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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法国“第一诗人”
维克多·雨果于1802年2月降生在贝桑松一所古老的屋子里，他是雨果家的第三个孩子。从他稍稍懂事起，他就感受到了家庭的分裂和对立，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则是保皇党人，他们彼此誓不两立，而且各自对孩子们灌输自己的观念。这种家庭气氛以及观念冲突，影响了维克多·雨果的童年生活，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
早熟的小雨果迷恋上了诗歌，十四岁时他就已是一位丰产的诗人，他写了十余本诗稿，还写了一部献给母亲的诗体剧《伊尔塔麦娜》。父亲本来希望维克多考理工科大学，但看到儿子如此嗜迷文学，后来又获得了两项诗歌大奖，也就默认了儿子的选择。雨果终其一生都是一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就曾说过，雨果是法国的“第一诗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明确指出：雨果“在今天的地位主要得之于他的诗歌”。
写小说“仿佛蹲监狱”
然而，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维克多·雨果主要的是位小说家，他是和《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经典名著联结在一起的。这也难怪，雨果的诗译成中文的不多，而且最要命的是，翻译的诗几乎不可能再现原诗的精妙。有论者说：雨果“能用词语敲出钟点，用韵脚奏出钟声，用顿挫、反复来吹起悠扬的笛声”。可惜从译成中文的雨果诗篇中，我们感觉不到这样的艺术魅力。诗人雪莱就曾说过，把诗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无异于“把紫罗兰投放在炉火中”。而小说则不同，尤其是情节丰富的小说，它译成另一种文字之后，不会有多少损失。所以，我们所熟悉的雨果是一位小说家，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小说家。
1830年，28岁的雨果“买了一瓶墨水和一大块厚厚的灰色羊毛披肩，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他奋笔疾书，撰写他的小说，仿佛蹲监狱一般。”雨果夫人阿黛尔语五个多月后，小说写成了，就是那部动人心魄的《巴黎圣母院》。书中美丽、纯洁的爱丝美拉达，丑陋而善良的卡西莫多，虚伪、阴毒的副主教克洛德，这些人物对我们许多读者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
雨果的另一部旷世巨著《悲惨世界》，从酝酿到完成，经历的时间则要漫长得多。早在1840年，他拟定了这部小说最初的计划：《悲惨世界》———“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1841年，雨果写了一篇散文《芳汀的由来》，文章叙述V.H.即雨果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纨绔子弟恶作剧地往一个妓女衣裙里塞雪团，因而引起撕打，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抓走了妓女，并要让她坐上半年牢；V.H.出于关心，跟到了警察局，他向警察局长说出真相，并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他的担保使这不幸的女子得免牢狱之灾……这个妓女后来就成了《悲惨世界》中苦难芳汀的原型。
然而，雨果真正动手创作《悲惨世界》，却是在二十年之后。
流亡中完成《悲惨世界》
1851年12月11日，雨果揣着“印刷厂排字工朗万”的护照，离开法国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此前雨果因反抗路易-波拿巴的反动政变，而受到警察的追捕。不久，雨果的情侣朱丽叶也来到他的身边，与他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后来他们移居至盖纳西岛。
1860年4月，雨果打开在流亡途中多次濒于毁灭的铁箱子，那里面装有《悲惨世界》的素材与手稿。“我花了整整七个月对整个结构反复思考，理清脉络，使十二年前写的一部分和今后将写出的另一部分完全一致。”十二年前他曾着手撰写《悲惨世界》，但由于他投身于1848年的革命，而致使《悲惨世界》“搁浅”。
《悲惨世界》的创作是以真实生活为依据的，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有其原型，如米里哀主教“一个圣人”，冉阿让“一个男人”，芳汀“一个女人”等，正如传记作家莫洛阿所言：“现实生活给模糊的形像提供了模特儿，而文学家则是把明与暗安排得恰如其分。”
《悲惨世界》中的珂赛特是个让人怜爱的女孩。朱丽叶为珂赛特在修道院的那段生活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因为朱丽叶本人十岁时曾寄养于巴黎的一座修道院里，在那里度过了数年时光；朱丽叶还给了雨果“圣·马德兰修道院一个女寄宿生的手稿”，作家将其中的一部分原封不动地搬进了书中。至于书中的起义场面，则有雨果本人在1848年革命以及流亡前巴黎街垒战斗的亲身体验。书中马利尤斯甚至还有雨果自己的影子，马利尤斯追求珂赛特，就像当年雨果追求阿黛尔……在雨果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朱丽叶始终是坚定的支持者。雨果的大部分诗稿、文稿，包括这部鸿篇巨著《悲惨世界》，都是朱丽叶用蘸墨水的鹅毛笔誊抄的。在誊写《悲惨世界》时，她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她在给雨果的一封信中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看到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珂赛特，了解她那个漂亮的布娃娃的命运。我焦急不安，希望尽快地知道那个高尚而可怜的囚徒——市长先生冉阿让是不是已摆脱了魔鬼沙威的跟踪……”对朱丽叶来说，整日埋头誊抄虽然辛苦，但能荣幸成为这部书的“第一读者”，就足以抵偿一切了。
终于有一天，雨果在给友人瓦克里的一封信中，欣喜地宣告：
“今天，1861年6月30日，上午8点半，当一轮红日挂上我的窗扉时，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这部书令世人为之动容
雨果对刚完成的《悲惨世界》充满自信，相信这部书必定会吸引大批读者。此时他还处在流亡之中，为保障家人将来的生活，他要将这部新著卖个好价钱。
有个叫阿贝尔·拉克卢瓦的比利时出版商，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承担《悲惨世界》的出版。他答应雨果提出的条件：以30万法郎相当于现今的600万法郎购下12年的版权。拉克卢瓦读了书稿后，想要对书中哲理性议论进行删节，遭到了作家的拒绝，雨果告诉他：“轻快而肤浅的喜剧只能获十二个月的成功，而深刻的喜剧会获十二年的成功。”
当时还有多家报纸要求连载《悲惨世界》，也遭到雨果的拒绝，他想把一切机会留给那个出版商。事实上，靠了这部《悲惨世界》，年轻的拉克卢瓦在前六年里，就净赚了51万7千法郎《悲惨世界》问世后，如预料的那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扬，当然同时也有一些贬评者，其中包括福楼拜和波德莱尔。不过，时间是最公正的仲裁者。《悲惨世界》作为一部伟大作品，日益深入人心，影响遍及全世界每个角落，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悲惨世界》还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它在银幕上映现的人物形象，令世人为之动容。而单单一出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据悉迄今为止就已拥有超过4900万的观众。雨果当年所说的“十二年的成功”，看来他的估计也显得过于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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