，似亦从郭嵩焘而始。虽然这所谓“主持”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但郭嵩焘1877年在瑞典“万国刑罚监牢会”上的亮相，无疑是不同寻常的，令国际司法界为之瞩目。 这次在瑞典召开的会议，是国际司法界的年会。其常务理事们，曾在1877年布鲁塞尔大会结束后，正式通过瑞典驻英公使转告郭嵩焘，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次年八月的瑞典会议。 郭嵩焘对西方监狱制度，早存欣赏之意。使西途中，在香港、新加坡参观监狱时，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至今仍令他念念不忘。及至到英后，看到英伦的监狱，规模更加宏大，颇类似于工艺传习所，显示出西方司法制度与中国的迥然不同。集服刑、惩戒、劳作、技能于一体的“新式”监狱，在他心目中，很能体现西方“政教”精神的某些东西。 遇到这一探讨观摩的好机会，郭嵩焘自然愿意积极促其成。为此，他当即上了一通奏折寄来，希望朝廷莫失此借鉴之良机，准派使馆一名参赞以下职务人员，赴会观摩旁听。 面对他的这一建议，总理衙门的态度却表现得极为冷淡：无庸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议事。理由也很简单：此邀请发自瑞典国，而该国并无驻北京公使，与成案不符。 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回复了郭嵩焘一封信：“瑞典刑罚监牢会即使往观，势难尽废数千年老例，咸与维新。”口气很消极，大有泼他凉水之嫌。 但是，那厢里的郭嵩焘仍不愿放弃这一良机，于是只好另想办法变通。幸好，此次国际会议还有一条，即遍邀各国公使列席。既然如此，他便也只能以中国公使的个人名义，亲自赴会了。当其时，大会对他礼遇甚高，还特别盛赞他对禁烟的贡献。也许是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郭嵩焘自己对此事并未更多张扬。一番劳心与周折之后，诸多的见闻与感想，他也只有全埋在自家心里了。 从前前后后看，郭嵩焘对此事可谓极为严肃认真。接到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通告后，他并未立刻具奏于北京朝廷，而是对此会的来龙去脉，先做了调查：八十年前，英国人侯尔德，不满各地监狱的管理混乱和非人道待遇，上书政府改革监狱制度。后来法、奥、德等国也相继仿行改制，以至共建“万国刑罚监牢会”例会制，相互研讨维持。 西方各国之间，每冲突或迁延不决之事，往往会求诸公法和“公议”，当然不只是这一件事。到欧洲不久，郭嵩焘便觉察到，西方人极重视利用“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来协调各个国家间的纷争：“西洋积强已数百年，而慎言战，确定万国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数年或十数年，必分胜负乃已，故可以理诉，而不可以力争也。” 相比之下，中国却从未涉及过这个领域，更遑论借之自保或自存了。在当时情势下，举国之中，对“大清国”自外于国际社会却浑然不知的麻木状，郭嵩焘是感之最深而观之最清的。其中，既有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自觉警醒，更有深刻的责任意识与危机感。于是，在与李鸿章的诸多书信往来中，他便不断提及“请定中外交涉律法”，极望引进国际公法。 因求之急切，便难免理想化，对“万国公法”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占领安南（越南），郭嵩焘便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据“法”力争。显然，事实与他的意愿差之甚远。这还不只是国际法人才阙如，也不仅是中国人愿不愿如此，更有一个国际法实际适用范围的问题。 这一点，也正是他早期洋务主张的盲点。在随后的实际中英交涉中，郭嵩焘才算看得更清楚些了。 设立中国领事馆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曾提到一个胡家花园，主人是新加坡华侨胡璇泽。其人在当地财力雄厚，且颇有威望才干。当时新加坡经商华人众多，却处于无人组织、无人保护的离散状态，而耳闻目睹中，西方发达国家却重视侨商利益，开口岸、设领事，商国联成一气，人气事业两相兴旺。因此，他有意促成新加坡建领事馆，而推荐胡璇泽引领众侨，主持领事馆，其后在各地广设华人领事。 1876年10月，郭嵩焘第一次上奏朝廷，提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一年之后，他再上一折，明确建议清廷仿照西洋之法，设领事于各地。清廷也批准了此议。 依郭嵩焘看来，此事至为简单，只要英方依照国际成法，履行程序即可。未曾想，事情正出在最重“万国公法”的英人身上。英外交部德尔贝言称：准许中国暂设领事，但是否常设，无可答复。 对此，总理衙门显然不能理解，遂复函相问：“中国在贵国初设领事，据贵伯爵覆文，一似中国常设领事不能自立者。查各国在中国设立领事，一经驻京公使照会，立即分行知照。若中国设立领事，止能暂设，不能常设，似非持平之道。” 没错儿，这确非“持平之道”。 1878年1月，依据自己一年来的驻外经验，郭嵩焘明确向英方提出了质问：“查各国公例，相互设立领事官，保护本国人民，调处争讼等事。中国本无办过成案，现经遣派公使驻扎贵国，自因一切仿照公例办理。