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始信峰上两山之间的渡仙桥，就是峰顶，清朝有个叫江天一的名士，曾经独自一人坐在这儿弹琴，高山流水，江名士觉得，黄山的松石，就是知己。
徐霞客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人们说别的山是以形态取胜，而形态是看得够的，黄山是靠变化取胜，但变化是看不完的。这黄山是“一片之云有异势，一尺之松无凡枝”。因此，走过黄山的画家石涛，如鱼得水，石涛说自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
以黄山为题的画家，成百上千，石涛是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石涛说，“渐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
石涛说的渐公，就是渐江和尚。渐江，俗名江韬，法名弘仁，别号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人，是明末的生员、新安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在黄山，猿鸟都不去的地方，渐江去了，猿鸟都没有看到的景色，渐江看到了，然后，久久地独坐在这样的景色之中的渐江，和黄山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渐江用书画的形式，记在纸上，《黄山画册》便是渐江以至灵之笔传写黄山真性情的精心杰作。“不但惜墨，而且惜笔，看似枯寂，细玩之，神味耐人咀嚼，”这是渐江一贯荒寒冷逸的艺术风格。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如果说渐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那么黄宾虹就是标新立异的路转了。黄宾虹一生九上黄山，于山于川，可以说是“身到，心至”。 黄宾虹大器晚成，“先生七十后，夺得造化之精英，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年过八十，尤见精神。”八十岁的老人，“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所谓“黑、密、厚、重”的风格，正是黄宾虹进入艺术巅峰时期最显著的特色。
最初的时候，国内著名的墨工因避乱来到徽州，手艺代代相传，制墨也生生不息。而黄山上漫山遍野的黄山松，是制墨最好的原材料，这样的珠联璧合，使徽墨水到渠成地名扬天下。徽墨的创始人是李廷珪，他使碌碌无名貌不惊人的徽墨，出落得“丰肌腻理，光泽如漆。”
李廷珪之后的一代名匠是潘谷，潘谷制造墨，出类拔萃，潘谷辨认墨，也是炉火纯青。
潘谷不擅书画，却是艺术家的情怀和性格。他也喜欢喝酒，有一天，喝得畅快淋漓的时候，让家人取出账册，将别人欠下的墨账全部扔进了火炉，然后摇摇晃晃地出了家门，扔下的一句话是，好酒啊。
酩酊大醉的潘谷，就在这一天掉进了路边的小河里，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潘谷是不写诗的诗人，或者他把制墨，当成写诗了。
李廷珪和潘谷，还有清代的胡开文、曹素功、汪近圣和汪节庵，是徽州墨工中的佼佼者，是他们使黄山上的松树，以一种人文的姿态，展示在一朝一代的册页之中了。
在徽州，和徽墨一样悠久且赫赫有名的是歙砚。徽州的文人墨客，几乎都有一段与歙砚相关的故事，与笔墨比较，砚石仿佛更是终身的伙伴，这应该是他们对歙砚情有独钟的缘故吧。
站在棠樾的“存养山房”，琳琅满目的砚石让我们想到了鲍氏家族的另一位名人鲍叔堂。
歙砚的好，好在质地。《歙砚辑考》中说，坚的砚石，一定不嫩，润的砚石，又多半太滑，只有歙砚，可以说得上是嫩而坚、润而滑。歙砚的好，好在铭文。歙砚的主人，刻在砚上的文字，展示的分明是多姿多彩的个性和人生。
歙砚的好，好在雕刻，好的雕刻，使一方歙砚既保持了山野自然的本质灵性，又平添了超凡脱俗的艺术美妙。
也许，就是因为徽州人杰地灵，徽州生长的笔、墨、纸、砚才是如此的出类拔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房四宝，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是如此的动人心弦
第八集 云外山河
两岸山水尽得风流，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船靠岸的地方，就是桃花源了。从前的古人吟诵着“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走进桃花源的他们，感到徽州其实就是一户风雅的人家。
山和山之间，是一弯浅浅溪流，沿着溪流，是绵延不断的鸟语花香，这样的意境，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仿佛。
洞里栽桃不计时，人间秦晋是耶非。
落花遍地青春老，千载渔郎去不归。
这是宋朝一个名叫孙抗的黟县人，对家乡山水的描画。宋朝前后的黟县人家和来往黟县的文人墨客，十分肯定地认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在徽州。
这样的高墙，历史和岁月构筑起来的两边高墙，向我们昭示着徽州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曾经经历的故事，究竟是我们百思不解一个谜语，还是我们恍然大悟的一个隐喻。仿佛，就是这一条细细长长的小巷了，就是它穿针引线，将青山绿水间的平常人家，绣绘得如此美不胜收风雅无比。
在徽州，民居、祠堂和牌坊一起，称为三绝；而镶嵌在民居、祠堂和牌坊之上的砖雕、石雕和木雕，称之为徽州“三雕”；三雕使三绝别开生面精妙绝伦，三绝使三雕天衣无缝容光焕发。
面对如此精美绝伦的木雕，我们想到了徽州的“三槐堂”。
三槐堂又称“王家大厅”，是明朝万历年间徽州休宁县王经天的故宅。
而“花山迷窟”则是大气磅礴的。
烟村一带十多平方公里连绵成片的洞窟，依照当地人的说法是“黄山三十六峰，烟村七十二洞”，七十二洞，这应该是徽州最具规模的“石雕”了。
也许，就是这样的创造，徽州的生活，更有一番别样的艺术的韵味，也许，就是这样的创造，徽州的艺术，更有一番生活的情趣。当文化的生活和生活的文化水乳交融，三绝和三雕，就是收藏起的徽州和关于徽州的收藏了。
依旧是走在黄潭源的路上，因为桃花源里的人间烟火，我们的眼前闪过了清贫人家发愤苦读的少年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样的情怀，至今依旧焕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1917年，学成归来的陶行知谈起自己的理想，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也许，就是因为自己的求学之路太坎坷了；也许，意识到教育对于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太重要了；也许，就是程朱阙里千年以来崇尚儒学的风气和传统，投身教育事业的陶行知，坚毅热忱，义无反顾。
“和马牛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黍稷下功夫。”这是陶行知贴在亲自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礼堂里的对联。也是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教育理念的具体说明。
从紫阳书院到晓庄师范，从朱熹、戴震到陶行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属于徽州的一脉相承的品质，这样的一脉相承，使徽州神采奕奕。
陶行知的好友，也是他的同乡、同学的胡适，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曹诚英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也是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71年，临终前的曹诚英说，待我死后，把骨灰带回乡里，就埋在胡先生故乡的大道旁，我生前没有再能见上他一面，真是遗憾啊。
1917年12月13日，结束了七年留美生涯的胡适，踏上了完婚的归途，走进绩溪上庄村口的胡适，在这个时刻更加明确了自己心底的恋人，不是新娘。而新娘是十三年前老母亲定下的江冬秀，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
就像鲁迅一样，他们都是反对旧道德、旧伦理的急先锋，但同时又是旧伦理、旧道德的牺牲品。
第九集 花雨弥天
在徽州，傩戏就是贴在春天里的对联。最初的时候，傩，是徽州乡村驱鬼逐疫的一种形式，后来，傩的表演中，有了人物和故事，傩也就成了一种特有的戏剧形式，徽州人说，这就是傩戏。
徽州的乡村，看戏的热情是高涨的，演戏的日子也肯定是不少的。
沈三白生长在苏州的小康之家，他是一位彻底的江南才子，能写一手好文章，《浮生六记》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沈三白的人生中，有一段到徽州游玩的经历，沈三白在绩溪的时候，听说三十多里之外的一个地方，正在举行一种名叫“花果会”的庙会，沈三白就请了两个当地人，在竹竿上绑了一只靠椅，抬着他兴冲冲地去了。
沈三白见到的戏台，应该是因庙会而临时搭建起来的。徽州更多的戏台，设在祠堂里，戏台也就成了祠堂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与陈列着祖先牌位的享堂相对。遇上演出的时候，族人们打开享堂的隔门，既体现了祖先的荣耀，也有一点和祖先欢聚一堂的意思。
徽州的乡村，看戏的热情是高涨的，演戏的日子也肯定是不少的。逢年过节、祈福祛灾、祭祖还愿的日子，常常也是看戏的日子。徽州还有一条民俗，就是村民私自砍伐树木，聚众赌博或者在祠堂里乱丢东西，就要受到宗族的处罚，处罚的形式就是掏钱请村子里的左邻右舍看戏，自己认识了错误，别人受到了教育，程朱阙里的惩恶扬善，也是这样的抒情，因此徽州的平凡生活诗意盎然。
目连戏是徽州古戏台上，演出最多的剧种。目连戏是一个剧种，又是一个剧目，说的是目连为救打入地狱的母亲历尽千难万险的故事。徽州人说，目连戏“出在环沙，编在清溪，打在栗木”，指的是这一个故事发生在环沙，而编写《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是清溪人，“打”就是演出，要说目连戏的演出，栗木的戏班首屈一指。“一年目连三年熟”，说的是村子里邀请目连戏班前来演出的费用，还是比较昂贵的。
环沙村最后一次盛大的目连戏演出，是在1933年。1932年年底的环沙村，宗族的族长和大家聚在一起，说一些辞旧迎新的话之后，就提到了请目连班前来村里演出的事情，并且没花多少口舌，就非常一致地定下新年之际的演出。