原定和约，中国无遣派领事明文，亦并无遣派公使驻扎明文。是此二条，应通准作一例，不宜歧视。”此函可谓简洁坦率，亦有切中要害之深。 面对郭嵩焘关于“公例”的驳难，德尔贝的扭捏似再无道理；而所谓公使与领事情同一理的推论，也使英方“不能遽定”的模棱推诿，再也站不住脚了。最后，英方被迫点头同意，设领一事终得解决。 在设领一事上，固然是国际通则起了作用，但问题在于，正是由于中国公使郭嵩焘的力争，才使中国有了“享用”此一通则的平等资格。否则，其后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处中国领事馆的设立，怕是遥遥无期，望之无日了。 西方人并不情愿自降“身价”，与华人“共享”国际公法的便惠。在一起中英纠纷中，此意更是昭然若揭。 镇江趸船案的交涉 事情并不大，起因也简单。英商在华三大洋行之一太古，在长江河道镇江处停泊趸船时，曾造成了江岸坍陷，中国理船厅要求察看坍情，太古理应移泊配合检查，但中国方面竟遇到拒绝。太古洋行声称：中国无权令其移泊。 官司从镇江关道打到总理衙门，从太古洋行牵到威妥玛，时间从1874年3月一直拖到1877年初，仍是没有结果。总署无奈，将案子交给驻英公使郭嵩焘，寄望于同英政府亲自交涉。 为此，郭嵩焘首先照会英外交部，要求英方由政府出面，令太古洋行移船。倒是很快有了答复：太古与中国官方各持己见，英国政府不便立断。此语看似公允，实为袒护太古。 在英外交部的拖延含糊中，郭嵩焘想亲自搞清原委。第一个要了解的，自然是曾亲参此案的老冤家威妥玛。威妥玛这时倒颇为客气。简单介绍交涉经过后，他劝郭嵩焘放弃努力，说如诉诸法律，定对中国无利。郭嵩焘忙问：“是何根据？” 威妥玛立即一副讶异的样子：“你难道没听说，律师已否定中国官方意见了吗？这是总税务司赫德先生居中调停，为慎重起见，亲自请律师剖断的。” 威妥玛言之凿凿，很难叫人不信，但事实上，这又是他“欺哄”中国人的故伎重演。这位“中国通”，曾在国内公开声言：对中国人要左手打耳光而右手揉抚，软硬兼有，虚实相间。郭嵩焘虽深知其人之诡，但值此重大问题，难辨真伪之际，也只有暂信其有，而暗中察考了。 几番调查咨询之后，郭嵩焘才知道，事实竟全然相反：威妥玛的证言，纯系子虚乌有。英国方面一名律师亦曾向他秉公直言：镇江趸船移泊案，咎在太古洋行；中国方面要求，实为正当。 事情因反差太大，反倒有了转机。 1877年9月14日，郭嵩焘照会德尔贝，要求重新讨论此案，并将自己详细整理出的另本案卷，以及他与英律师的问答记录，一块儿送上参阅。德尔贝当面答应尽快办理，却仍迟迟不见动静。 11月3日，郭嵩焘再次催办。文中语含讥刺，已有无可再忍之意：“本大臣深望贵伯爵持平核议，庶免争执。距今日久，尚未接准议覆，诚恐本国国家责备本大臣，以为在此数月，未能完结，何以为解？譬如贵国公使在中国移请总理衙门商办此等案件，若耽延多月，必致盛气相凌，以为诧异。所以本大臣不得不备文催请。相应照会贵伯爵，即烦查照前文，迅速核议见覆，盼望实详。” 未隔几天，郭嵩焘与威妥玛间，又爆发了一场争论。郭嵩焘索性再次致信德尔贝，此信再无客气，一吐多日来的失望与愤懑。 “中国与西商交涉事宜惟能按照条约办理，不能援引西洋律法。”这是威妥玛的无理之“理”，也成了郭嵩焘的靶子。郭嵩焘明言：威妥玛令他“惊异”而“失望”。惊异者，英国堂堂公使，竟口出此等蛮横之语；失望者，素来办事“均有条理”的英国人，竟公然漠视别国律法，无意澄清事实。 自《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便在领事判制权的庇护下，自外于中国司法，享尽特权。一般情况下，中国无权过问洋人洋事，是条约所载；且洋商身处异地，纠葛往往复杂难辨，难以处理，中国苦果独吞也就罢了。但镇江趸船一案，已然超出通商范围的领事裁判权，属中国“自有之权利”的江河道路问题，中国理应操全权处理，却横遭英商阻碍，而且案件移到英国本土，竟也得不到秉公解决，这委实令郭嵩焘疑惑，以致动摇了对英国法律的严正平恕印象。 依此案中英国的逻辑，中国有完全主权的江河道路，却成了洋商的财产，以此，郭嵩焘推论：“此条约之一言，举一切交接事宜，皆得平实援引，随事争持，而尽弃中国自有之权利。”至为荒谬。 在这些有力指责之后，信末是气势不减的声明：“是此次停止太古趸船准单，实系依照（中国）引水章程办理，尤不得专据保全洋商财产之一言，置大端关系于不问……惟据威公使言，‘中国不能援引各国律法’，诚恐此言一经传播，或至据以为信，则中国律法既不能行，各国通行法律又不得援引，中国实亦无自处之道。本大臣于此实怀焦急之私，不能不据情一言，统希裁夺。” 也许是此信太过一针见血，英国外交部无辞以对。不久即复文郭嵩焘，答应中方移船要求。 一桩小小的移船案，竟拖了将近三年。这其中，若不是郭嵩焘的一再努力和坚持，定会不了了之。在当时的中外交涉中，这案子也原不算什么的，却偏偏遇上了郭嵩焘，究根问底，不依不饶，英国人大概最后也是计穷，加上无趣，在中国人面前，很少有地甘拜下风了。这倒叫人想起一句俗语：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郭嵩焘的这股执拗劲儿，倒不是平头百姓的豁命相拼，而是那种“真理在握”的自信，和对公使职责毫不掺水的责任感。否则，他完全可以乐得省事，随便一个什么借口，搪塞过总理衙门了事。 这件移船案虽难办，但郭嵩焘的思路始终清晰，且最终还算有了结果。但外交事务中的大半，却是迂回复杂，难以立辨，处理起来常常沾泥带水，不那么容易博得好名声的，这倒也与个人的敬业精神无太多关系。正应了那句“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的老话。
（2004年第6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