与目连戏一样，在徽州生长的，还有徽剧。和徽剧最有关的人物是曹文埴，在徽州说起曹文埴，更多的话题是“父子尚书”以及栽在竹山书院的桂花。户部尚书曹文埴在京城官场上呆了28年后打了离职报告，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回徽州之前，曹文埴去了一趟扬州招了一班童伶，他将他们带到徽州去，让自己的老母亲在歌舞升平中颐享天年。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埴开始了扩大和改进戏班的努力，首先是从附近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教师，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曹文埴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于是称赞不已。“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簧”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就这样，徽剧从乡野走向了皇城，走向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殿堂。
明朝万历年间，春天的徽州心情灿烂。
正在南京编校《盛明杂剧》的著名戏曲家潘之恒回到家乡徽州，看戏听戏之余，潘之恒兴致勃勃地出了一则字谜：
“待月西厢寺半空，张生普救去求兵。崔莺失却佳期会，只恨红娘不用功。”
表演《西厢记》的演员笑吟吟地站起来说道，这不是一个“徽”字吗？
第十集 逝水流年
李白在洛阳游山玩水的时候，看到同华传舍的墙上题着一首诗。诗是徽州的一位名叫许宣平的隐士题的，李白记住了许宣平的名字，并且有了去徽州的念头。李白第一次泛舟新安时，与许宣平失之交臂，再一次来到新安江边，却是人去船空了。同样是与李白有关，还有太平桥、桥头的“太白楼”。
和李白一样，唐伯虎去徽州不单单是游山玩水，还是因为一个名叫程敏政的徽州文人。唐伯虎到南京参加乡试，名列榜首，成了名闻遐迩的“唐解元”，然后兴冲冲地往京城里赶，他是去一试身手的，也是想大展宏图的，不料却陷身科场舞弊案，以为要衣锦还乡的唐伯虎，锒铛入狱，甚至险一点丢了性命。唐伯虎涉嫌科场舞弊，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为此蒙冤经历了牢狱之灾。程敏政去世后的第二年唐伯虎到了徽州，想起从前读过的程敏政的《游齐云山记》，唐伯虎就上了齐云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紫霄宫玄帝碑铭》。
被古老的徽州深深感动的，还有谢灵运、苏辙，还有范成大、汤显祖，还有郁达夫。
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走过徽州，绘声绘色的短歌长吟，咏唱徽州。春去秋来的徽州顺流而下，柴米油盐和风花雪月就是两岸的风景。
我们感受徽州，徽州，就是村口的那株古老的樟树，生命中漫长的等待，季节里崭新的开始，眼前的路上，是多少背井离乡的身影，身后的窗口，是多少望眼欲穿的守候。徽商不蹲家，经营走四方。那雕栏画栋和粉墙黛瓦，是衣锦还乡的荣耀，还是山高路远的沧桑？有多少徽商从村子里走出去？又有多少贞节牌坊从路两边树起来？古老的樟树，见证了历史也被历史见证。
我们感受徽州，徽州，就是竹山书院清旷轩里的满园桂树，“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是西递履福堂上的对联。“家庭间孝悌为先，天地间诗书最贵”，这是江村孝子祠里的对联。徽州旧时的读书人走远了，留在书院里的琅琅书声，却经久不散。
我们感受徽州，徽州，就是黄山悬崖绝壁上的一棵松树。这一棵黄山松树，生长在生活和艺术之间，生长在烟霞云雾和水墨丹青之间。清、坚、冷、洁、高、简、劲、逸，这一些词语，说的是渐江笔下的意蕴，还是黄山松树精神？浓、淡、破、泼、渍、焦、宿，说的是黄宾虹的笔法，还是黄山松树的姿态？因为徽州，纸上的丹青，有了别样的风采，因为纸上的丹青，徽州，有了意外的生动。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1960年的胡适吟读这样的诗句时，已经是一个迟暮的老人了。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身在台湾的胡适，想起遥远的徽州，胡适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候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其实胡适所处的时代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只是在我们心目中，总觉得站得很高处，也不能望见他的背影。我们若有所思，走进这片风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古人或者一段趣闻，一个古人又自然而然地牵出一个故事，一段趣闻又顺藤摸瓜地引出一位名人。而徽州的魅力在于经历了这么多的人和事之后，依旧风姿绰约。
我们轻轻地走来，我们缓缓地离去。陌上花开，我们就这样和徽州心心相印。
站在路口，我们的身前身后，就是徽州，永远的徽州。
